【大纪元2015年10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报导）被誉为“中国独立电影之父”的独立制片人吴文光在捕捉大饥荒幸存者。“记忆项目”是建立中共统治最黑暗时代的第一手历史档案的草根努力。自从2010年以来，大约200名志愿者已经在全国拍摄逾1300个采访，以求在他们死去之前录下他们的声音。
《洛杉矶时报》10月14日报导说，当李亚琴16岁的时候，她吃着家人可以采到的任何东西：蒲公英叶，紫花苜蓿，稻芽，玉米壳。大人把这些压成饼状。
当她的孙女悄悄的用数字照相机捕捉她的时候，73岁的李亚琴讲述她眼睁睁看着父亲饿死的故事。
“他睡在床上，无法挪动，因为他太饿了。”李亚琴脸上是挥之不去的绝望。“他喊我拖他起来，但是当我试图拖他的时候，他只能在床上滚动，无法起来。然后他就不动了。”
中共政府宁愿这样的故事被遗忘。但吴文光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历史在中国是危险的课题
报导说，吴文光59岁，常常被视为“中国独立电影之父”。他戴着约翰•列侬眼镜、穿着蓝色牛仔裤和T恤。T恤上写着“100%生活，0%艺术”。
在中国，历史可能是危险的课题。在毛泽东的大跃进（1958-1961）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混乱笼罩；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或政治暴力。迄今为止，共产党严格审查有关这两个时代的记述。前者在官方历史中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中共谨防公开讨论它的原因和后果削弱铁拳统治的合法性。
记忆项目的焦点是灾难性大跃进，在这期间，自然灾难加上错误的政策造成数百万人饿死。官方记述宣称1500万人死亡，但是独立历史学者认为这个数字超过4000万。
在过去两年，中共当局关闭了几十个非政府组织，拘捕了数百批评人士和活动人士，进一步收紧了言论自由的空间。
中国的独立电影一直是重灾区。去年，当局关闭了中国最著名的电影节——北京独立电影节。这是11年来首次。
然而当被问及是否他担心官员骚扰时，吴文光耸耸肩。“在一个红线总是存在的国家里，你只需要寻找你可以做的事情。”他说。“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工作方式。”
美国西北大学电影学教授斯奈德克（J.P.Sniadecki）跟中国独立电影制作人密切合作，说记忆项目的小规模和分散性可能保护它免于官方报复。
脱离央视成为独立制片人
《洛杉矶时报》报导说，吴文光在1988年离开家乡云南，搬到北京，到央视就职，但是很快对国家的歪曲宣传感到幻灭，并被社会边缘阶层所吸引。
他读海德格尔、萨特和让 – 雅克•卢梭。他跟几名年轻艺术家、作家和摄影师一起在京城勉强维持生活；使用从央视演播室借来的Betacam，他开始拍摄他们的生活。两年后的1990年，这些镜头成为他的第一部电影《流浪北京》。
虽然中国电视台和电影院忽略这些电影，国际电影节却为之神魂颠倒。电影节主办者邀请他飞到伦敦、巴厘岛和洛杉矶。随着岁月流逝，他继续制作影片，并且在全世界展示，但是再一次，他发现自己幻灭了。
他说，他已经到过所有这些地方，但是后来他发现他并不满足于仅仅为了让别人喜欢而制作电影。
让村民拍摄自己的村庄
报导说，在2005年，一个欧盟基金招聘吴文光拍摄一部有关村民选举的电影，以支持在中国广袤贫穷的农村的地方选举进程。
吴文光决定尝试一点新鲜事物：他将把摄像机交到村民的手上。
他在广州报纸上登出招聘广告，从全国众多的农民和农民工申请人当中选出10个志愿者。在欧盟的支持下，他发给他们廉价的数码摄像机，教给他们简单的拍摄手法，告诉他们回到自己的村庄拍摄任何他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吴文光说，村民们拍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他们的手法，他们的对话，他们的素材选择完全不同于所谓的职业制片人。但是它们“很新鲜”。
记忆项目就是源自于这个想法。大饥荒发生在很久之前，已经被中国遗忘。吴文光想要更好的了解数字背后的个体故事。
28岁的舞蹈演员张萌起成为拍摄大饥荒的志愿者之一。她说，这些故事“真的改变了我，它们改变了我对历史的认知”。她说，历史不是庞大的数字和统计。它是这些细节。
责任编辑：李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