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专管 ◇
八、左眼皮跳跳
1
筒道里的洗漱声一浪接一浪，劳教们兴奋的熙攘着，每天就盼着这一刻，他们一队队到库房取行李。又熬过了一天，终于捱到了这短短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了。
一挨枕头，就可以进入不受打搅的空间，就能暂时逃离马三家了。
渐渐静下来的筒道，鼾声响起来。
然而张良的一天没有结束。
他被挡在乒乓球案后面，铐在床栏杆上站着，已经一百多个小时没下“大挂”了。
自从井向荣当上了大队长，一直想做出点成绩，所以张良又被加大了“教育感化”的力度。
这是张良在马三家的第二个冬天，2009年冬天。
大风嗷嗷叫着，窗外漆黑一片。
劳教所的夜晚没有黑暗，棚上的日光灯刺眼的亮，近距离看着白墙，眼睛一会儿就酸胀了。
窗外的风小一些的时候，头顶日光灯的声音就吵了起来，滋滋嗡嗡的，单调的频率显的时间更漫长了，每一分钟都难熬难耐，直到队长的钥匙突然响起来，张良才知道，其实刚刚只过了一个小时。
查岗了！打蔫的李万年赶紧振作起来，在门和床之间不到三米的地方来来回回的快速走着，就像笼中的困兽。
终于，窗外曚曚的发灰，然后开始泛白，房间里的灯不那么刺眼了，刮了一夜的风消停了。
又熬过一夜，五天五夜。随着筒道里起床洗漱的声音，新的一天又以劳教们的抱怨与咒骂开始了。
胥大夫来了，张良被放下来，例行检查身体。
胥大夫示意他露出右胳膊，伸直肘部，然后他打开血压计，把绿色的充气袖带给张良缠上，张良的胳膊又干又瘦，皱的就像老人的皮肤。
一丝不苟的看着血压表，胥大夫合上铁盒，最后说了一句，“把床摇上去，躺下空空腿吧。”
张良的双脚已经肿的像巨型面包了。
2
七天七夜之后，张良被允许每天睡几个小时，于爱江规定十二点之后才可以睡觉。
赶上老安头的班，九点大闸那边就喊起来：
“李万年！”
“到！”
“检查窗栏杆！”
“是！”
每天晚上，于爱江要求值班警察检查所有的栏杆，检查是否被锯过，因为上次就是窗栏杆被锯了才跑的人。
“管什么用啊，瞎扯！”老安头嘟囔着，他让“四防”代查，一般都不亲自去。
“报告队长，没问题！”李万年说。
接着老安头喊道：“取行李！睡觉!”
李万年乐了，“谢谢安队长！”
今天可以早点睡了。
3
“你就愿意像狗一样被链着？是不是这么呆着舒服呀？”
一进屋看到张良挂在床边，王维民经常就这样说，“我看就是对你们太仁慈了，我要是江泽民，早把你们拉出去突突了，还费劲儿转化你们。”
但王维民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党内是有贪官有腐败分子，我可是为人民服务的。”
他拿来指甲刀、刮胡刀，让张良坐下剪指甲，“改造是改造，活的也得像个人样儿。”
张良发现自己一坐下，反而不太习惯了。天天站立，身体对“大挂”这种畸形状态已经适应，腰变得坚硬有力，不能打弯，见到凳子他也不想坐了。
长期不剪指甲，脚趾甲长的拖到地上，手指甲一棱一棱的凸凹不平。
头发和胡子必须定期剪理，留头发和胡子就意味着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严管期间，更不能破坏了劳教的规矩。
剃完胡子，王维民吩咐李万年：
“给他理理发。”
4
“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不是要升官，就是快要发财了……”
一听筒道里传来的歌声，就知道是高原值班，这是他的手机铃声。
李万年小声骂起来，“这小子一天到晚就想着发财，雁过拨毛，吃肉都不吐骨头！”
高原管现金，劳教家里寄来邮件，高原都要从个人账上扣除四十元“取邮包的路费”。前两天李万年想多取些钱，不得不告诉高原说是准备给于爱江买烟的，高原说，“你既然这么懂事儿，应该知道按规定每月你只能取五十元钱票，取这么多钱，我是给了你面子的。”
李万年当然懂事了，留了二百元钱票给高原。
终于从高原那里取到了一千三百元钱票，李万年又想办法托另一队长私下用一千元从外面买进来四条玉溪烟，然后悄悄放到库房，等合适的机会交给于爱江。
不久，李万年再向高原申请取钱时，高原瞪眼说账上没钱了，他一瞪眼，眼白就比眼黑多很多，“像狼眼一样”。
李万年只能认账。
不过，把烟交给于爱江后，李万年心里踏实多了，也敢和张良聊天了。
5
李万年佩服法轮功学员，他对张良说：
“知道吗？王维民其实也佩服你呢，有一次他说你上‘大挂’居然熬过了九天九夜，太有刚儿了……”
