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艰难困苦 玉汝以成
近代，几乎每一个掌权为政的人都了解，文化教育对于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在施政环节的排序中，教育则又往往是落后于许多更现实的问题之后，因为，教育毕竟是百年之计，是远大理想，而政治则是现实的，立竿见影的。平时如此，战时更是如此。
中国的百年积弱受尽欺凌，究其根本原因，说穿了就是文化教育问题。直到清季末叶，西风东渐，为政者吃到了苦头，才渐渐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中华民族直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才把普及文化教育事业摆进政府的议事日程。
不能看的人是瞎子，
不识字的人也算瞎子。
瞎子苦，
不识字的也苦。
这是“十年建国”中，推行平民教育课本中的一篇课文，不但语言质朴，而且语意明快，通俗易懂，可见当时平民教育教材质量的优秀。
大型纪实性历史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制作组对民国初年国民受教育状况调查研究后说：
“据统计，从民国十八年到二十五年，学龄儿童的就学率，八年间，从17.1%提升到43.4%，算是相当可观得了。但即是如此，以战前四万万人口来摊，大约一万六千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大学生，四千四百个人当中才有一个受过中等教育，而具有小学程度的则为六十分之一。像这样的成绩单，对后人而言，是很难想像的，更不幸的是，中日战争跟着爆发，连这么点脆弱的秧苗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这里，我们不仅要再一次强调：中华这个民族的坚韧性，并没有因为战火而彻底摧毁我们的教育，相反的，却使之更加发扬蹈厉，桃李满园。” （纪实性历史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
抗战初期，我国教育曾面临一次“取向认同”的危急——即是否需要实行“战时教育”的争论。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强敌入侵，国难临头，应该打破平时教育的体制与内容，以配合战时的需要，例如梁漱溟，就是持这一观点者之一。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不然：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应受战争影响，应一如既往，维持平时教育，按步就班，扎扎实实培养人才。胡适、傅斯年等人即持此观点。如此纠葛缠战，争论不休。面对如此重大国策究竟该如何解决？战时教育方针该如何确立的问题，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此进行专题研究。蒋介石在会上就抗战、救国、建国大政方针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是民国十七年五月召集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是民国十九年四月召集的，这次是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距离前届的会议已有八年余，会议的举行正在我们全国抗战建国积极革命的时期，所以使命是特别重大。
这一次教育会议的任务，当然是要检讨教育界的现状，研究改进或补救的办法，解决教育上当前种种困难问题，但我所要求于到会诸君的，更望诸君确认中华民国此时之需要，把握住教育上的中心问题，以全副的热情和真诚，负起救国建国的责任，这就是说，我们要认定教育上一定的目标，要以革命救国的三民主义为我国教育的最高基准，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创造现代国家的新生命。我常说：“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所构成，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亦可以说教育是经济与武力相联系的总枢纽，所以必须以发达经济增强武力为我们教育的方针。”尤其是这个抗战建国时期，我们必须发展经济以充实战时的国力，以奠立战后建国的基础，更必须增强武力以期一方面克敌制胜，一方面建国建民，我们要由战时种种艰苦困难的当中，造成我们中国为富有活力富有前途的现代国家！
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正轨教育的制度呢？还是保持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的方法呢？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个人的意思，以为解决之道，很是简单，我这几年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又说：“战时生活就是现代生活，现在时代无论个人或社会，若不是实行战时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灭亡。”我们若是明了了这一个意义，就不必有所谓正常教育和战时教育的论争，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作战时看，所以现在才有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作平时看，这两个错误，实在是相因而至的，我们决不能说所有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关起门户，不管外边环境甚至外敌压境了，还可以安常蹈故，一些不紧张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种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我们需要兵员，必要时也许要抽调到教授或大学专科学生，我们需要各种抗战的干部，我们不能不在通常教育系统之外去筹办各种应急人才的训练，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各门各类深造的技术人才，需要有专精研究的学者，而且尤其在抗战期间更需要着重各种基本的教育。”（蒋介石文集•演讲•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四日）
由以上讲话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抗战处于极度艰苦的岁月，蒋介石先生仍不忘记教育乃立国之本的古训。他要国人，尤其是社会贤达，知识精英们一定做到“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他告诉大家“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所构成，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亦可以说教育是经济与武力相联系的总枢纽，所以必须以发达经济增强武力为我们教育的方针。”这是对抗战、救国、建国的深刻见解。
接着，蒋公放眼长远，语重心长地告诉与会诸君：“我们为适应抗战需要，符合战时环境，我们应该以非常时期的方法来达成教育本来的目的，运用非常的精神，来扩大教育的效果，这是应该的，譬如我们各级学校在战时要力求设备方面的节约，起居方面的简单和刻苦，——我们看前人画荻教子，用如此简单的教具，也可以教出有名的人物，有如囊萤映雪，也不废读书，这是我们战时师生所应该取法的——以及学生训练方面，课目范围的扩大，与不必要课程的减少，社会教育方面对于学校机关人力的尽量利用，这些问题可以举一反三，不能枚举，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估计到我们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那么我们国民的知识能力应该提到怎样的水准，我们要建设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我们在各部门中需要有若干万的专门学者，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技工和技师，更需要几百万的教师和民众训练的干部，这些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供给的，这些问题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解决的。” （蒋介石文集•演讲•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四日）
