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8月15日讯】【七】
大学者林语堂谈过中国人的封建思想太重，对当官的人不仅看做领导而且当做道德楷模，大伙儿的榜样，服服帖帖，处处为尊者讳。而美国等西方人则把自己的总统看成小偷，时时防着他到家里偷东西。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共产党的大人物还是无所不通的“全才”。例如毛泽东全国人民要学习他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农业思想，教育思想，外交思想，体育思想，文艺思想。毛泽东所作所为所说所思都是“路线”，违反不得，“违反毛泽东革命路线”那就是死路一条。众所周知，毛泽东根本无丝毫人权观念，几千万人的生命他视如草芥。他在1957年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人的会议上说：“即使牺牲全世界一半人口，也可以换来全球的社会主义。几十亿人的死亡在毛泽东眼中也不当回事。但竟有人专门撰文歌颂毛泽东的“人权思想”（《人权》2013年第6期）在共产党的眼中全国人民都是愚蠢的群氓，整天要学习这，学习那，学习毛泽东的一切，学习领导人的大会报告。江泽民在军事上狗屁不通，中央也下令全国学习江泽民的军事思想，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就拿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来说，毛泽东其实不懂什么是文艺。他没有什么关于文艺的论述，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称为毛泽东的“文艺路线”“至高无上的文艺纲领”。但这是胡乔木写的。（见2014年3月18日河北省作家协会出版《人物周报》第一版）这篇《讲话》反映了毛泽狭隘而浅薄的文艺理念，只是借此来整肃延安的文化界人士而已。当时不少文化界人士来到延安，他们看到的是艰苦的生活条件。恶劣的环境，还看到诸如丁玲和王实味在《解放时报》副刊上发表的《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杂文所反映的阴暗面。像萧军等一批有正义感的青年都有一肚子不满情绪。这是毛泽东所绝对不允许的。于是乎就着手筹备“座谈会”加以讨伐。整篇《讲话》不外突出几点：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必须开展文艺两条路线的斗争；文艺从属于政治，是工具，世界观对作家创作具有决定意义，以“阶级性”来概括文艺的本质；文艺家的创作必须以歌颂光明为主等等。《讲话》被赞颂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列文艺理论的经典。”其实除了上述那左的观点外，整篇讲话没有任何文论色彩和实际价值。翻开中国文学史，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荣的《诗品》等宏博精深的文论述着。相比之下，毛泽东的《讲话》微不足道，没有任何文艺理论的建树。毛泽东提出：“文艺界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这个所谓“文艺批评”实际上是“文艺法西斯”，“文艺盖世太保”多少文艺家在“毛泽东文艺路线”下被迫害致死。从批电影《武训传》，批胡适，批俞平伯，反胡风到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到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下接145页到1966年势若山崩，壮如海啸的大浩劫，在这蛮长的惊心动魄的撕咬和被撕咬，吞噬和被吞噬的“文革”和各种政治运动中，一大批文艺精英蒙冤含屈被迫害惨死，其数目惊人！多少位中华民族文化的旷代大师的冤魂在大地上萦绕？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毛泽东挞伐异己，猖狂姿虐，有不苟同《讲话》“违反”“毛主席文艺路线”者纷纷落马。俞平伯、孙冶方、梁漱溟、黄药眠、钱瑞升、邓拓、杨献珍、胡风、吴晗、廖默莎、王朝闻、钱钟书、傅雷、吕振羽、梁思成、聂绀弩、陈寅格、翦伯赞等等一批大儒祸从天降，兴师问罪之声不绝于耳，围剿追击者不遗余力。仅二十多年，中华民族就被推进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中。其危害的更深层次在于人们接受了负面影响，为了自保，不得不学会文过饰非，阿谀奉承，落井下石，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被深化，再造了一个民族的虚伪性格。今天大陆文明沦落，公害横行，道德败坏，暴戾之气充斥。很多人形成根深蒂固的双重人格，外表与内心分裂，二元现象已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的道德危机。
不要说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光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艺术家就数目惊人。北京大学在“文革”初期，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等自杀的就有24人。诗人，《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自杀不久，他的下级文艺部主任陈笑雨（马钉丁）被斗后来到钓鱼台附近的清水河边留下：“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的遗言结束了一生。现代新闻出版先驱范长江、金仲华，散文家杨朔自杀，翻译家傅雷夫妇双双上吊，作家叶以群跳楼，文学史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与夫人自缢身亡。张春桥下令要“火烧上海音乐学院这座资产阶级堡垒”十七位教授被批斗后自杀。院长《游击队之歌》的词曲作者何绿汀，在抗日烽火中携妻女千里迢迢，艰苦跋涉了三个多月到了延安，恰逢“抢救运动”被当成白区来的特务监控。“文革”中被称为“资产阶级音乐理论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批斗了数月，后被抓入牢房关了七年。放回家时得知长女、作曲家何晓秋自杀。造反派逼她说出父亲的反党罪行，几天几夜不让睡觉，身心受不了折磨，从五楼跳下。
