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曼沅
出生、成长于新加坡，后赴美国求学、就业，娶了台湾“牵手”的田诒鸿，从他身上可以发现一种待人温厚的聪敏与赤诚。他的生涯或许可以这样诠释，这位资深的华裔银行家──根在新加坡，枝干在台湾，枝叶在美国。
新加坡：“生存”的动力
1952年出生于新加坡的田诒鸿移民美国已三十余年，他目前担任皇佳商业银行总裁兼执行长，亦曾任职于万通、大安等银行，为资深的银行业者。
田诒鸿对自己13岁时李光耀掉泪的画面记忆犹新。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从此这个边陲小岛开始创造自己独立求生的奋斗历程，众所周知，新加坡缺乏资源，被马来西亚赶出来后人心惶惶。因此，田诒鸿认为自己从小就有“危机感”。
也正是因为这种“危机感”创造了新加坡经济奇迹，也让田诒鸿开创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道路，他说：“从小就是生存，不停被洗脑，要考虑生存。”
田诒鸿表示，大体而言，新加坡人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积极、紧张的，为了国家安全和政治考量，所有的男性国民都需要服兵役；此外，新加坡和以色列一样，都有严重的“宗教”问题，因为国境周围都是穆斯林。因此，新加坡人有严肃的“忧患”意识。
新加坡的国家政策是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居者有其屋，80%的人民都住在国宅，但相对而言，人民也失去了许多自由。田诒鸿回忆自己求学时期，还有“职业学生”监试老师和学生的言行、思想，许多人的一切都被规划好了。田贻鸿表示，因为新加坡小，可以严管，人民也习惯不谈政治，举个例子，男生的兵种都是规划好的，若学生时期不服管教，就会被安排到最苦的兵种。
不可否认，新加坡的独裁统治禁锢了许多人，但田诒鸿认为，这仍然是为了生存。正因为在新加坡严峻的环境下成长，所以田诒鸿更努力奋斗取得成功。
台湾：“文化”认同原乡
这种多民族荟萃的环境下生长，田诒鸿特别重视中华文化，对自己身份有强烈的认同感，他说：“其实这是好处，自己的国家重视各种文化，新加坡有四种官方语言，马来文、英文、印度文、中文。”在新加坡这种多民族互相认同的环境中，田诒鸿对自己“华裔”身份的定位很清楚。
田诒鸿就读“南洋大学”(1955年至1980年，后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现址为南洋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用语的大学，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所“海外”华文大学。毕业后，适逢美军从越战中撤退，整个东南亚陷入政治危机。
田贻鸿决定赴美求学，他的同侪多半选择“英联邦”体系的大学深造，如赴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但田贻鸿想更开拓眼界，选择了距离亚洲最近的美国西岸，入南加州大学（USC）攻读商学硕士，在南加大就读时期，田贻鸿就开始半工半读，投身金融界。
1982年，田贻鸿加入美国万通银行团队，身边的朋友都是台湾人，他从周边友人身上体会到民主、自由的可贵，还有台湾人重然诺“诚信”的美德。
后来成了台湾“府城”女婿的田贻鸿认为，“诚信”是立足于商业界的关键，他在竞争激烈、法制严格的美国金融界获得一席之地，成立皇佳商业银行即是以诚信为本，在他的办公室中还有一尊“关公”的塑像，以时刻提醒自己诚信的重要。
李光耀掌政下的新加坡是东南亚诸国中最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这种“知中”但不“亲中”的中庸之道影响了很多新加坡人，包括田贻鸿。
忙于工作和公共事务的田贻鸿表示妻子是自己最大支柱，正如许多成功男人一样，他的背后因为有了贤内助而无后顾之忧。当然，这也成就了他与台湾特殊的因缘关系，也促成了他对台湾文化更多内在的认识，将台湾视为一种精神原乡。
美国：世代立足承传
田贻鸿表示自己很喜欢和第二代交谈，公司的事务也会询问不同年龄层的看法，因为不同的成长环境背景会局限人的视角，询问不同世代，可以触发不同的思考方式。
身处美国，田贻鸿以身为华裔而自豪，他从不自我设限，皇佳银行不但提供中小企业贷款，而且和两岸三地都有互动，并建立银行间通汇关系。这种积极、开阔的眼光，还有世界打交道的经营策略，得力于田贻鸿深入了解美国。但他认为，美国第二代台湾人应深根立足美国文化、晋身主流社会，但认识美国之余，更应关心台湾。
对田贻鸿而言，无论是台海两岸的关系抑或是台美贸易之间的议题，都是自己责无旁贷该关心和付诸行动的议题。身为商会主席，田贻鸿肩负着国民外交的责任，“传承”是美国华裔最重要的课题。◇
责任编辑：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