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7月21日讯】前言：自1999年7月20日起，江泽民集团发起的针对法轮功群体灭绝性的16年迫害中，数百万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死、致疯、被活摘器官，无数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他们遭受的迫害残酷和惨烈程度鲜为人知，令人震惊。目前已有超过8万人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这一数字正以每周增加2万人的速率递增。这使原中共党魁江泽民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还未身死就遭到民众大规模控诉的政府官员中职位最高者。大陆法律界人士称，江泽民已经被送上历史审判台，这在整个法制史上或政治文明史上将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事件回放：2015年7月18日、20日，亚特兰大各界法轮功学员40余人，两天内分别聚集在PleasantHill大中华超市临街、亚特兰大市中心的CNN/奥林匹克公园，举行声援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集会活动，十数位亲身经历过中共迫害的亚特兰大法轮功学员已经加入了起诉、举报江泽民的行列，他们的起诉状已经送达北京的中国最高法院和检察院。8位起诉人以亲身遭遇证实了迫害的残酷。江泽民正在面临世界大面积的控告。
亚特兰大参与起诉的法轮功学员中有毕业于清华、北大的精英；有曾在中国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工作过的官员；有前中国南航飞行员；有前上海钢铁公司产品检验员；有勤俭持家的离退休老人和家庭主妇；还有留美二十几年从事电子行业的修炼者。他们与我们许多华人有着同样的经历：留学、打工、移民定居。然而，在长达16年的迫害中，他们每个人无论从精神还是肉体上都承受着人们难以想像的苦难与折磨。他们就生活在你我身边，让我们走进这些法轮功学员，听听他们为什么要状告江泽民吧？
中国南航前飞行员 9年无自由
起诉人：张国良（男），前中国南航飞行员
“作为法轮功学员，在我离开中国前的9年里，我没有自由。”
1999年7月之后，中共前魁首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后，被停飞后继而非法劳教一年。先后关“黑监狱”“洗脑班”约一年半；中共冤判我四年徒刑。期间，我曾遭受过中共包括剥夺睡眠、殴打、单独关押、强制洗脑、强制劳动、限制自由等等各种形式的迫害，最终无奈逃离中国并辗转来到美国。从我心里来讲，我非常感谢海外法轮功学员及那些善良及有着正义感的人们，是他们的努力讲真相和对法轮功的支持，使世界意识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所以我才能被营救，能够站在这里，拥有今天的自由和对“真、善、忍”的信仰。
然而，在中国，还有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们没有这个自由，还在承受着中共各种形式的迫害。我在广州黄埔洗脑班，看到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死；我在监狱，看到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至残；我还看到，许许多多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家庭被迫害的妻离子散……。这一切，仅因为他们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
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远超我能用双眼看到的，我能看到监狱中有人消失了，但离开监狱才知道，中共还做出活摘器官这种人神共愤的邪恶。而且，直到今天，这场邪恶的迫害还在持续！
当初，我不明白，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迫害这群要做好人的人。也有许多朋友经常问我这个问题。后来，我明白了：什么东西不信神，是神的对立面？什么东西不喜欢“真、善、忍”，而崇尚暴力、杀戮、欺骗？那就是邪魔！而这正是中共的表现。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是对一个群体的迫害，是对人类信仰的邪恶迫害、是对人类公理的邪恶迫害、是对人类道德标准的邪恶迫害。
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能够明白真相，用退党、诉江等方式来制止这场邪恶迫害，解体这个邪魔。那些起诉江泽民的勇士们用一封封起诉书来对江泽民发出呐喊，那是撼动宇宙的正气，那是震动世界的良心和勇气！
我希望全世界的人们，尤其是中国人，都走出来，以退党、诉江等等方式来制止这场江泽民发动的对人类公理正义的迫害，为自己、为子孙、为人类创造美好的未来！
清华学子 深陷囹圄
起诉人：李艳芳（女），1998级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设计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从1999年7月迫害开始到2007年5月我离开中国的将近八年中，我和我的家人都是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中度过。特别是99年末之后，休学的一年多和身陷牢狱的四年，对于整个家庭都是颠覆性的灾难。”
1999年10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清华大学强制休学。
2000年12月因参与大纪元网站工作在广东珠海被捕。
2002年9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5年重新回到清华，2007年赴美留学，现居美国亚特兰大市。
