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回家 ◇
六、回家
1
回到北京，张良先在一个朋友家落了脚。
夜里他给妻子打了电话。
突然间听到丈夫的声音，妻子很关切：
“你在哪儿？”语气中有些不安。
“我离家不远。你在家吗？”
“在。”
“那我一会儿就回家。”
妻子开了门，没有说话。
一进屋，依旧还是画有一截竹子的屏风先映入眼帘，碧绿的竹叶，在暖黄色灯光下非常温润。
聪聪出来了，比以前瘦小了许多，傻傻的看着张良。
“哎呀，咱们的狗还活着呢，真不容易啊。”张良开口说。
聪聪也不叫，好像眼睛看不见了，以前，它总是使劲摆着尾巴，跳跃喊叫着向他扑过来。
妻子说，它可能不认识你了。
他蹲下来摸了摸它，叫了它的名字，它没有什么反应。
妻子站在一边：“你回来有没有人跟踪？”
“聪聪的牙都掉了，它怎么不叫？”张良摸到了聪聪的下颌，只剩牙床子了。
“痴呆了，只有特别疼的时候才叫。”
接着妻子又问：“你回来真的没有人跟踪吗？”
聪聪还是没有什么表情，摇了摇尾巴，回到李梅的床底下，趴着去了。
书房的门关着。
推开之后，打开灯，一个蜘蛛匆匆跑下灯罩，它被惊扰了，灯罩上挂满了蜘蛛网。
屋内的景象让张良有些吃惊：好像刚刚经过一场打砸抢，被厚厚的灰土尘封了，白色的窗纱已经成了黑色，被翻出的东西这几年一直就堆放在那里，很显然，抄家之后就没再动过。
下不去脚。张良一边简单整理着，一边和妻子说话。
“你明天还上不上班呀？”
“上班，又不是星期天。”
“爸妈身体还好吧？”
“还行。”
“关叔怎么样啊？”
“挺好的。”
洗澡。
搓背时，张良试了几次，自己的左胳膊还是不能够到后背，他尽量不让妻子看出来。
屋里有一股香味，很久没有闻到过了，是衣服柔顺剂的气味，阳台上晾着刚洗过的衣服。
张良看到妻子的卧室有一盘香，放在电视旁边的一个盘子里，盘子里有一些香灰，旁边还有一个打火机。他还注意到卧室双人床对面的梳妆镜给卸下来了，搁在晾台上。被抓之前阳台上的MP3机都没有了。
妻子找出了张良的睡衣，又找出被罩，她和张良一起套上被罩。
灯都关掉后，张良反而睡不着了，劳教所晚上总是亮着灯，他还不太习惯在黑暗中睡觉。
手臂可以随意活动了，没有摄像头的监控，也没有“四防”的看管了。躺在黑暗中的张良感到十分舒坦，他没想到，黑暗也能成为家的一部分，也是温暖与自由的一部分。
卧室墙上的照片黑暗中也能隐约看到，那是妻子放大的艺术照，好多年前在商场买东西得了个优惠券，妻子去影楼拍的。照片这些年就一直挂着，妻子在墙上望着他。
2
第二天早上，张良继续收拾书房。书房是从客厅隔出来的，是家里光线最好的一个小房间了。阳光泼洒进来，透过废弃多年的一个大鱼缸，照在一盆龟背竹上，龟背竹放在客厅地板中央，那里有充足的阳光。
上班前妻子把家门钥匙递给了他，“这次你出来会不会有人跟踪你呀？”
“不会吧。”张良回答。
“嗯，那你还能在家住吗？”
张良没吭声，以前就是因为家里不安全，他离家出走过很长时间。
虽然在劳教所的后期张良一直在恢复身体，走路上台阶还是有些困难，膝盖伤了，一扎一扎的疼。妻子不想问他在劳教所里的事儿，难受，从来不问。也不和张良讲她自己这几年的事儿，她被关进转化班的经历更是讳莫如深，张良一提她就急，甚至说，“我们离婚吧。”
发生过什么呢？
后来张良才知道，在转化班，妻子也是被逼着写“三书”才被放出来的，而且，妻子被迫说出了一位法轮功阿姨的住址，以前张良带她一起给阿姨送过书。警察按照她说的住址，找到了那位阿姨，后来就把阿姨给劳教了。
3
张良在北京的家里，每天学法炼功，他想身体恢复好一些再回老家见母亲吧，免的母亲心疼。
半个月后他回到老家，结果母亲一眼就看出来了：儿子的腿落下毛病了。
