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8月23日讯】
四、最后关头
“七•七卢沟桥事变”，打断了中华民国十年黄金建设的步伐，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就卢沟桥事变发表谈话，告诫国人，我们面对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了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就是这个道理。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十九日，在五全大会上蒋介石就“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外交策略曾强调：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个人牺牲事小，国家牺牲事大；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争取和平最大之努力，以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但国际演变，以不断绝我们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不侵犯我国主权为最高原则。但凡国际演变发展到侵犯我主权，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便是我中华民国忍耐之极限，更是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七七事变，激烈凶猛，显现日寇侵华已逞鲸吞之势，蒋介石向国人昭示，最后关头已经到来，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祗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五、形势严峻
“七•七卢沟桥事变”震惊全国，蒋介石义无反顾竖起抗击倭寇保卫家国的大旗，挑起抗日卫国的历史重担，对于当年的蒋介石来说，这是一副极其难以挑起，但又不得不挑的历史重担。
首先，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中国戊戌变法失败，满清王朝是江河日下。辛亥革命虽然成功，推翻了皇权帝制进入民国时代，但一场国体政体的革故鼎新需要时日方可就绪，民初乱局影响经济建设不能正常展开，中日交战之时，中华民国仍处于农业文明状态。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上处于绝对不对等的两个档次。
其次，由于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导致中日两国的国力、军备极其悬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半个多世纪的扩军备战，武器装备精良，军人训练有素，武士道精神深入军心，日本军团战斗力强悍。
第三、北伐虽然完成，中华民国二度实现了统一，但国内秩序并不稳固，名义上归服于中央的军阀及若干半独立省份文武官员所代表的离心势力并不完全听从中央的指挥。国共两党虽说进行二次合作，但合作中，共产党并不信守承诺，真正履行应尽之责任。
内忧未除，外患又生，如何以军阀割据的形势，贫穷落后的社会，对抗一个维新近七十年的世界强权？此时全国要求抗日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此际的抗日呼声，其实质有两种心态：一种是纯洁正义的爱国情操，一种则是假抗日之名以倒蒋为目的阴谋活动。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便是后者。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这场绝续存亡的抗日卫国战争能打下去吗？能打赢吗？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六、成竹在胸
当然，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时，无论是从武器装备、军人素质、经济实力等方面看，敌人都占有绝对的优势，驱动这些优势发挥作用的动力，正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
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对于这样的严峻形势，虽然深感困难重重，但也有着自己的认知。他认为，敌人有敌人的优势，中国有中国的强项，敌人的优势固然强大，然而，中国的强项则是绝对而长远的优势，敌人是无法克服。
敌人的优势，利在速战速决，这正是他们发出三月亡华狂言的依据，机械化部队和强大的骑兵部队利于速战，在平原战场上展开战斗可以速决，速战速决的大前提，则是中华民国的国军集中兵力，主动与其决战，被其迅速消灭，诚如是，敌人才能充分发挥出其优势的威力。所以敌人最初的战略设想应当是从华北开始，沿平汉、津浦交通干线南进，可一直打到广州，将中国整个国土劈为两半，迅速摧毁沿海工业基地，摧毁中国的抗战能力。
蒋委员长会按照敌人的妄想，同其展开殊死的对抗博杀吗？当然不会！蒋介石看透敌人的战略意图，遂从三个方面进行军事部署：
（一）避敌锋芒，不与他正面对抗拼杀。
（二）主动开辟第二战场，改变敌人进攻方向，让敌人按照我们的战略意图，展开军事较量
（三）以空间换取时间，转移国力到后方，加强后方抗战基地建设。
民国二十六年（1937）展开的这场抗日卫国战争，尽管敌人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而在蒋公心中，则认为日寇必败，中国必胜。具有抗战必胜坚定信念的根据和理由蒋介石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已不是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而是以民为主的民国时代，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儿女共同的国家，外敌入侵，举国上下必同仇敌忾，誓死捍卫自己的家园。回顾历史，宋明之亡，是一姓一家朝代的败亡，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灭亡，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是永没有被人屈服的，所以我们从历史、地理、文化、经济，以及民族精神，各方面来看，拿已往事实来说，我们先天条件上实在有使敌必不可胜的基础，只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必可以战胜敌人而绝无疑义。
