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察配备摄像装置与纠错机制

文/张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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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美国发生多起警民冲突,而巴尔的摩非裔青年在羁押中死亡更引起了骚乱。民众对警方执法方式产生质疑,但双方也因为立场不同容易导致各说各话,在事情发生后也可能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而让事件纠纷升级。而洛杉矶警察委员会于4月底以三比一的表决通过了关于随身穿戴摄像设备的法规,使得缓解这种争议成为可能。洛杉矶警员未来将广泛运用随身摄像装置,以记录警察具体的执法过程和与民众的互动。让执法在阳光下运行,以避免可能的揣测。

去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弗格森非裔青年迈克尔·布朗被射杀后,引发了多日的骚乱,事后的调查也是一出“罗生门”。所以弗格森事件以后,如何能让警察的执法透明化、公开化成为各界讨论的话题,而装备摄像装置成为监督执法、保护警察声誉的不错选择,连奥巴马总统也呼吁使用摄像头。洛市市长加西堤也一直在推动使用随身摄像机。加西堤说:“摄像机不是万灵药,但是他将成为执法的重要部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准备在2015-16财年预算中,计划购买7,000个摄像机,从而确保洛市每一名在街头巡逻的警员都能配备随身摄像机。

平心而论,对于常年与各类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警察来说,见到的丑恶现象比普通人多得多,容易养成用怀疑的眼光看事情的习惯;而在普遍拥有枪支的美国,警察在工作过程中精神更是高度紧张的,一旦遇到不冷静的民众,可能会采取措施。而冲突一旦发生,就变成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乱麻,但就在这过程中,警民之间的信任就会受到伤害,最终损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

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认为,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础,秩序和自由都是法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 警察的执法目的是维护秩序、打击犯罪,而民众是要获得自由生活的社会环境,可以说两者在本质上没有冲突的地方。但在现实中,维护秩序的权力会和自由相冲突,警察所掌握的权力,运用即使稍有偏差,都可能对个体的自由造成巨大的伤害。

良好的纠错需要自由交流的机制,在这样的环境下,各种思想能自由的交流、碰撞,最后找出各方能接受的处理方案。而警察部门率先从自身做起,给自己装上摄像头,它记录警员与公众发生的冲突,防止警员的不当行为;同时,也可以为那些受到错误指控的警员们澄清事实。它让警察的执法方式置于阳光之下,同时也保护了警察自身,因为警民之间的不信任会导致更多的冲突发生,也会把警察的安全也置于危险之中,而良好的信任能够更好的维护秩序和自由。

法谚有云: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当发生问题,良好的制度能迅速的找到解决问题恰当的程序。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说,如果坚持合法办案会让一百个贼跑掉,那就让他跑掉好了,让一百个贼跑掉,也比大家都像贼一样躲在家里瑟瑟发抖要好得多。洛杉矶警察率先从监督自己开始,用摄像头来监督自己的执法方式,体现出对民意的敬畏,更是开放社会自由碰撞的结果。

遥想如果在中国发生类似的事件,嫌犯死亡的原因可能不是“睡觉死”就是“躲猫猫死”,实在躲不过那也是“临时工”干的。没有自由的制度和受监督的权力,也就没有真正的纠错机制。最终的结果就是摄像头不是装在公权力自己身上,而是密密麻麻遍布中国大街小巷,高悬在每一个民众的家门口,监控着一个个所谓的“不稳定因素”,而没有想到不受制约的权力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

责任编辑: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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