我为什么起诉江泽民？我认为，已经持续16年的中国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暴力镇压，是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一手发动并假借国家机器执行的。这场暴力镇压剥夺了上亿人的信仰自由。在这场迫害中，至少3864名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失去了生命，数百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失去人身自由，身陷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或者洗脑班，无数的家庭在风雨飘摇中支离破碎。更为令人发指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场迫害中发生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同时，伴随这场迫害的造假诽谤宣传毒害了十几亿的中国大陆及海外华人，甚至西方人。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被中国的官方媒体栽赃陷害、侮辱诽谤，令无数的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谈法轮功而色变。更有很多的中国人，被中国官方媒体宣传欺骗，在无知中犯错。
起诉江泽民是事态发展的必然，也是揭露谎言、让跟多人了解事实真相的方式。就我个人而言，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强制休学两次，非法拘留一次，非法判刑5年。
起诉人：韩玮（女），2000级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本科生，2005年毕业。曾被清华大学强制休学、强制洗脑、不予推荐研究生。现居美国亚特兰大。
“2015年7月，我与其他30多名来到海外的清华校友，共同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公安部，送达了我们起诉江泽民的诉状。并希望检察院能早日公诉江泽民，将这个穷凶极恶之徒送上法庭，得到应有的审判。”
法轮功于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传出，修炼真善忍宇宙大法，七年中，人传人，心传心，至1999年，法轮功学员人数已达一亿人，遍布中国各个地区，各行各业都留下了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感人事迹。
然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和强烈的妒忌心，扬言“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江把全国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从此，中华民族又开始了一场令人神共愤的浩劫。
1999年清华大学已有几百人修炼法轮功，并每天清晨在公园炼五套功法。江自1999年7月20日下达灭绝令后，先后多人被劳教、判刑、洗脑，甚至被迫害致死。我于2003年下半年，被学校强迫送入房山区洗脑班，失去人身自由达四个月之久。此后，清华大学的610组织又阻止将我推荐研究生，断了我在清华继续深造之路。此次迫害给我和家人造成巨大伤害。
控告人：孙艳妮（女）94级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生理学系。1998—2001年中科院海洋所海洋生物系硕士研究生。2006年留美。现居亚特兰大市。
“1999年7月，乡里派出所到我家逼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并威胁肝癌晚期的父亲要逮捕我。年迈的母亲甚至要给我下跪，给我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
我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
我从小体弱多病，感冒发烧几乎是家常便饭。我的肝部也常常隐痛，在中学时也花了不少钱医治。我偏头痛很严重，稍微睡眠不好，就头痛，甚至伴随着恶心，有时为了减轻痛苦，我会轻轻撞墙。
在我无助的时候，一个不修炼法轮功的同学建议我炼法轮功。炼功后我的身体变好了。我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起色，本科毕业后我被保送到中科院海洋所读研究生。
通过学炼法轮功，知道要处处为别人好。在大学期间我不求回报照顾了一位患抑郁症的室友2年。她本人很排斥吃药，所以我每天定时看着她吃药。我还经常陪她聊天，开导她，直至我们毕业。她家人来北京要给我钱，我都拒绝了。
我曾遭受了两次非法拘禁。
1）2000年7月20号左右的一天，在中科院海洋所，我与几位法轮功学员在一位学员的单身宿舍炼功时，被公安局的人带走，并分开审讯。到傍晚，我被送回，而那个提供炼功场地的人被判刑3年。
2）2001年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后，青岛市公安局找我问话，我就直接指出那个自焚是假的。几天后，所里领导说两会期间，要给我单独安排个房间，白天晚上都有人监视，怕我上访。后来在导师和我的极力争取下，才同意白天在有人看着的情况下，我可以继续工作。这样持续了2周才结束。
1999年7.20后几个月内，派出所多次到我家骚扰，一次把我放在桌子上的《转法轮》抢走。后来在我不在家时，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抄家。
1999年7月，乡里派出所到我家逼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并威胁肝癌晚期的父亲要逮捕我。年迈的母亲甚至要给我下跪，给我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
2000年7月20号左右的一天，我因与几个大法弟子在一单身宿舍炼功时被抓，虽然当天被放回，但海洋所的领导要求我写不炼功的保证，我不写。他们就勒令我休学，并要派专人将我送到我家乡的派出所。
在国内的法轮功学员随时都有被抓迫害的可能，在国内是我心里承受巨大压力和精神迫害。我家人整天提心吊胆，承受的精神的压力与我一样巨大。
郭为民和谢戈被迫害最严重
起诉人：郭为民（男）北京北内集团钳工。单位工作骨干。
“在我释放的前一个月，我郑重向警察声明：在监狱这么多年，我的心一直没有离开过法轮大法，我平时为人处世都是以真善忍为标准的，想改变我的心不可能!”