其次，就地理来说：我国本有天然的足以抵御外侮的地利，我国面积广大，幅员辽阔，内地及西部，湖沼纵横，山系绵亘交错，平原沙漠，无所不备，这些地理因素，形成天然的国防屏障。所以就面积言，今日敌人仅以七千万人口的小国，要来吞并我人口是他六倍以上的广大众庶的国家，要来消灭我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岂非梦想？要知任何武器，皆有穷于使用的时候，唯山川江河，湖泊地利则是用之不竭。所以仅就地理而言，我国又必无被敌战胜征服的可能。
第三、敌人涉洋远攻，中国就地抗击，敌人追求速战速决，中国利用辽阔的国土，有利的地形，同他持久对垒，拖着敌人，消耗敌人，必可最终战胜敌人。
第四、兵家有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寇用兵，只知己，而不知彼，对中华民国认知错误。敌人只看到当年中国的军阀割据，各为小团体之私利，纷争不已，但不懂中华民族具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传统的民族性格。一旦遇到夷狄入侵，国人必定同仇敌忾，视死如归。
第五、中华民国开国已四分之一个世纪，在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古老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决不会被入侵的敌人所阻滞。
第六、日本军阀侵略目标不仅仅只是中国，而是胸怀独霸亚洲，进而称雄世界的野心，这样就是与世界为敌，小小日本如此狂妄，天理难容，必败无疑。
于是蒋公告诫国人：“降是生中求死，必无幸生之望；战则死中求生，且有必生之道。”
七、烽火岁月
鉴于抗日战争的总体形势，蒋委员长决定把“抗战救国、抗战建国”作为中华民国的“政略”指导思想；不与敌人硬拼，持久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作为抗日卫国战争的总体“战略”方针。
于是，部署国军，一、对敌应战而不求战；二、开辟第二战场，拖住敌军，换取时间，将江南沿海的工矿企业，公务、企事业单位人员，迁往抗战后方基地，培养持久抗战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随即对日宣战，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随之对日宣战，反对轴心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同盟国阵营随之形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日军处处得手，节节胜利。英、美军队缺乏坚韧斗志，与日寇交战不过百日，便分别以数万人数万人之众的规模，先后向日本投降，大量军用物资成为日军的战利品。而这时的中华民国的军民们同日本侵略者已血战四年有余，大小战役不下千万次，虽说大片国土沦丧，工业农业国民经济遭受极大破坏，沦陷区人民时时遭受被蹂躏杀戮的煎熬，但此时的中华民族，仍勇往直前，宁死不屈，同凶恶的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拼杀。中华民族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豪迈气概，令英美列强刮目相看，因而不得不对中华民国在这次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与份量及时进行重估。
有鉴于此，一九四二年元月，中国与美英苏为首的26个国家共同发表了对侵略者德意日三国的《共同宣言》，在国际上使中华民国的国号破天荒的同美英苏列强平起平坐，并号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四强”。
随着二战中亚太战场的变化，同盟国决定成立中国战区，美国总统罗斯福推举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将亚太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向高潮。
蒋介石先生认为，英美诸国同中华民国既是盟国，相互之间理应平等，历史上中外所订之不平等条约此时应当自行废除。为实现国父遗愿，便立即开始外交行动。通过一番努力，美、英等诸国政府纷纷宣布放弃在华的种种特权，另订新约。从此，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基本解除。
百年国耻，一朝湔雪，中华民族，扬眉吐气，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的一项大事，从而完成了中华儿女百年来萦绕胸怀的殷切心愿，维护了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神圣尊严。
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从此以她酷爱和平的仁德之心，以她坚韧不拔、刚毅果敢、威武不屈的勃勃英姿，昂首挺胸，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书在自序中有言：“八年抗战是攸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圣战，不是为哪一个政党的成败而战。……这万里血肉长城，是四亿五千万人的泪水，和一千万人的血肉所筑成的，包括因作战不力而处决的将领，他们的血，也是长城的一块基石。构筑这血肉万里长城的唯一总工程师，是蒋委员长。”
郝柏村将军在另一本书《中国抗日战争真相》序言中强调：“抗战胜利的主要因素，是中华民族的气节，透过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凝结起来所发挥的精神力量，二者缺一不可。在最艰危的时期，蒋委员长坚持宁败而亡，绝不降而亡，他才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唯一领导者。
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不仅只是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另一重大成果就是取消了一百年来被帝国主义者强迫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终结了四百年来的殖民主义，创建了联合国，光复了台湾，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升为四强之一。”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五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