母亲给张良讲自己做过的梦，很多都记混了；给他讲自己实在不知怎么办，就被三姨拉去算命，算命的掐算说张良没有生命危险，但会受大刑、遭罪，说五十岁以后就好了，以后就要啥有啥了。
母亲还担心儿子会离婚，也找人掐算，算命人说，离不了，媳妇不反对他。
母亲提醒张良注意安全，干休所前一阵子还让她写不炼功的《保证书》，过去被张良称为唐伯伯的一位退休老干部，现在正监视母亲呢。唐伯伯是继父的老战友。
继父三八年参加革命，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差点被打死，后来被平反。受党教育多年，他把党视为自己的生命。
正聊着，卧室那边传来敲打床栏杆的声音，说不出话的继父在呼叫母亲呢，他瘫痪在床，但他听出了张良的声音，他不高兴张良来。
4
母亲告诉张良说，李梅也相信算命，她给张良算命时，算命的只说了一句：“天快亮了。”这是她听李梅说的。
李梅自己就从来没说过这事儿，李梅只是说：
“我对你都陌生了，好像不认识一样。”
现在妻子不敢和他一块出门，一起下楼经过楼门时，一前一后分开走，她总是习惯性的警觉着，她认为家委会有人盯着张良，觉着和他在一起不安全。
妻子在家，除了看电视、做面膜，没事儿就烧香、祷告，也不知道她祷告些什么。
“五一节”的时候，张良的表哥晓光来了，他们就一起去了潭柘寺。妻子逢庙必进，见神就拜。回来后在饭馆吃饭，付账的时候，妻子要了张发票，发票上有奖号，刮开一看，中了五十元，妻子高兴起来：“烧香真灵呀！”她弟弟的孩子入托儿所，她妹妹的孩子升重点高中，她自己的工作加薪，她都认为是烧香的灵验。
张良看到妻子的变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5
张良和李梅带着聪聪一起去看了关叔，李梅还带着单位过节发的福利。
关叔看见张良就说，张良瘦了，这是关叔的第一句话，其实张良头发都白了。
李梅已经把关叔当成亲人了，每年回老家过年，大年三十晚上都从外地给关叔电话拜年。上次李梅回老家给母亲过七十大寿，关叔还送了两个大寿桃，后来李梅给关叔带回来两瓶茅台酒。这种酒关叔一般都要留着送人的，他自己只喝二锅头。
关叔早上五点就去爬山了，有时能爬一千多米，山里鸟多，他抓鸟，然后去卖。
晚上关叔喜欢自己喝二两，别人请他吃饭，他也会揣个小瓶二锅头，吃火锅也要个凉拌豆腐丝下酒，喝完了也不多说什么。
关叔这个人对很多事情都不直接回答。
张良这人好不好呢？
“这人呢，是好人呀。”
“嗨，要不是炼这个功，现在得挣多少钱呀。”
“法轮功嘛，九九年以前广场哪哪都是。”
那到底法轮功好不好呢？
“这可说不好，国家有政策，咱老百姓可说不好。”
但关叔愿意说说狗，谈谈鸟，还愿意聊聊八九年的“六四”。
那时候他住新街口豁口，各大院校游行，就从他家门口过。他每天都到马路边上坐着，看学生们一队队走过，听他们喊口号，饿了回家吃点剩饭就赶紧去马路上。夜里两三点，实在太困了才回家躺会儿。他还代表北京工人队，到天安门游行了呢，马路边老头老太太小孩儿都给他们递汽水。嗨，那时候公交车不要钱，一截就过来，直接给拉到公主坟……
“嗨，那时候真好。”二两酒下肚，关叔就有非常明确的感慨了。
“北京治安最好的就是那年，没有偷盗没有抢劫的，挺有意思的。”
6月3号那天吧，他骑车到新街口去看，看见小当兵的戴着钢盔，钢盔里面有一根小锯条，特别细，关叔问那是干什么的，小当兵的就说：“勒你脖子用的。”
后来呢，“后来，从我们家往那边看天，一直都特别亮，后来突然就黑了，后来就听见了枪声，非常响。”
第二天早上看到学生哭着回来了，“政府开枪了。”他们说“坦克开进了天安门”，“死了很多人”。
大喇叭广播说请市民离开广场，听说木樨地翻了一辆军车……