郭为民（人称“小郭”），我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是单位工作骨干。1999年7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造谣、污蔑、诽谤李洪志先生和迫害法轮功学员。当时，全国各地有大批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告诉政府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和父母都修炼，当时我们接待了一些来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1999年8月至9月间）。有长春大法弟子，还有各省市的。其中大部分学员被抓。长春的王洪革、刘哲分别被诬判13年和15年，并受到酷刑折磨（明慧网有相关的报导）。
在1999年9月17日，我去北京石景山区给学员送衣服，被石景山区刑警大队无故扣押，一个警察不出示任何证明抢走我手机，最后也没归还。还有一个警察揪住我的耳朵大骂。后来我被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派出所审问。我父亲郭书考也被抓并被关进看守所。从被抓起，我被审问了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审问时，警察威胁加辱骂，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1999年9月17日至10月14日，我被送到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看守所关押了28天，我父亲被关押了15天。我们根本没犯法！像我们这样安分守法的人，一夜之间失去自由，感觉像一场噩梦。被关押进看守所要全身脱光检查，从未承受过的人格侮辱和精神上、物质上的压力，让我度日如年。在那里不能随便上厕所，有时要从早晨一直憋到下午4点。平时要求我们坐在床上（叫“坐板”）被监规，很多人屁股上坐出了茧子，一天两顿饭，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窝头和带泥的菜汤，没有油，他们叫“白菜游泳”。有时还会被突然提审，要求双手抱头。有一次隔着监号的铁栅栏门看到我的父亲双手抱头，光着脚被提审，我心如刀绞。
从看守所出来后，单位要求我放弃信仰，否则劝退。我于1999年11月失去了工作。
2000年的正月初七（2月11日），我因坚持炼功，又被关进看守所迫害一个月。
2000年12月22日，我因向人们讲真相，我又被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关押了37天迫害。出来的那天正好是大年三十，还不让回家，连同父亲被一起关在一招待所里监管起来，过了新年才放我们回家。这一切都是非法的。
2002年8月9日，我和一起讲真相的功友共9人被中共非法抓捕，其中李海被判8年徒刑，他原是外交部官员，出狱后来到美国。他于2012年7月间在美国人权议会上揭露迫害，另一个叫王益的现在还在监狱。因为我们制作和发放了大量揭露中共邪党及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图片、光碟等（“天安门自焚真相”等），我和功友张振忠在福州市一起被抓，张振忠后被判12年，我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非法判刑十年（有判决书为证），剥夺政治权利2年。期间，在福州看守所关押5天。
2002年8月16日至2003年2月26日，我北京大兴的一个所谓“法制学习班”（其实就是洗脑班）关押半年。被强行洗脑、强迫看污蔑诽谤法轮功的录影。由武警严加看管，不让上厕所，有一次憋的我脸发白，浑身出虚汗。半年内，不让洗澡、不让理发、不让剪指甲。
2003年2月26日至7月，我又被分别关押在北京市丰台看守所。
2003年7月至2004年6月29日，关押在秦城监狱。两个人的房间关进十几人。
2004年6月29日至8月初，关押在北京市看守所，从事奴工劳动，每天剥蒜皮，剥的手指裂口子。
2004年8月至2011年2月9日，最后被关押到在天津汉沽区茶淀站的北京清河（劳改农场）分局的前进监狱。在那里，除了被强制洗脑，每天写思想汇报，还要强制从事劳动。在监狱里，我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残害。比如不转化，长时间坐小板凳，身体坐直，两膝并拢，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不许动，有的人屁股都坐烂了；有时，用减少睡眠、熬人等办法整治你。法轮功学员大都由其他抢劫杀人犯、强奸吸毒犯人看管（包夹）虐待。
2007年5月至2009年5月，我母亲朱秀珍也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劳教两年。（在明慧网上搜索我的名字可以看到相关的报导），我父亲因此受到很大打击。整个家庭被迫害的支离破碎。这些痛苦都难于言表，给我们全家造成难以愈合的创痛。
2011年2月9日我出狱，回来后仍没有自由，先后在当地司法所、派出所、社区居委会的监管下，不准我离开北京市，要经常汇报动向。我仍然生活在一个“大监狱“里。
2013年2月16日，我辗转来到美国，寻求避难。
