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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一位老华侨的逃亡之路

图为上海市卢湾区公安局于1983年出具的复查决定书,撤销了1961年3月7日对杨福熙的劳教处分。杨先生对此表示,共产党真的是不要脸,像开玩笑一样。这些文件被妥善保存至今,白纸黑字讲述著现代年轻人无法体会的苦难经历。(凌宇/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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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11月30日讯】(大纪元凌宇比利时采访报导)杨福熙先生,已经旅居比利时三十五年。他生长在中国最繁华的大上海。父亲做珠宝生意,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动荡年代,他和家人经受了无尽的苦难,在1980年政治运动刚刚结束不久,人们终于可以开始向往美好生活的时候,他却毅然决然带着妻儿来到比利时。他说,出国是为了逃命。近日,杨先生以真实身份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哪年出国的,当年为什么要出国?
杨福熙先生(以下简称杨):我是1980年3月来到比利时的,我出国是为了逃命。

改革开放的时候为什么要逃命出来?接下来,杨先生讲述了他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那二十年。正是这二十年的苦难,让他决定出国,也让他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

杨先生的父亲是做珠宝生意的,但在1949年中共进入上海后,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充了公。父亲在1950年就逃亡香港。1956年,14岁的时候,他萌生了想去香港的年头,父亲也希望他去。

记:您想去香港是为了见父亲还是为了逃离大陆那个环境?
杨:一方面我不喜欢政治啊什么东西。我俩个舅舅没去,后来就倒霉了,什么右派啊、坏分子啊、都挨上了,一直到死他们都是社会的最底层。

最终,杨先生没能如愿去香港,却在1959年,17岁,高二的时候,被征召到了安徽。

杨:1959年春天,安徽到我们上海卢湾区来招青年工人。讲的很好了,什么厂房已好了,就是等人了。结果呢。上当了,到那边去了什么都没有。”

当时杨先生的弟弟正在北京舞蹈学校,家里只有母亲一人,母亲得了糖尿病需要人照顾。姐姐早已定居法国,在姐姐向法国大使馆争取后,他才结束了在安徽淮南一年多的苦日子。但是他的户口却留在了那里,这给他之后的人生带来了很多苦难。

回到上海后,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也没有粮食配额。他和母亲只能吃一份口粮。排著长长的队,只能领到一点点糕点的情景,他至今还记忆犹新。

1960年的一天,他在家里莫名其妙被抓了。

杨:上来八个人,有公安局的、派出所的、有治安保卫员,还有小组长啊,总共八个人,说我们有事情要问,就这样把我带去了,家里就被抄了,没有什么逮捕证啊、搜查证啊,我们那时都不懂,才18岁啊。

记:他们也没告诉您为什么要抓,为什么抄家?
杨:什么都没有,就是说有事情要问问你,去就去吧,结果去了公安局一下就拘留,关起来了。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不到,问我什么事情,我什么都没做啊,我在里面被关了9个月,3个月一次提审。一直到第三次提审我才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后来他们问我写给我父亲的信,说我写户口也没有,粮食也没有,北站丢小孩子,怎么怎么的。我有个习惯,写了东西喜欢留个底。因为家都抄了,他们得到了底稿。说我写信啊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恶毒谩骂共产党,对现实不满,还企图偷越国境。判我强制管制三年,送劳动教养。我1980年被抓,1981年被判刑。

公安和地方官员为什么会跟一个18岁的孩子过不去?前因却是母亲的义举得罪了地方官员。当时,一名中共官员总是调戏妇女,行为极其恶劣,受害人告诉了身为妇女代表的母亲,母亲就给当时的市长写信反应情况,市里派了调查组,此官员之后被判刑。从此母亲就成了地方官员的眼中钉,这也为以后母亲被判刑埋下了伏笔。

图为上海市卢湾区公安局于1983年出具的复查决定书,撤销了1961年3月7日对杨福熙的劳教处分。杨先生对此表示,共产党真的是不要脸,像开玩笑一样。这些文件被妥善保存至今,白纸黑字讲述著现代年轻人无法体会的苦难经历。(凌宇/大纪元)
图为上海市卢湾区公安局于1983年出具的复查决定书,撤销了1961年3月7日对杨福熙的劳教处分。杨先生对此表示,共产党真的是不要脸,像开玩笑一样。这些文件被妥善保存至今,白纸黑字讲述著现代年轻人无法体会的苦难经历。(凌宇/大纪元)