关叔说，我们厂还给胡耀邦送过花圈呢，我们厂送的是最大的，金属的，用吊车搁在纪念碑上面。有一次他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书，还记录了这件事：北京重型电机厂送的花圈直径五米，用粗铁管焊的大圆圈，花儿是用薄铜片薄铁片做的，重有几吨呢。
张良请关叔喝酒的那天，马路边上坐着的老太太都戴上了红袖标，关叔说，“又要开会了，‘两会’。”
6
过年张良和李梅一起回老家看岳父岳母，确定没有被跟踪，岳父才让张良进了家门。
全家开会，围着张良质问：“我们把李梅托付给你，你却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没有照顾好她。”
他们支持李梅和张良离婚。
张良说，这些年我确实没有好好照顾家，但你们也应该问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没有吃喝嫖赌，没有坑蒙拐骗，更没有做对不起妻子的事儿，我是去做正义的事儿去了，我们那么多同修，因为修炼真善忍被迫害死了，我能看着不管、过自己的小日子吗？
张良还说，如果您二老天天去小区锻练，突然有一天不许你去了，说你们违法，还把你们一起锻练的伙伴抓了，你们是不是也要去争取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岳父母一听，觉的张良说的也都在理上，互相看了看，就不再提离婚的事儿了，“那你俩自己解决吧。”
岳母甚至想重新炼功了，九九年以前她也学过法轮功，政府不让炼，她就放弃了。她身体不好，有胃病，炼法轮功时，确实感觉胃病好转了。
一听母亲要重新炼功，李梅就怕了，“那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
“再说，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呀，你看他吃多少苦呢，不提高心性也不行啊。”
李梅明白一点儿修炼的道理，她看过书。
7
张良去看望表哥晓光和姑姑。
几年前，晓光因为用自己的账户给张良汇过一次钱，也被国家安全局抓捕过，拘留了一个月。
安全局的特工把他带到北京的一个住宅小区，门口没牌子，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小区，老百姓绝对不会想到，里面居然有个秘密审讯室。
“交代吧，这是通天大案！”第一句话就把晓光吓坏了。
他和张良的每一次通话都有记录，“案子的卷宗就有好几尺高”。
直到现在，晓光也不知道张良犯了什么案子。但那一次，包括晓光妻子在内的所有亲属，都被安全局审了个遍。
晓光的妻子吓坏了，找姑姑哭闹，姑姑害怕，让张良不要再联系晓光了，惹麻烦。在不炼功的亲戚们看来，张良太偏执，在北京的国有单位，工作也不错，怎么就不好好和媳妇过日子呢？完全可以在家偷偷炼呀，为什么一定要说实话呢？
让张良完全没想到的是，姑姑现在居然也学法轮功了，“因为发现法轮功说的对”。她以前学过好几种气功，还学过天主教。
晓光和张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说张良小时候就“不爱玩，喜欢思考问题”。
过去晓光不理解张良，现在他有点理解了，“那可是神的状态，不是正常人能忍受的”。
晓光认为，“他的付出和承受对大环境的改变是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苏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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