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4月21日讯】（新纪元周刊424期，记者赵芷菱报导）林献堂被后世誉为“台湾议会之父”，坚持“一生不说日语，不着和服”，以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从事对日本大和民族的抗争。早年受到梁启超的启示，发起“台湾议会”的请愿活动，并采取和平非武力方式争取台湾自治。
林献堂出生于台湾第二大地主世家，同时是位文学家，具丰厚财力与崇高声望，是日治时期推动台湾民族运动、右派自治的领袖，是负使命感与道德勇气的民族运动先驱，被美国历史学者麦斯基尔（Johanna M. Meskill）誉为“台湾自治运动的领袖与文化的褓母”。
家世显赫 濡染优良遗风
林献堂（1881～1956年），名朝琛，字献堂，号灌园，出生在清末日据初期台湾五大家族（板桥林家、雾峰林家、鹿港辜家、高雄陈家和基隆颜家）之“雾峰林家”，在台湾之财力仅次于以经商发迹的“板桥林家”。
林家家族史丰富精彩，祖先林石将军在清乾隆时期由福建漳州来台，因发迹于雾峰（古称阿罩雾，今台中市雾峰区）而得名。
至林石第3代林甲寅家道日隆，为儿子林奠国、林定邦分家，前者为“顶厝”，后者为“下厝”。林家发展初期主要由“下厝”系发挥其影响力，主要以武力发迹；后期则“顶厝”系抬头，以艺文、社会运动知名。
“下厝”林定邦子林文察因平定“戴潮春事件”有功，得清廷赏赐全福建省（包含台湾）的樟脑专卖权，而利禄亨通； 他同时收购或占有大量房屋土地，使林家田产倍增。其孙林朝栋曾率2000多乡勇在中法战争中立功，获清赐官。而孙林祖密到中国参加孙中山兴起的中华革命党，1921年升大元帅的侍卫官，1925年遭军阀杀害。
“顶厝”林奠国子林文钦是清朝举人，曾协助刘铭传清理田赋，募勇助军抗法有功，授兵部注诠郎中，林文钦之子即幼年丧母之林献堂。由于林文钦为人温雅和善，热心公益，乐于建桥铺路设渡，施义诊赈灾，再加上温和敦厚的祖母罗氏共同扶养下，使林献堂从小即深受濡染。
而林献堂在撰述其父亲传记时，描述其父“尤好义举”，对母则以“素以乐善好施”来诠释，足见林献堂认同其父母乐善好施、排纷解难的为人处事风范，他进以发扬光大，长期投身奉献于台湾的民族活动，是大时代的台湾文人典范。
事实上从1893年开始，林家已转为艺文世家，在林朝栋的樟脑事业达到顶峰时，他的堂弟林献堂主持了整个家族，林献堂与其父林文钦都相当喜好文学、戏剧与美术，联合士绅创办学校，并开始装饰林家的建筑。
林家宅第建筑群，规模宏伟冨丽，精致高雅，充满中原文化建筑之美；占地达6公顷，从清同治至今约150年，保存完整，是今日台湾园林建筑的代表，1981年被列为国定古迹。
年少英雄 受梁启超启示
林献堂7岁开始接受私塾的启蒙教育，承袭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颇富国学造诣。《马关条约》割台时，其年方15岁，奉祖母命携家眷40余口，渡海到泉州避战祸，经历鼠疫流行，及众多族人开销食指浩繁的磨砺，诱发其早熟心智，也铸就其日后面对困境的能力和出色的领导才能。
林献堂18岁与彰化望族之女杨水心成婚，她为人厚道、处事精明，对林献堂一生的事业与行谊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而林也终身不纳妾，对夫人从一而终。
林20岁时，46岁的父亲不幸病逝于香港，此后，林遂成家族的“代言人”，自此负责经营家族事业（制糖及制樟脑）。日人有意拉拢这位新生代的领袖人物，22岁即受邀出任雾峰区长，翌年辞职，后来不得已再受任命。25岁出任“台湾制麻株式会社”取缔役（董事）。
这时期林献堂的思想触角，延伸至阅读《万国公报》、《新民丛报》、《民报》等杂志，又得堂侄林幼春引介，广览梁启超的著述，颇心折于梁的理念，因而酝酿出日后以非暴力方式“合法争取民权”的民族运动方向。
1907年27岁林初游日本，在奈良巧遇梁启超，双方谈及台湾人所受之不平等待遇，以及台胞如何争取自由平等。梁启超认为中国在30年内无力帮助台胞争取自由，台胞不可轻举妄动做无谓的牺牲，宜仿效爱尔兰对付英国的手段，厚结日本中央政要，牵制日本总督府的统治，使其不致过分压制台湾人。此番建言成为日后林献堂从事民族运动采取温和路线的原则。
