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8月11日讯】近几年来，由于留守儿童的死亡惨剧不断上演，贵州毕节一地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不少人对当地的孩子报以同情、伸出援手，并开始对这些“留守儿童”的问题追根溯源的时候，另有一些人却在试图扰乱人们的视线，将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归因于“父母无节制的生育”。
在媒体报导的文章中，一位女大学生利用暑假去毕节调研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村民）没有生育观念、能生就生，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则根本没有规划”。而某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的院长也表示，“越穷越生是很要命的”，“一个正常家庭赡养一个孩子负担都很大，何况是在贵州”。听完这种奇葩论调，人们似乎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这二位不是来分析、研究的，根本是由国家计生委派来、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
按照他们的逻辑，“生育”这种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应该人为的加以控制，而穷人是连这种发乎于人性自然的权利都不能拥有的。也就是说，什么时候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是不能顺其自然的，完全应由人自己说了算，尤其在生活穷困的情况下，则更要时刻提醒自己，一定不能多生孩子。我们且先不去辩驳这类说法有多么荒诞、可笑，毕竟在肆意践踏人权、扼杀天性自然的现代中国，“强制堕胎”被合法化已前所未有的对“人伦”提出了挑战；而此时此刻，我们只要将目光集中在贵州毕节一地，就会发现，留守儿童自杀或被杀的惨剧，其实根本与“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毫无关联。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需要充足劳动力的农村，人丁兴旺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靠农耕维生的家庭乐于接受的好事。更重要的是，在毕节这样一个农村社会，无数死亡悲剧中出演主角的儿童，他们之所以不幸，不是因为数量大，而是在于“留守”。众多的父母选择离开孩子、外出打工，是导致孩子们无人看管、衍生悲剧的直接原因。如果说要对父母没有尽到养育、教导的义务提出批评，尚且存在着合理之处；但若偏激的指责他们不该多生孩子，认为孩子多了才是出事儿的根本原因，就显得有些“驴唇不对马嘴”了。
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那么多的父母为什么要如此冷漠的抛下孩子，只身前往异地谋生。有意思的是，那位大学院长在责难“越穷越生”之后，还提出“当地政府是否可以招商引资让家长不再外出打工”。也就是说，他其实非常认同家长外出打工是酿造惨剧的直接动因。只是那句“招商引资”却在无形之中揭示出，中国农村根本上是由于不平等制度以及政府的以权谋私才引发了今时今日农民的生存问题。
没有人会否认，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农民生活的常态 ，耕种、收获是上天赋予农民自身的生存方式，也是整个国家、社会、全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农民不种田、却进城修建房屋、当清洁工、服务员、或摆摊做买卖，除非他们自己拥有了土地、能雇佣劳力干农活，否则这种生活状态完全就是匪夷所思的。个中原因其实并不错综复杂，正是因为如今的农民已在“城镇化”的号角声中，不由自主的、如梦游一般的被剥夺了耕种的权利，开始了并不属于他们的非农生活。
显然，他们的意愿是被强加的，他们的行动是被迫的。只因为中共治下，他们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所扮演的也只是“打工者”的角色。既然土地用来做什么全由政府说了算，那么出生在农村的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当农民、什么时候当不了农民，也根本由不得自己。别以为进了城的农民真的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可以摆脱“贫穷”的阴影、可以摘掉“低人一等”的标签。事实上，打从那个农村、城市的二元户籍制度出台之日起，在农村呱呱坠地的人就得自认倒霉，因为他们永远都不可能跟出生在城里的人一样，享受到哪怕作为普通人，也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机会。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外出打工的父母最终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将孩子放在农村的无奈原因。在什么都需要花钱的城市里，连自己的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的农村父母，他们或许会略微放心的认为，至少孩子在农村还能有一口吃的；在打工子弟学校普遍遭到取缔的教育现状下，无暇顾及孩子的父母们或许会庆幸，至少在农村步行几十里山路之后，还能找到一片屋檐，是为孩子失去父母的教育时，却仍可受到学校教育所搭建的。但是，如果父母期待着在那个不把农民当人的制度下，还存在着能将农民的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的学校教育，那么，我们只能悲悯的说，这样的想法太天真了。
那些因没人管而失去生命的孩子，不仅是由于被父母抛弃了，更重要的是被这个早已划分了三六九等的国家所抛弃、被这个理应具备完善的教育机制以及救助体系的社会所抛弃了。而国家、社会、父母，之所以如此冷漠、无情的选择抛弃孩子，却正是由于自私自利、集中于敛财的政府一手促成。只要一众官员的目地全在于夺权、谋利，甚至不惜害人也要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那么在中国民众中爆发的灾难、衍生的悲剧便会无休无止。今有“留守儿童”，明日或许还有别人。政府一旦忘记了责任，只关注利益，就会成为所有不幸的祸端以及灾难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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