何绿汀老泪纵横。不久他又获悉十七位教授自杀，其中有六位系主任，一位系主任李翠贞教授是他亲自写了三封信又托专人去探望请求，才从美国回来上任的。这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世界音乐研究学者，年轻有为，才华洋溢。知道这么多教授自杀身亡，这位铁骨铮铮的老人哭了两天两夜。周小燕教授（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说老院长比自己心爱的女儿死了还要伤心。（见中央电视台《大师》专栏）京剧“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弃舍为之献身的昆曲，她最后竟身着戏装上吊。
电影演员上官云珠重病在身，日夜不停写交待又受到野蛮殴打（造反派专打她刚动过手术的乳房）使她心力交瘁，对高楼外茫茫黑夜几经踟蹰，终于从窗口跳下。评剧演员白玉霜、黄梅戏演员严凤英服毒身亡。严凤英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和特务，死后被剖开肚肠，搜查微型发报机。赫哲族作家白****（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编剧）来到松花江一个小岛上自尽。老舍被毒打后自沉太平湖。
在毛泽东文艺路线下，死于非命的还可以提出一长串名字：诗人陈梦家，政论家储安平，小说家《红岩》作者罗广斌，小说家孔厥。此外还有赵树理，邵荃麟，吕莹，陈翔鹤，萧也牧，陈翔鹤、肖也牧、韩北屏、侯金镜、海默、司马文森，吴宓，冯沅君，卢侃茹，潘光旦，冯文炳，巴人等。连“温然其客，意态静雅”的丰子恺也不能幸免。阿芙（钱兴屯），萧军，骆宾基，柳春等死于“文革”后，但他们都受尽折磨，身心受到严重创伤而死。
京剧艺术大师周俭芳，盖叫天，马连良，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应云卫，舒绣文，杰出的戏剧大师田汉，话剧导演孙维世，都是被按上各种罪名，在狱中折磨致死的。此外，不少人如胡风，冯雪峰，聂绀弩，沈从文，路翎等作家和杰出的新闻界女战士浦熙修，彭子冈，都是先划入另册，然后加上精神打击，肉体摧残，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尽，然后离开人间。著名作家赵树理，被造反派从叠摞三张桌子的高处推下，跌断髋骨又打断肋骨，连肺叶也穿透了，含冤去世。美学家吕荧在干校贫病交加，又饥又冻，无人过问，悲惨地死去。诗人，教授冯文炳（废名）被赶出北京大学，发配去东北长长春市郊农村，双眼失明，竟至饿死。（《炎黄春秋》）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以来，毛泽东文艺路线之下的斑斑血泪史。毛泽东对鲁迅评价极高：“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要大家学习鲁迅的榜样。但1959年他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时，翻译家罗稷南说：“鲁迅如果活着，将怎么样？”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答：“另有两种结局：保持缄默；在监狱里。当时在场的人大都离世，之后赵丹夫人黄宗英写文章说她亲耳听到这话，当时她就坐在提问者旁边。（改为后138页）在文化专制主义长期肆虐下，根本没有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他们被迫形成双重人格，心里想的是一套，笔下写出来的是另一套。使大陆的文艺作品出现了凭空捏造虚假人物形象的恶习。几乎所有作品无一例外。从《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红旗谱》中的凤兰池，《暴风骤雨》中的伟老六，《洪湖赤卫队》中的彭霸天，《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到《收租院》中的刘文采，无一不如此。总而讲之，作家艺术家们谁都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和“阶级斗争论”都要挖空心思地把世界上最坏，最恶毒的事，如此霸占别人妻女，私设刑房山牢，杀人放火等等都写在他笔下的地主老财身上，越坏越好。文艺作品当然允许虚构，但必须源于生活，不能凭空捏造。
1965年初，在四川大邑县大地主刘文采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大小共114个，无言地控诉了刘文采的“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水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是“水牢”。当时的解说词称：“刘文采在佛堂侧私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死。贫农冷月英是水牢唯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据冷月英说：“1943年，我因欠了刘文采五斗谷，刚生完孩子三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里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1958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及雕塑艺术家在刘公馆西侧的一间存放鸦片的地下室灌上了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并请冷月英到处以“亲身经历”控诉声讨刘文采的滔天罪行。后来有记者采访时问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老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