4年后1911年，林邀请时年38岁的梁启超访台，震动当时的日总督府。梁曾至雾峰林家作客5日，他劝说林献堂、林幼春叔侄，不可“以文人终身”，须努力研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等学问，并开列东西名著170余种，供参考研读，对其思想及学问影响甚钜。
林献堂在献身民族运动之前，除受梁启超的影响，也受日本自由之神、明治维新之一的板垣退助的思想启迪，1914年，为争取台湾人能获得与日本人同等权益，林联合板垣退助在台北成立“台湾同化会”，企图假文化之名，行争取民族平等待遇之实。日总督府得知该组织的动机后，乃发动官民合作攻击板垣退助。1915年，日政府以“妨害公安”之名下令解散该会，遂使梁启超所建议的联合日政要策略，未能奏效。
民族运动领袖 催生台议会设置
1910年代，正值林献堂而立之年，适其绽放民族运动热情之际，加入由林幼春所成立的“栎社”社员，致使栎社染上浓厚之政治色彩，社运亦因此推至颠峰，非其他诗社可比。林献堂此时也诗兴大作，著有《东游吟草》、《海上唱和集》等作品，成为日后探索其思想脉络之源，也显见当代领导者允文善武之才学，林家至林献堂这一辈，也尽得精髓而大放异彩。
为增加台湾人受教育的机会，1914年林献堂请堂兄林纪堂、林列堂，并联合辜显荣、吴德功、蔡莲舫，以及北部的林熊征等仕绅，共同赞助并向日总督府请愿，争取创设台中中学（今国立台中第一高级中学），1915年正式开校，是为民族运动第一声。1918年，亦领导留日台籍学生，向日本政府呼吁撤销其赋予“台湾总督”之律令制定权及禁锢台胞25年的〈六三法〉。
一次大战后许多新兴国家独立，争取民族自决的呼声高涨，1920年林献堂赴日结合台湾留日青年组成“新民会”，并出任会长，发行《台湾民报》，作为台湾人民的言论与启蒙机构。
而蒋渭水于1921年创立“台湾文化协会”，得到林献堂的大力支持，故推派林担任总理之职；藉由该协会将“台湾议会”设置之请愿活动推至全岛；是年起展开历时14年，锲而不舍地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15次请愿，其中有11次即由林献堂领衔提出，虽终未能成功，但却是日治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政治运动。
1922年春，林献堂得到178人连署后，访问日本内阁首相高桥是清，并向日帝国议会贵族院暨众议院提出台湾议会请愿的宗旨，虽如预期的“不采议”，但高桥以柿熟自落为喻默许，归台后，林偕同志至各地演说，报告经过，使台人之民族意识高涨，随即遭日总督府下令打压：凡在日人或日台合营公司的台籍员工，如直间或间接与台湾议会成立之文协有连系，或表现出同情或接近的言行，皆被迫去职；日府亦积极阻挠或监视集会演说，并于公卖品之贩售、银行融资或催债方面盯紧“林献堂派者”。
但林献堂不受恫吓，1923年1月底成立“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2月初即被禁止，但台湾议会请愿委员蒋渭水、蔡培火、陈逢源等即赴日，于21日改于东京成立“同盟会”，4月中创刊《台湾民报》于东京，输送台湾本岛，但经常被扣报，也曾连续7、8期禁止其发行，该报也由林献堂膺选为“社长”。
12月中有60余“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会员被以违反〈治安警察法〉名目遭逮捕，为台湾首起政治迫害。林献堂幸免于难，主持接济及善后工作，虽横遭当局打压，但每年春、冬均派人到东京活动，期待台湾也能实施尊重民意的“议会政治”。
此外，为打破日本人及御用绅士控制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业的状况，林献堂等人还花了2年筹设“大东信托株式会社”（华南银行前身，1927年2月成立），林献堂出任董事长，陈炘担任总经理。
民族运动分裂 不受皇民化要胁
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分裂，时人分析，系受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各种思潮的冲击，逐渐影响运动分子的思想与行动，终致分裂，文协转由左派控制，林献堂在“新文协”同仁的恳求下，仍担任中央委员；但和蒋渭水、蔡培火等人另组“台湾民众党”；面对左右分裂局面，林深感沉痛苦闷，故而两派活动皆不参与，乃于1927年5月，离开台湾远行，以遂早年环球旅游之愿，因而留下脍炙人口的《环球游记》。