起诉人：谢戈（男），上海大学有色金属专业。现定居美国。
“从2001年12月5日到2004年1月24日我被江泽民一伙罪犯非法绑架关押长达26个月之久。在这期间我总计绝食时间超过300天，被“死人床”酷刑连续折磨超过8个月，被“折磨性灌食”酷刑迫害超过200次，被强行洗脑精神迫害超过9个月，超过440天无法洗澡。我的基本人权，基本生存权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践踏。在此期间，我曾多次要求上诉和聘请律师，但均遭到了无理拒绝。”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开动整个国家机器，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民众的全面镇压。他驱动喉舌媒体制造了包括“天安门自焚”伪案在内的铺天盖地的谎言与仇恨宣传，并下达了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将这场迫害歇斯底里化。难以计数的家庭被毁，无数人被酷刑致伤、致残，数百万人失去生命，甚至被活体强摘器官牟利，制造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我从1998年1月22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是上海大学有色金属专业的一名学生，我那时患有严重失眠和阵发性心动过速的疾病。晚上经常无法入睡，白天的精神很不好。心动过速发作的时候心率可达180-200跳/分钟，喘不过气来，非常难受。当时我的一位亲属向我推荐法轮功，借给我《转法轮》，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一下子就被书的内容吸引了。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我通过学法炼功，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我的失眠和阵发性心动过速的症状就全部消失了，身体非常健康。同时我也在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中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处处要求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我的学业也进步了。因此我非常感激法轮功，感激李洪志师父。
那时我们学校还有其他的学生修炼法轮功，我们每天早晨在学校的大草坪上炼功，通过交流心得体会，我知道不光是我，其他的同学修炼法轮功以后也都身心受益了。1998年12月我们参加了上海市体育中心一万多人的集体炼功活动，上海电视台在新闻中正面报导了这一活动。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民众的全面镇压。警察非法绑架了我们当地所有的辅导员，不准我们到户外炼功点炼功。我所在学校党委书记威胁我不允许炼法轮功，否则就要开除学籍，我拒绝了他的这种无理要求，继续修炼法轮功。
我看到江泽民为了镇压迫害法轮功，驱动喉舌媒体在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中制造铺天盖地的谎言，与仇恨宣传，对法轮功造谣，毒害了无数的民众。我认为这场毫无理由的镇压完全是错误的，我于1999年10月22日到北京去上访。但是当我到达北京，才得知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已经变成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在通向办公室的路上布满了便衣警察想要抓捕像我这样来为法轮功上访的人，我们根本到不了办公室。
在那以后我留在了北京，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制作，发放真相材料，告诉民众法轮功的真相以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揭露这场迫害。我们在北京各个地方散发、传播。江泽民非常害怕自己的谎言和迫害罪行被曝光，就通过“610办公室”（这是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而专门建立的办公室），指使公安局，国安局，国保局，出动大量警察，特务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阻止我们传播真相材料。并下达了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