刘文采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笑蜀先生所着《刘文采真相》一书以及香港凤凰电视台专题片《大地主刘文采》提供了诸多史实，人们才知道四川美院的雕塑作品和冷月英的“控诉”全是假的。原来面目狰狞的刘文采济困扶危，慷慨办学。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自己捐款兴办了文采中学培养人才。这所学校的规模设备校舍等当时在四川乃至全国私立学校中是最大最好的，至今仍然毫无逊色：刘文采每到逢年过节都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有纠纷都请他调解，因为他办事为人公正，德高望重。他还修建街道，至今尚未撤除的两条街道还不失当年的繁华。
《白毛女》在中国家喻户晓，电影、歌剧各种艺术形式流传了多半个世纪。在人们的印象中像白毛女这样的悲剧在“万恶的旧社会”一定多如牛毛。但事实上这也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在晋察冀民间有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在某个山洞里住着一个全身长满白毛的仙姑，常常显灵，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祸福。抗战时有些地方“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原因是晚上村民都去给仙姑进贡烧香，使得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有个作家邵子南首先发现这个题材，写了个剧本，主题是“破除封建，发动群众。”不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他很快就组织写作班子，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新主题，重新构思了全剧人物和情节。1945年4月28日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这样黄世仁喜儿的名字和故事情节就在“根据地”传遍。谈到这个新主题，当时的“新社会”陕甘宁边区老百姓穷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穷到叮当响，远远比不上国民党统治区的“旧社会”老百姓生活过的好。不要说抗战时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作为总理的周恩来视察陕北时看到老百姓穿着破烂、忍饥挨饿的情景时说：“真想不到，解放了这么多年，老区人民还这么苦！我周恩来对不起大家。”
（2002年4月3日《中华读书报》）《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是另一个大地主恶霸形象。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反动武装与人民为敌，家中有武装卫队，众多家奴，作恶多端，最后被家中的奴隶丫鬟，曾被锁在水牢中的红色娘子军战士吴琼花击毙。这也是一个百分之百捏造的形象。他的原型是海南岛陵水县一个叫张鸿猷的人，他的亲孙子张国梅说：“根本没有剧本中所写的事情。张鸿猷死后，红色娘子军才成立。”原来五十年代拍电影时，导演看到他家房子很有气派，于是在他的家拍了几个镜头，找村中一些群众当临时演员。张鸿猷堂兄的孙子张国强是现健在唯一曾见过张鸿猷的人。他说堂叔是一个善人，教师世家出身，从未欺压过老百姓，家中根本没有什么家奴，卫队，水牢，电影中的情节完全是胡编乱造的。（见2001年1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寻找英雄》）
《高玉宝》所写的地主周扒皮（《半夜鸡叫》）更加荒诞可笑。他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里偷偷趴到鸡笼里学公鸡打鸣，引起周围公鸡纷纷鸣叫，长工们不得不提早起床干活。这些描写虚假及可笑。学鸡叫不必趴在鸡笼旁，也不用打开笼去看，更不用划火柴。
在中国历史上，农村中对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尊称为“老爷”。“财主”；长工们都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从来没有叫“地主”。“地主”一词是晏会上“略尽地主（本地之主人）之谊”的客套话，绝不是贬义词。其寓意是崇拜、敬慕。着一些人当年在农村中占有土地和财务较多，是经过几代人勤劳积累的结果，是长期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些人大部分是心地善良的，他们的身上有许多儒家传统道德的品质。这是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下接141页）
（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