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最后关头
为因应事变扩大，自不能不积极有所准备。
一九三七年七月九日，蒋委员长下令在四川的何应钦立即驰赴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全面抗战。并且指示来在庐山的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火速下山，率领中央军两个师北上平汉铁路的保定或石家庄。此外，更令调山西太原、运城方面的部队向河北省石家庄集结。同时，又命令各军事机关准备总动员，并加强各地戒备体制；至于对负责河北军事的宋哲元，更电令促其坚定决心及加强警戒如左：‘守土应其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蒋总统秘录．第十三章．卢沟桥事变》）
七月十日，中国政府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日军是有计划的挑衅行为，极其不法”的书面抗议。同时，令所有军事机关活动都进入战时体制，并采取紧急措施：
一、编入战斗序列的部队，第一线为一百个师，预备军约八十个师，在七月底以前秘密组成大本营及各级司令部。
二、现有六个月用量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又考虑到兵工厂万一被敌机轰炸，可向法国与比利时洽商购办，并确保经由香港或越南的输入路线。
三、准备兵员一百万人、军马十万头的六个月粮秣。
在这个期间的华北当地，中日双方是在两军对峙敌视的状态之下进行交涉。
七月九日，日本“支那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由天津到达北平，和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等人一再洽商之后，于十日向秦德纯提出“第二十九军负责人道歉，中国方面撤兵”等内容的要求；接着，交涉中心移往天津，由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中国军方代表继续交涉。张自忠正在病中（肠炎），卧于病榻之上折冲，结果，他未向中央请示便遽行于十一日下午八时与松井太久郎签署了如左的协议﹕
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方表示遗憾，并处分责任者，将来负责防止再发生类此事件。
二、和丰台日本驻军过于接近的宛平县城及龙王庙，不驻中国军队，改以保安队维持其治安。
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对于这个协定已经予以同意；但中国政府方面则由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一份通知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任何谅解或协定，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此时，宋哲元由于还没有摸清楚东京方面已在进行着使日军扩大事变的动向，故而擅自同意成立协定。
日本政府决议扩大战火。
七月十一日，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五相会议，决定派遣内地三个师团，朝鲜一个师团、“满洲”两个旅团的兵力，并即下令朝鲜和“满洲”方面部队向华北出动。
当天傍晚，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如下﹕“此次事件，完全出于支那方面计划性的武力抗日行为，已属无可置疑。因此，政府在本日之阁议中已下重大决心，关于对北支（华北）出兵，政府业已决定为其应行采取的必要措施。”（《蒋总统秘录．第十三章．卢沟桥事变》）
针对日本政府声明，蒋介石七月十二日写下如下日记：‘倭关东军到津；内阁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华政策，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以余观之，皆为其外强中干之表现；但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蒋总统秘录．第十三章． 卢沟桥事变》）
七月十四日（一九三七年）日军“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派该军参谋专田盛寿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强硬提出为解决事件的七项协定细目。其内容则一如中国方面之所预料，非仅止于军事的停战，而扩大到包括有政治性的条件在内：
一、彻底镇压共产党之策动。
二、罢黜排日之要人。
三、有排日色彩的中央系统机关应从冀察撤退。
四、排日团体如蓝衣社、ＣＣ团等，应撤离冀察。
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及学生与民众运动。
六、取缔学校与军队中的排日教育。
七、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队担任，中国军队撤出城外。”（《蒋总统秘录．第十三章． 卢沟桥事变》）
这一“协定细目”亦于十九日签订。
在此之先，蒋委员长已于十三日致电在当地负责交涉的宋哲元予以指示：“‘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以可乘之隙。’并命令其彻底抗战；可是，宋哲元虽然已到了这个阶段，还是执持希望“当地解决”，并让张自忠等人进行交涉。十九日，由张自忠签署了大致照日军要求内容的“协定细目”。”（《蒋总统秘录．第十三章．卢沟桥事变》）
十一日的“停战协定”和十九日的“协定细目”，都未报经中央承认，而且连在当地的交涉原委，宋哲元也毫未向中央报告；地方当局像这样地擅自进行交涉，使后来的事态解决为之棘手。
七月十六日，蒋介石再度致电宋哲元和秦德纯，要他们冷静而严谨地面对现实，提高警觉，不要在对日交涉方面发生差错：“‘连日，对方（日本）盛传兄等已与日军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卢沟桥）不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种协定条款，殆已遍传欧美。综观现在情势，日本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推其真意，签订协议为第一，俟大军调集后再谈政治条件。……今事决非如此易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蒋总统）愿独负其责也。如何？盼复。’
但却未见复电到来。
