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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阁:大唐和日本的治世宝典《群书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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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03月29日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涌现过很多文明,其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罗马文明没有传承下来,唯有中华文明历经风雨传承至今。这说明中国的传统和理念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明。

中华文明在传承过程中,经过了一个最富盛名的唐朝。唐太宗李世民28岁登上帝位,登基不久,北方的突厥首领趁太宗立根未稳之时,率二十万铁骑围困长安。善于用兵的唐太宗处乱不惊,很快化解了危机。唐太宗因目睹了隋朝末年战乱带给百姓的疾苦,所以就想了解古时的圣贤明君治国之道。在魏徵等人的建议下,实行偃武修文,休养生息的治国政策,并请教大儒学者,学习古圣先贤的治国之道。

《唐会要》记载,唐太宗请教大儒讲解治国之道时,常是“听朝之际,引入殿内,讲论文义”,“或至夜分而罢”。尽管这些饱读诗书的大儒在“弘文馆”轮值,但他们毕竟不能时时刻刻留在太宗的身边。何况太宗理政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很多,不可能一一都要去请教,也不可能一个人读遍所有的经典史书。于是唐太宗就想,如果能编一部书,把古人的经典中对君臣之道、修身立命、安邦治国、教化民风等等对治国最有意义的内容汇总出来,这样不仅可以常常参考,也可以流传后世福祉子民。

于是唐太宗就让魏徵、虞世南、褚亮和萧德言等人把经、史、子里,有关治国安民的精要内容,从用人、教育到农业,从纳谏、德治到法治,以及军事外交、经济等内容节录出来。贞观五年,《群书治要》书成后太宗通览,赞“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太宗说能够学习古人的经验教训,使他遇到事情不会迷惑。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谈到他读《群书治要》的体会:“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把这本书作为治国的重要参考。

《全唐文》收录了唐太宗的《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其中感慨到:“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说他年轻时喜欢带兵打仗,没有好好阅读圣贤经典,所以对古代圣贤的治国之道知道的很少,读了这部书,太宗知道了要如何治理国家。太宗命人抄写了十几部,让唐朝的太子、王公大臣览阅圣贤的教诲。

唐朝在近300年的历史中,出现了两个盛世,分别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盛世的基础以及理政的思想均出自于这部著作。《群书治要》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后,日本的多位天皇、大臣也都参看这部著作。同样也因这部书传递的治世精要,日本也成就了两个盛世。由日本人林信敬作了一篇校正序,就特别提到这两个盛世出现的原因,“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意思是日本在承和、贞观年间(约是公元834年-876年),日本社会出现了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

根据日本岛田翰著的《古文旧书考》称:“《续日本后记》载:“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而日本的《三代实录》云:“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贞观”是日本第56代天皇年号,相当唐乾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的清和天皇和大臣共同研读这部书,也是当时日本皇室御前经筵里讲解的重要经典。

日本的镰仓幕府(1185年—1333年)第五代武将军金泽实时特别喜欢收藏书籍。他发现了《群书治要》觉得非常有收藏价值,于是请人抄录此书。到德川幕府时期,德川家康看到了这部书的价值,于是下令印刷了51部。到了天明元年,德川家康的一位亲戚尾张藩主有感于《群书治要》治国治家的重要意义,用了5年的时间命人把书校正后,在1786年重新刻印出版(叫做“天明本”),得以在日本广泛流传。

从唐朝末年到清朝的一千多年,《群书治要》离奇的在中土失传了。日本宽正8年(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家得知此书已经在中国失传,于是就送了五部给长崎海关的掌管近藤重藏,让他转交给中华,近藤重藏后来就把这些书交给了唐商馆,由中国商人带回国内,在雍正元年带到了中国。一位清朝的大学者阮元,他编写了《苑委别藏》,其中就收录了《群书治要》。间隔一千多年后,这部著作再次传到中国。清朝经过康熙帝的治理,开创的“康乾盛世”自有一套成功的治国之道,所以并未用在治国理政上,学者参照《群书治要》用来校勘典籍。

《群书治要》一共三个部分,第一是经,第二是史,第三是子。“经、史、子”,经是经典,经者,常也,讲的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因为道理常恒不变,所以古今通用,中外皆宜。史就是史书,历朝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和教训都在其中。子则是诸子百家,涉及到方方面面具体的策略。一般说的“集”是艺术、文学作品,因对治国作用不大,所以《群书治要》只选了“经、史、子”的内容。

尽管这部著作讲的是治国之要,但其中的思想和理念,对现代人如何治理企业、家庭等都是一脉相通的。一部著作,能够在两个国度均创下盛世,这本身就是奇迹。而这奇迹也说明,古代的圣贤讲述的治国之道,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常恒之理,是古代圣贤在明晓天道人道的真相后,总结出的治国治家治心的重要理念,传承给后世子孙。这也正如魏徵在这部书的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阙孙谋”的经典著作。

责任编辑: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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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9 3:1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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