2001年12月4日，我在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67号（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门口被中共恶党北京市公安局非法绑架，秘密关押刑讯逼供。当天中午，我正走在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门口。突然从我的身前身后突然窜出4，5个便衣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档的情况下，扑向我，不由分说把我按倒在地，铐上手铐，蒙上眼睛戴上头套塞入汽车。带到了一个秘密审讯室里，对我进行刑讯逼供。一名警察用铁制的胶皮棍勒住我的脖子让我无法喊出声音，与此同时，另一名警察用铁制的胶皮棍猛烈抽打我的背部和大腿。这种棍子打在身上疼痛异常，并会导致严重内出血。他们逼我说出我认识的所有炼法轮功学员的名字和住址，我拒绝配合，他们就继续抽打我。我被这种酷刑折磨了超过2个小时。两天以后我发现，我的整个背部和大腿被打过的地方都变成了黑紫色。第二天我被他们绑架到一个秘密的洗脑集中营。在那里对我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毫无人性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迫害，直到生命垂危。
2001年12月5日—2003年2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非法秘密关押在“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北京地区最邪恶的洗脑班）。该中心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是由北京市“610办公室”成立的一个秘密迫害机构，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
当时，我被关押在一个设有监控器的监室里，门口有武警站岗，24小时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连上厕所都要跟着。我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我认为对我的绑架，殴打与关押完全都是非法的，我是无罪的。因此我于当日（12月5日）即采取绝食的方式表示抗议。
从2001年12月12日开始他们对我施行一种酷刑：折磨性灌食。
由7-8名武警将我按住，绑在一张特制的铁椅子上，只要我稍一挣扎，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他们强行将小拇指粗的橡皮管从鼻腔经喉咙顺食道插入胃中。这种酷刑使我非常痛苦，当橡皮管插入鼻腔的时候，我的整个鼻腔像烧着了火一样，拔出来后管子上都是血，有时一次插不进去，他们就反复插好几次。我现在仍然清楚的记得一个恶警头目站在我面前对我狞笑着说：“你不是觉得很难受吗？那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折磨你，直到你向我们屈服为止”。江泽民一伙恶警心态之扭曲，手段之邪恶，可见一斑。有好几次我差一点死在这种酷刑折磨下：因为他们并没有将橡皮管插入我的胃里，而是插入了我的肺里……
我计算了一下，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被这种酷刑折磨超过200次，肉体上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在2002年4月，该中心国保处恶警头目胡子辉（音）下令对我施行了另一种酷刑迫害：叫“死人床”。
他们用一张铁床作为刑具，用手铐将我的双手铐在床的一端，再用布条将我的双脚绑在床的另一端，使我整人成“大”字型，无法移动。他们将我24小时铐在铁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这种迫害手段极其残忍，难受至极，每一天对我都是痛苦的煎熬。而他们竟然用这种酷刑持续折磨了我长达8个月。使我的精神和肉体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摧残，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在此期间，恶警胡子辉还经常带领国保处的其他恶警殴打我：连续抽打耳光；用拳猛击胸部；穿皮鞋猛蹬大腿等。胡子辉对着我疯狂叫嚣：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魔头。
我被这种“死人床”酷刑折磨直到2002年12月，由于长时间的持续酷刑折磨，我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四肢肌肉严重萎缩，皮包骨头，心跳也很微弱，血压只有40/70，已经濒临死亡！！！但即使我在这种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江泽民一伙罪犯也并没有释放我，而是毫无人性的将我绑架到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和北京市团河劳教所继续迫害。
2003年2月25日—2003年4月4日我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2003年4月4日—2004年1月24日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团河劳教所。
这只是我被江泽民迫害事实的一部分，十多年来，因为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而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和伤害罄竹难书！所以，我要起诉江泽民，因为他犯下了“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等18宗罪。