七月十八日，乃再电宋、秦二人促其警觉。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解条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蒋总统秘录．第十三章． 卢沟桥事变》）
至此，必须认清当前的事态已经不是地方性的局部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主权和国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对于日本、对于全中国的军民，现在都是到了必须宣示中华民国的决心的时候。于是。蒋委员长即向全国军民发表了“最后关头”的演说，即“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这个文献，是于十七日在庐山谈话会演说“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的笔记，隔了一天，国民政府才公开发表：“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出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虚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祗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祗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祗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祗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蒋介石文集．民国二十六年．演讲．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
“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就是当年蒋介石面对中日大战一触即发态势的鲜明主张。
战争，就意味着对无辜生灵的杀戮，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对人类文明的毁灭。天下事破坏容易建设难！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当政者必须要懂得的基本道理，凡有良知、具仁爱之心的当政者，绝不发动侵略战争。
面对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向全国军民表示：“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并强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祗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极其明显：即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祗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而在日本方面，正在窥伺着这个最后关头的到来。就在同一天，外交部收到日本驻华大使馆送来一件照会，反而责难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挑战的；并要求“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外交部遂立即覆文反驳：“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当之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
七月二十日， 蒋委员长由庐山回到南京，召集军、政负责人研讨对策。
同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拜会外交部长王宠惠，反复要求：（一）南京方面应承认在华北当地的一切协定。
立即停止煽动反日，并停止中央军北上。
外交部长王宠惠则一再主张：任何协定都必须在事前得到中央的承认。中国政府绝无扩大事变的意图。
诚然，事态已经相当复杂：中国政府业经表示决不容许日本扩大侵略，如果对方向天津北平出动军力，那就是意味着“最后关头”的到来。可是，在另一方面，虽然是未报经中央容许，但在当地的二十九军和日军之间已有“协定”及“协定细目”之存在，则是事实。就该“协定细目”看来，在当地的军队不经战争便放弃平津的最后事态，也是会不难发生的。
鉴于这一发展态势，蒋介石于七月二十二日，急电宋哲元：【 ‘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诚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与倭所商办法，究竟如何？盍不速告？俾便综核。’ 】（《蒋总统秘录．第十三章． 卢沟桥事变》）
但宋哲元的复电只是简单地陈述了十一日张自忠和松井太久郎的“协定”内容。而对于十九日签订的“协定细目”则只字未提。
【蒋总统乃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述：‘明轩（宋哲元）只报告十一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十九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似以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
当天，又对宋哲元发电如下﹕‘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自无定需求战、不愿言和之理。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此点应明加区别。
‘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七）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 】（《蒋总统秘录．第十三章．卢沟桥事变》）
宋哲元原是冯玉祥属下的将领，在全国统一之后的一九二九年虽曾反对中央，但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为民前锋，卓著战功。
一九三三年三月，宋哲元曾率领部下扬威喜峰口，喜峰口之战，是中国军人最初的正规胜利。也是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喜峰口之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当时天津的《益世报》在满怀激情的报导中曾赞扬喜峰口之战说：“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又抬起头来了。”同时还赢得了“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大刀进行曲”的赞颂。
