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5月09日讯】近日，中国大陆发生的一起“男童遭到精神病患者当街殴打”的事件引发了不少人对“严惩精神病患”的强烈呼吁。一直以来，对于精神病人在发病时实施暴力、甚至杀人等犯罪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问题，社会各方的看法似乎不尽相同。尤其是对恶劣事件中被打、被杀的受害人抱有几分同情的旁观者，他们或许就会对那个“精神病人即豁免法律责任”的条例心有不平。
事实上，若深究起来，法律的精神是否真能在“将杀人犯斩立决”的严惩上得以彰显，相信很多人都难以给出肯定的回答。对于一个在恶念驱使下行凶的杀人犯，使其知错能改、弃恶从善似乎远比让其“血债血偿”更有意义和价值。而对于一个在丧失“认知能力”和“控制行为能力”的情形下实施了暴力与杀人行为的精神病患来说，对其进行有效的救助、妥当的治疗，也远比将其判处监禁或死刑更具有人道精神，更能从根源上遏制此类悲剧的发生。
显然，精神病患的根本问题并不在犯罪事实的表面，而在于精神上存在着被医学上称为“疾病”的状态。病好了，人就能正常起来，也就不会随便犯下杀人等刑事重罪。即便当下处决了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的杀人犯，也仍然存在着“下一个精神病患不知将在何时杀人”的恐慌和隐忧。
而这种类似“定时炸弹”所能引起的恐慌与担忧，对如今的中国人来说，绝不是小题大做。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初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以上，其中70%都没有接受有效治疗。很多有暴力倾向的重症精神病人，被家人用铁链锁住或关在笼中，这样的“笼中人”在河北大约有10万人。此外，早在2006年就有媒体报导称，中国精神科床位的平均密度为每万人1.04张，平均10万人中才有一个精神科医生。从这些公开的数据中，我们便能清晰的看到，政府有关部门对真正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群的看管、救助与治疗，几乎都处在一种无心、无力、甚至无作为的状态。
放任不管、听之任之，问题就会频出、悲剧就会不断重现，而人们的惊惧与恐慌也不会仅仅因为一个患有精神病的罪犯被判处了极刑而有所减少或消失。无论法律如何严惩，我们始终都会看到充满悲剧性色彩的人物会随着暴力事件而持续衍生，这其中不仅包括被伤、被杀的受害者，还包括毫无判断能力、行为不受控制，在“严惩”呼声的高涨下沦为牺牲者的精神病人。
这样的牺牲者在中国当下不但越来越多，而且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对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中已明确规定，能被医院收治的精神病人包括“拒绝接受治疗者”和“严重不能适应社会生活者”。历时26年才最终被官方出台了草案的《精神卫生法》居然提出，“扰乱公共秩序”可成为“精神障碍患者”必须接受“非自愿住院医疗”的正当理由。而一部《治安管理处罚法》却将“破坏选举”、“追逐拦截他人”等20种无关精神疾病的行为划入“扰乱公共秩序”的范围之中。
在这种宽泛到已然没有了界限的涵义中，似乎什么人都能被送进精神病院，当一回精神病患。于是，有人惊呼，难怪中国的精神病这么多？亦有媒体公开表示，就目前来说，还没有精确的仪器可以对精神病进行指标性诊断，“患者”与“正常人”之间根本无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正是基于概念模糊，我们便会毫无悬念的看到，无数访民被无端贴上了“精神病患”的标签。除此之外，维权人士、宗教信仰人士、对政治有异见的人士也都似乎够条件成为“扰乱公共秩序”、“不能适应社会”的一员。
既然被贴上标签，既然被定义为异类，他们所遭受的待遇也同样非比寻常。在根本没有患病的情况下，他们被各类身着“执法者”外衣、头顶“权力”光环的政治打手们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并以“强制执法”的名义勒令院方对这些所谓的病患实施治疗。于是，被强行捆绑、电击、灌药、打毒针等无异于酷刑的治疗手段便成了这些实际上根本不是精神病的无辜者的“家常便饭”。一位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专员在2008年第41届年会上指出，从中国寄来的投诉案材料中，有8%的酷刑折磨是在精神病院里发生的，而其中针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类似案例占到了66%。
这些惨烈的数字似乎与“精神病院可谓是中共公安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的说法极为吻合。也就是说，那些被政府占田占地却无处申冤的人，那些自身权益被政府剥夺力求讨还的人，那些伸张正义、敢于揭露贪腐恶行的人，那些坚守信仰，努力提升道德的人，在中共的眼中，都不能算是“正常人”。于中共而言，即便没有医学上的界定以及法律依据，甚至还有可能使自身触犯到法律，也仍会肆无忌惮的将这种扭曲的、非人道的“严惩”进行到底。如此，“严惩精神病患”不仅未能起到正面作用，反而符合了中共的邪恶意图，从而制造出更多的牺牲者。
责任编辑：尚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