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艺大师的教诲 先人格修养 后文艺学习

李叔同的文艺观 先器识而后文艺

文/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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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这首著名的歌曲,唱响天涯地角,作词的艺术家李叔同也因此留在许多人的年少情怀中。

在中国近代文艺史上,李叔同(即弘一法师)的名字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迹。这位“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才子,集诗词、书法、油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创近代中国文化艺术之先河。他曾创立中国首个话剧社春柳社,并亲自登台扮演茶花女,成为中国话剧的先驱;他是中国最早习画油画的人,且登堂入室成为大师;他把西方音乐引入中国,不仅擅长弹奏钢琴,还自己谱曲填词,一曲送别至今传唱不衰;他也精通书法及金石篆刻,并皆卓然成家,其书法尤为文化名人竞相收藏。更可贵的是,他还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音乐、美术及教育人才,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学生。

回顾他在艺术领域的成就,丰子恺曾说,“文艺的园地,几乎被他踏遍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才子,却在他艺术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一昔遁入空门,勤苦修行,除书法之外,放下一切曾经衷爱的艺术,直至六十三岁安祥圆寂。

他对于人生与艺术到底是怎样的看法呢?是消极避世了断红尘而放弃艺术,还是为追寻生命真谛而求索不息呢?如今,透过他的生前好友、学生的纪念文章和他的往来书信,我们尚可寻觅到他一路留下的足迹,尝试体味他对艺术、人生和道德修为的独特感悟。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是李叔同在致晚辈、金石家许霏(晦庐)的信中,反复强调的文艺观。他的学生、著名画家丰子恺在其回忆文章中也谈到同样的教诲。

“李先生虽然是一个演话剧,画油画、弹钢琴、作文、吟诗、填词、写字、刻图章的人,但在杭州师范的宿舍(即今贡院杭州一中)里的案头,常常放着一册《人谱》(明刘宗周着,书中列举古来许多贤人的嘉言懿行,凡数百条), 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我每次到他房间里去,总看见案头的一角放着这册书。当时我年幼无知,心里觉得奇怪,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看这些陈猫古老鼠,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来李先生当了我们的级任教师,有一次叫我们几个人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来指出一节给我们看。

‘唐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显贵,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他红着脸、吃着口(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我们听,并说明这里的“显贵”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该解释为“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翻译为白话,大约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可见李先生平日致力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修养,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人生三层楼

李叔同以这种德在先、艺在后的态度谆谆教导学生,而他自己更是这一原则不折不扣的实践者。丰子恺关于“人生三层楼”的看法,正是通过对老师李叔同的回忆,而总结出来的。

“人生的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其次,就爬上二层楼……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竞……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在丰子恺的眼中,李叔同就是一层一层走上三层楼的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如果以李叔同未出家前所讲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态度来看,其出家正是对个人道德修养和人生目标的更深一层追求。自幼出身于津门官宦富商之家,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颖,让他成长为一位多才多艺的翩翩佳公子;青年时,抱着“是祖国,忍孤负”的一腔热血,他留学日本,搞戏剧、学油画、习音乐,希望把“新学”带回中国;回国后,他的艺术却不被重视,于是他毅然脱下西装、换上长袍,兢兢业业地当起艺术教员,以言传身教竭力培育年轻一代。而就在他于艺术领域攀上高峰之时,他忽然了断红尘,遁入空门,精进修持,努力复兴失传数百年的南山律宗,直至二十四年后于“悲欣交集”中安然圆寂。当时不少人为其出家扼腕叹息,认为他的出家是由于家国不幸而悲愤厌世,但如丰子恺一样亲近了解他的人却都看到,这正是他努力探寻人生真谛的必然结果。

出家后的李叔同将别的文艺都屏除,唯一保留的就是书法和金石,以为与人“结缘”。金石家许霏说,李叔同出家后,“其书法更脱略形迹,敛神藏锋,拙朴平整,笔力聚于毫端,没有一丝践人履迹,那一种冲淡静远的韵致,没人比得上他。他的字完全是他崇高人格的表现。”“他对艺术的放弃,完全是在努力道德上的进修,而把别的居于次要的缘故贵……。”

李叔同的人生之路,正是一条以艺术为依托、在精神与道德层面不断感悟、升华的探索之路。越是了解他的艺术成就者,就越是钦佩他为人的道德、智慧与勇气。他真的做到了“使文艺以人传”的理想。◇

责任编辑: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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