1980年来到比利时后,因为要办理身份,杨先生对早年的罪名提出了申诉,上海卢湾区法院否定了十九年前的判决,宣告他无罪。杨先生至今还保留着三十多年前的文件,他说要留给后人。

记:宣告无罪,那没有什么赔偿吗?
杨:给我四百块钱,我二十年啊,他们给我四百块钱。

这四百块人民币,杨先生分文没拿,这对于他二十年遭受的苦难来说,是莫大的讽刺。

杨:共产党它什么东西都是绝对的,后面还有笑话呢,就是在劳教所里面,三年以后我期满了,管制撤销了,没有工作,留在农场,那个时候在安徽宣城中秋农场,唉!一年后我姐姐写信给上海市侨领,要求调回,这样搞了大概一年把我弄回上海清东农场了。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再到我1980年离开,我一直在农场。

不仅仅是杨先生一人经历磨难,还有他的家人。弟弟和母亲在1973年先后被打成了反革命,被判刑。

杨:文化大革命,我弟弟也受到冲击,说他是白专,就是只讲技术不讲政治思想。后来也是打成反革命了。他当时要逃到苏联去,我劝他先不要动。比你高的那些人,都在受难,你算什么。

但最后弟弟因投敌叛国罪被判死刑,被重判是因为审他的人看上了他的妻子。之后弟弟辗转从死刑改成无期,1980年后得到平反。弟弟在他之后也来到了比利时,现已定居土耳其。弟弟被判不久,母亲也被判十年监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呆了七年,1980年之后随着儿子来到了比利时。

杨先生回忆在农场干活的日子,除了身体上的辛苦外,还要承受无形的精神压力,那才是巨大的。

杨:1960年进分局,1961年进农场,直到1980年出农场,我以前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就挂在墙上,如果你好呢,这个帽子就摔了,不好呢就给你扣上,就是他们一句话。这顶帽子弄得你透不过气来。

图为上海市公证处出具的夫妻证明。当年因为两个人的户口都不在上海,不能领取结婚证。孩子也没有户口,而且因为父亲带着反革命帽子,不被允许上学。上海人在上海上学还要办借读。有意思的是,在他们办理好出国马上成行的时候,当地派出所主动提出来给他们补办户口。但被杨太太一口拒绝。(凌宇/大纪元)
图为上海市公证处出具的夫妻证明。当年因为两个人的户口都不在上海,不能领取结婚证。孩子也没有户口,而且因为父亲带着反革命帽子,不被允许上学。上海人在上海上学还要办借读。有意思的是,在他们办理好出国马上成行的时候,当地派出所主动提出来给他们补办户口。但被杨太太一口拒绝。(凌宇/大纪元)

图为上海市卢湾区法院于1980年10月21日出具的刑事判决书,撤销了对杨福熙19年前的反革命罪,宣告杨无罪。这些文件被妥善保存至今,白纸黑字讲述著现代年轻人无法体会的苦难经历。(凌宇/大纪元)
图为上海市卢湾区法院于1980年10月21日出具的刑事判决书,撤销了对杨福熙19年前的反革命罪,宣告杨无罪。这些文件被妥善保存至今,白纸黑字讲述著现代年轻人无法体会的苦难经历。(凌宇/大纪元)

经历了苦难的他,现在儿孙满堂,大儿子长居大陆工作,杨先生对儿子唯一的要求就是,千万不能入中国籍。

杨先生先阅读《大纪元时报》,在大纪元上看到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非常受触动,之后又读了《九评》的书。他表示这本书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知道。

杨:大纪元有人才啊,不得了,《九评共产党》要在中国发行,那不得了啊,都得来看啊。

除了《九评》外,历史学家辛灏年讲的中国近代史,他也非常喜欢。提到这里的时候,杨先生眼眶含泪,有些哽咽地说:“中国像这样的人太少了,太少了。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很少有社会责任感的、有民族责任感的,很多都在醉生梦死。老的、小的都一样,共产党没有救了。大纪元做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大纪元任重而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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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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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30 6: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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