留美精英有家难回
孙大坤（男）电脑工程师。94年毕业于北京机械工业学院执行资讯系统专业。95年在出国前开始修炼法轮功。95年留美，97年毕业于北德州大学读电脑专业。在通讯公司做电脑软体工程师。
“这种没有通过任何法律程式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而又不敢承但责任的表现形式清楚显示了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不合法性。”
我个人的中国护照在2000年到期送到休斯顿中领馆申请延期的时候被无端扣留，并再没有归还。我专门多次打电话和上门与领事交涉都无济于事。我要求领馆出示扣留我护照的理由，领馆拒绝提供。我要求领馆提供书面文档，申明他们扣留了我私人护照的这个事实，他们也不敢提供，言语上躲闪其辞，不敢承担任何的责任。因为没有护照，给我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变。公司无法派我出国公务，影响了我的正常工作。因为我是家中独子，父母日渐年迈，尤其父亲身体不好，但我无法回国看望。无理扣留护照本身这件事也给我国内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负担。年迈的父亲专门写信给领馆请求考虑归还我的护照，领馆也丝毫不与理会。所采用的手法完全是一种流氓行为。从2009至2010年，国安一直背地里做我父亲的工作，希望他以某种个人理由劝我回国看一看。直到两年后，当父亲在其诱骗下劝我回国但遭到我拒绝之后，我才听闻此事。事后，国安还不断骚扰我的家人，给他们带来心里上的巨大压力和恐惧。
起诉人：吕朝晖（男），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分局稽查三科副科长。1995年9月，以托福600分成绩，成为深圳税务系统公派海外留学第一人。修炼法轮大法使我从顽固的乙肝病中彻底康复。
“父亲临终前，因为担心我回国遭受迫害，连病危都不敢通知我，因为江泽民的残酷迫害我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能回，连我最基本的为父亲送终的孝道都未能如愿。给我造成了终生遗憾！”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时时遵照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人，做个对社会有益的更好的人。在税务稽查工作中，我廉洁奉公，不贪不占。我曾资助希望工程的5位元元失学儿童，也曾在单位分房时，礼让他人。
但是在1999年江泽民下令镇压残酷迫害法轮功后，很快因为我个人的信仰，就被强迫离职，失去了工作。2000年6月，我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谁知信访局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非法关押起来，后押转到深圳南山看守所。在被关押期间，我被强迫做劳工，有时甚至干到凌晨2点。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局国保科还对我的住所和办公室进行查抄，将我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产掠走。他们还以工作、生活来源为威胁，逼迫我放弃信仰。
离开劳教所，辗转来到海外之后，虽然我获得了修炼的自由，但我依然被限制回国。
江泽民以其一己之私出于妒忌制造出一个个谎言，公然践踏宪法和法律，把上亿的信仰“真善忍”的民众推向打击面，迫害中动用百余种酷刑在劳教所、监狱、洗脑班摧残法轮功学员，使众多的人被致伤、致残、致疯、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等，导致千千万万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同时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使整个社会道德全面崩溃，罪恶丛生，危险至极。
结语：当今的中国道德已全面崩溃，江泽民为首的利益集团以国家行为对信仰真、善、忍得法轮功学员长达16年的迫害与大屠杀，将人类直接推到了危险的边缘。迫害的惨烈程度也远远超过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善恶终有报是天理，在迫害已无以为继的今天，施暴者自己也在惶惶不可终日中遭受煎熬。
八万勇士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上承天意，下合民心。越来越多的世人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世人加入诉江大潮，这股潮流将势不可挡，也无人能挡，对江泽民的世纪审判必将到来！每个人对善的选择都是一种对正义力量的加持，当人心的正义压倒邪恶时，就是罪恶终止之时。
责任编辑：郝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