一九三五年，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时，宋哲元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但用人、行政的权利则完全掌握在宋哲元等人的手中，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政治组织。
“七七事变”前后，宋哲元对日本的骗术、诈术，显然认识不足，故而在对日谈判中一度显得游移不定。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与侵华日军在天津签订的“停战协定”和十九日的“协定细目”，都未报经中央承认，而且连在当地的交涉原委，宋哲元也毫未向中央报告。
为了要将中央意旨传达给被日方要求“就地解决”所牵制的宋哲元，蒋介石特地派遣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北上与宋哲元见面，当面部署一切，解除他迷乱的心态。
熊斌约了在天津的宋哲元于七月二十二日会晤于北平，向他剖析：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千万不要被日军甘言所惑，必须坚持抗战信念。宋哲元这才逐渐体会到中央的坚定意志，而下定了抗战决心。
一心想以就地交涉获得既成事实，并积累起来扩张其华北势力的日军，就怕宋哲元和国民政府接触，以致增加他的勇气。
和熊斌晤谈之后的宋哲元，态度马上硬化，故而于二十一日开始自北平撤出的中国军第三十七师，便突然在二十三日停止。
至于日军方面，虽然在先所成立的“就地协定”中业已约定撤兵，但到了二十三日，不仅卢沟桥、宛平城东、大井村一带并未撤退，并且有些地方还在增兵和加强构筑阵地。
日军的作战部署，虽然保持高度秘密，但根据中国方面所获情报，得知有八个师团约十六万人已经在向平、津地区集结或在输送途中；满载战车、重武器、弹药等军需品的火车连日由山海关驶入河北省，继续西进。
一再让步的当地中国军方面，至此也已经体察到过去所有的就地交涉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宋哲元对于日军徒托空言的所谓“当地解决”业已有所察觉。为了对抗业已增强的日军，一度撤退的中国军也开始再行进驻于阵地。又为防御空袭，更将河南省的高射炮部队调驻河北保定，归宋哲元指挥。军政部并命令各处补给基地支援对河北省的物资补给，且将三百万发弹药紧急输送河北。
自蒋委员长“最后关头”的演说发表之后，全国舆论为之振奋，一致倾向于抗日，对于曾经是“喜峰口英雄”的二十九军给予充满期待的激励。青年学生们更自动自发地协助二十九军构筑防御工事。
“北京大学全体教授更于二十四日发表宣言：“我们为人道正义、为自由、为和平而牺牲，自所不惜。惟望全世界明达认清这个破坏和平、摧残文化的罪魁是日本，而不是中国！””（《蒋总统秘录．第十三章．卢沟桥事变》）
日军为实现吞占华北的计划，运用所谓“停战协定”“协定细目”等折冲手段，争取时间，调动兵力，一切就绪之后，即从七月二十五日开始军事行动，先后占领平津间铁路沿线各主要车站，二十六日即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提出内容有：
（一）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配备之第三十七师须于二十七日正午以前撤至长辛店。
（二）北平城内之第三十二师、西宛（北平郊外）之第三十七师部队亦须于二十八日正午以前移至永定河以西”之要求；并于文末言明﹕“如不实行，日军则采取独自行动。”实则就是一件最后通牒。
“这一天（二十六日）， 蒋总统致电宋哲元指示﹕
‘此刻兄应下定决心如下﹕
‘一、巩固北平城防，立即备战，切勿疏失。
‘二、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重要，应死守勿失。
‘三、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片刻停留。
‘四、决心大战，照中（蒋总统）昨电对沧（县）保（定）、沧（县）石（家庄）各线从速部署。’”（《蒋总统秘录．第十三章． 卢沟桥事变》）
翌日（二十七日），日军已不再等待他自己所定的“期限”，便全面发动了攻击：午前三时，突袭驻扎于北平东方二十公里之通州的中国军；继之于五时又有在十八架飞机掩护之下的骑兵进袭北平南方的团河，该地中国守军牺牲千人以上。及至午后，北平北方的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各地都陆续受到攻击。
卢沟桥边所点燃的战火，终于在华北中枢的北平四周全面扩散开来。
二十八日拂晓，第二十九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北平城外南苑，受到约四十架日军飞机的反复轰炸，以及约三千机械化部队的猛烈攻击，阵地都被摧毁，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奋起抵抗，喋血南苑，为国壮烈捐躯成仁。
七月三十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成立了由前清遗老江朝宗出面的北平地方维持会。侵略者的铁蹄趾高气扬的踏进北平城。
在日军攻占北平的同时，天津也陷入火海。在天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再次犯下毁灭中华文化的大罪：七月二十九日夜里两点多，日军在天津市内开始发动战争，市区市郊均遭到激烈的炮击和轰炸。南开大学几乎被夷为平地。时任《京津泰晤士报》记者的波兰人爱博斯坦，曾如实记录下了南开大学遭受日机轰炸、破坏、抢劫的惨状：日本的飞机一队一队飞到南开的上空，飞得很低，简直就是把炸弹直接投在校园里那座辉煌的图书馆，馆内藏书连同其他建筑物立即遭到毁坏。南开大学被炸后，又被日军占领。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再度遭劫，所有教学仪器被破坏殆尽，成套珍贵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劫运到日本本土。
七月三十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讲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回顾“一二八”商务印书馆的遭遇，再看这次南开大学的灾难，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魔性化、兽性化的表现已经到了疯狂野蛮的程度！
至此，平、津两地完全沦于日寇铁蹄之下！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