站在被挂着的张良面前，李万年比比划划，说的眉飞色舞。
李万年讲起他在家门口收到过一张“六四”的光盘，还知道有个《九评》，想看看，也不知道哪里能找到。他一直想找法轮功学员，到了一大队，没有法轮功，没想到于爱江就给他调到三大队了，全是法轮功！可又不让随便说话，没想到，这次又让他管法轮功了！但还是不许和法轮功聊天，他憋坏了。
他见过女法轮功，那还是1999年他在老六大队的时候。那时六大队隔不远就是女所，女队和男队之间没有围墙，楼前几米的空场处有一个垃圾堆，男劳教和女劳教都在那儿倒垃圾，经常能碰上。一次大冬天，他看到带红袖标的女“四防”在雪地里抽打几个女劳教，那些女劳教很多都戴着眼镜儿，看起来和一般劳教不一样，像是教师的样子，后来知道那都是法轮功学员。看着很面善的，当时他就想，对这样的人怎么下得了手呢？哎，那时候女法轮儿真多啊。
说起偷东西，李万年津津乐道。
劳教所是个大染缸，警察和劳教人员互相学习。早些年，劳教所出外役，警察看见路边停着几辆自行车，就让劳教给搬到拖拉机上，拉回了劳教所；警察和劳教们从市场路过，什么吃的用的就都“拿”回来了，回来一起吃喝……
我偷东西，可我不偷好人的东西，有时翻包一看里面的东西，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贪官的钱就应该偷……
最恨到医院去盗窃的小偷啦！治病的钱救命的钱怎么能偷呢，伤天害理呀。
唉，这回闺女知道她爸是小偷了。
李万年非常在意他闺女，闺女以前不知道他爸偷钱包，这回知道了，李万年为此很难受。想起来他最恨邓小平了，邓小平搞“严打”，毁了他一生。过去他是铁路职工，脾气不好爱打架，八三年“严打”，打个架就给判了四年，他在监狱里学会了盗窃，出来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开始偷，判了几次劳教了。邓小平害了多少人啊，他一个朋友本来是正常谈朋友搞对象，“严打”时就被说成是耍流氓，也给判了。
要不是“严打”，他不会成为小偷的，弄到里面就学坏了，邓小平真毁人啊！
你说这小偷，偷谁不行，偏偏偷了沈阳军区司令的公文包，里面有胡锦涛的手谕，结果这回沈阳被责令“严打”了，连偷两根葱的都给弄进来了，那个吴贵赌钱输了，砸了几块玻璃就给劳教了，不过吴贵也太爱占小便宜了，看见矿泉水瓶就拧开喝，不管谁的他都喝，也不嫌脏，真不讲究，什么便宜都占……
摇头晃脑的李万年正说的高兴，咣一下，门被踢开，于爱江冲了进来，上去就是一巴掌。
“我让你干什么来了？让你聊天来了？”
不准和法轮功学员说话是三大队的纪律，和他们说话意味着界限不清，立场有问题。
“聊的挺好呀，继续聊，接着聊啊。”又是一巴掌。
“于大于大，我错了。都怪我这张臭嘴不争气。”李万年苦着脸说。
“我没管住自己这张臭嘴，该打，该打。”李万年开始自己抽自己的嘴巴了，胡乱的编理由，“我闺女让狗咬了，心里着急，我把纪律给忘了。”
于爱江看着他，“编，继续编吧，继续！”
“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我保证，于大，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于爱江知道他编理由撒谎，李万年也知道于爱江知道，但他还是编、检讨、发誓、做保证。
“于大，我错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违反规定了，我发誓。下次再也不敢了。”
就这么自己抡自己的耳光，李万年手都打疼了。
于爱江也不制止，瞪眼就是看着他。最后摔门走了，李万年这才住了手。
于爱江再来时，李万年还是低头哈腰，似乎很怕他的样子，其实他最瞧不起的就是于爱江了，“这条鳄鱼！真恶呀，比我见过的最坏的‘四防’都坏！”
从此以后，李万年和张良讲话就非常小心了。
背着监控，他压低声音说话，不时用鹰一样的眼睛瞟着房门，外面稍有响声，他就霍的直起身，迅速跑向门口，凝神听一下，很快转过身，高声训斥张良：“站好了！”
这是为了表现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门随时会被突然踢开，于爱江可能就在外面偷听呢，要十分小心的。
李勇也喜欢在窗户后面偷听，“像鬼一样没有声音”，也要十分小心的。**
责任编辑：苏明真
点阅《马三家来信》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