后林献堂也脱离“台湾民众党”，1930年与蔡培火等人筹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担任顾问。
文协的分裂，加上“皇民化运动”的打压，至1935年台湾的政治社会运动终告沉寂。1940年代台湾进入皇民化时期，日本为使台人日本化与日本同心协力投入战争，积极拉拢政治运动领袖，先后敦请林献堂担任总督府评议员、大屯郡事务长、贵族院敕选议员。
50年的日治时期，林献堂始终坚持“不说日语，不穿和服”；皇民化期间，即使受到高层要求更改日本姓名的压力，仍不受撼动。
1936年3月，林献堂参加“华南考察团”前往中国厦门、上海等地游历，林在上海对华侨团体致词时，有“此番归来祖国视察”等语，被日本间谍举报。日参谋长荻洲立兵意图以羞辱林献堂来警告台湾人，于林应邀参加日始政纪念会时，荻便唆使右翼团体生产党的浪人卖间善兵卫当众殴打林献堂一记耳光，此即“祖国事件”。
林献堂在被殴当天返家后，神色自若与平常无异，稍后才向家人告知被殴之始末，家人见其右脸颊稍有红迹，惟镇定如若无事。1937年5月，林即离台避居东京，免与日本右派分子周旋。这般性格，完全体现出儒家忍让与处变不惊的修为。
日降却失意 晚年赴日拒归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中华民国国军在台湾举行受降典礼及庆祝光复。林献堂曾发起“台湾省海外侨胞救援会”，呼吁中国各地方政府善待台胞，期间林一度被列入辜振甫等资本家、地主发起抗拒接收的“草山会议”的“台省汉奸”逮捕名单，幸得友人奔走才得以免祸。
林献堂在日治时期被视为“非国民”（即“日奸”）的人物，而在迎接祖国之后却被视为“汉奸”。1946年5月，林献堂当选为第一届省参议会议员，原最具膺选议长希望，岂料当局支持黄朝琴，林遂被劝退。
1949年，林献堂69岁，以治头疾赴日，离开奋斗半生的祖国，此后滞日拒归，未再踏上故土一步。7年后1956年病逝东京，享年76岁。当年离开台湾，治病虽是理由之一，据传实有难言之隐；1947年“二二八事件”，台湾许多地主士绅、知识分子受到镇压迫害，难免形成恐怖阴影，对政府亦大感失望。纵使心爱的二子林犹龙病逝，也没返台。
在林献堂一生中有整整50年（三分之二的岁月）都在与日本当局抗衡，争取台湾人民的权益，而最后岁月却在这个与之抗衡的殖民母国中度过。其一生历经清末、日治及国民政府三个政权，见诸林献堂的个性及一生用钱观念，可谓“慷慨仗义”，据其秘书叶荣钟言，林的年收入约有三分之一用于济助及奖学，三分之一用于政治社会运动，余三分之一为家用，其个人用度颇为节俭。此外，其不轻易妥协的个性，反映在推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及晚年的赴日拒归上。
林献堂至过世前，一直维持撰写日记的习惯，其长达29年的《灌园先生日记》，超过100万字。该日记之内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家族等各资料，其连续性与重要性在台湾史上，可谓尚无出其右者，是研究台湾史最珍贵的史料，也可称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台湾史。
林献堂孙媳林芳媖在丈夫林政光过世后，经营明台高中成为以餐饮为特色的知名学府，并与同样有百年基业的法国蓝带学校合作，让明台高中与世界接轨。
林献堂侄子林鹤年，曾任3届台中县县长。“林家后代”林明弘使用台湾花布图像成为作品闻名全球。其部分家族后代仍任职于第一金控、彰化银行。
921地震中损毁的雾峰林家古宅，经政府斥资7亿多元重建修复，2013年首次对一般大众开放。梁启超赴台即曾居住于林家莱园5日，对于莱园的建筑与美景赞赏不已，也钦佩莱园主人的志节，因此留下诗句12首，后人称为“莱园名胜十二绝句”。◇
本文转自第424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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