古人说“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蒋介石强调，抗日战争不只仅仅是为争取民族生存，更重要的是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抗战胜利之后，要力求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因此，我们在各个部门中需要有若干万的专门学者，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技工和技师，更需要几百万的教师和民众训练的干部，这些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供给的，这些问题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解决的。教育事业不仅仅只是对莘莘学子们进行教育，同时还承担有社会教育，民众训练的功能。只有全民受到教育，国民素质才能整体提高。
生养教化，国之根本，教育大业，任重道远。蒋介石在万马倥偬中，对教育界诸君寄予无限的希望。
人所共知，蒋介石先生出身行伍，没有上过大学，不曾受过高等教育，但他对国家教育的功能，却有着如此深切、高远的真知灼见，真真是难能可贵。有人曾用讥讽的口吻评价蒋公说：蒋介石，学历不高，才高；学识不多，谋多；学业不精，术精。若将这一评价孤立的去看待，确实是讥讽意味极为深长。若与蒋公民国二十八年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演讲和他领导抗日卫国战争的战略政略结合起来看，这一评价倒也独到精准，符合实际，未必就能起到讥讽的作用。
通过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蒋介石的启发引导下，举国上下从此确定了战时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教育方针，也留给了校园一方学术自由的空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民国27年3月—民国33年11月在任）的陈立夫先生回忆说：“我们的教育不单是抗战啊，要建国嘛，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抗战建国，建国也是…打仗啊，建国，打仗，我们的教育还是一样要办，这一个工作就是，这个学校能够照常进行。直接打仗啊，不影响教育，非但不影响教育，而这个教育要为国家未来的建设培养人才。”
“我担任这个工作的时候，那个钱没有。国家打仗钱都没有，这许多学生啊，十多万的学生嘛，要往后面走，要照顾他们，要给饭给他们吃，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最后我就给他叫用“贷金”，“贷金”你晓得吧？“贷金”是借的，不是给他们的。这样子的话，这个财政方面，财政部方面的人啊觉得好一点，将来要还的嘛！” （纪实性历史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
由此可见，在战时虽物力维艰，但政府并没有放弃百年树人的教育责任，更是放眼未来，一心一意为建国事业育才储材。这就是蒋公介石，极具远见的战略眼光。
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而言，打从“九•一八”开始，就恨透了当时国内一些知名的大学，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学校便是抵制日货、鼓吹抗日的大本营。因此战争已开始，就猛烈攻击这些毫无武装的学府，首先遭殃的便是南开大学。当时任教南开的吴大猷先生回忆说：“这个卢沟桥事变过后没有多少天，这个日本这个是用空军，用很低的飞行的这个…故意来炸南开大学，就是我们在这个英租界，在这个楼上就可以看见日本人的飞机啊，那种…因为中国没有完全抵抗，因为是学校嘛，根本没有抵抗，只炸剩一座楼。我们叫“科学馆”。那科学楼啊，那是一个比较…我们最讲究，最好的一个楼，那一个楼他没炸，为什么他不炸，也很…也不清楚。”（纪实性历史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
日本人对校园的破坏与乱炸，激起了知识青年的愤恨怒潮，这些当初鼓吹抗日的年轻学子，终于尝到了鸡蛋碰不过石头的苦头与无奈，现在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有满怀着怒火，跟随政府到大后方去，期待来日再雪耻报仇！他们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做好抗战建国工作，才能为死难的同胞复仇。这股风潮鼓舞着一波又一波青年学生，像排山倒海一样涌向大后方，在这个行列里，有许多十三四岁的中学生。陈立夫先生回忆说：“本来这个中学归地方…归省上啊，中央不管中学的，你懂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这许多青年往…沦陷区（口误，应为‘大后方’）往沦陷区…往后面来，你不能不照顾他们。照顾他们，有哪个人照顾他？当然只有中央来照顾他。所以没有办法，就办这个国立中学。国立中学，中学…本来没有国立中学的，是国立就是大学了。建学呢这个…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是办了30几个国立中学，就沿着…沿这个…沦陷区边上面，所有从沦陷区出来的一般青年啊，都是赤手空拳，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要给他们照顾，要照顾他们让他们有书念。” （纪实性历史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
根据查证：“当时国立中学的准确数字应为34所（包括女子中学），此外还办了23所简易师范学校和14所国立职业学校。至于大专以上的国立学校，战前共有108所，七七之后，后迁的只有52所，停办17所，25所迁入租界继续办学，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纷纷停办，剩下14所本来就是设在后方的。” （纪实性历史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
由此可见战争对教育事业的影响之大。
在硝烟弥漫，战火遍地的岁月里，每所学校在搬迁的过程中，艰难困苦，五味俱尝，所遇险阻，一言难尽。在长途迁徙的大行列中，最为不幸的是广东文理学院，在八年抗战中，一共迁了八次，比较幸运的算是南京中央大学，因为它只搬迁了一次。中央大学其所以能够比较幸运，这应归功于校长罗家伦先生，行动早，准备充分，寻找多处校址比较选择的结果。
一九四一年六月，罗家伦先生在重庆曾写下“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文中记述了他对抗战的认识与央大搬迁的经过。
在这里，想以中央大学迁徙过程为例，做一简单叙述，一窥当年学校搬迁中的百般滋味以及教育家们的抗战精神。
七七卢沟桥的炮声打响之后，罗家伦即斩钉截铁的告诉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强寇入侵，国难临头，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在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奋起抗敌，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者，取得最后胜利是肯定，毫无疑问的，但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日。
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礼拜，即七月十五日，罗家伦校长就开始作迁校的布置。即嘱总务处将一年以前冀东事变时，预备好的大木箱，里面钉了铅皮预备长途旅行用的，先取出五百五十只，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同时又请几位教授，分两路一向重庆一向两湖出发，寻觅适当校址。教授们都抛开了家庭不管，为迁校长途奔波，吃了许多辛苦。王书林先生曾一度赴湖南醴陵觅校址，被县长当做汉奸捉起来了，经朱经农先生去电，方才释放。原因是这位县太爷不知道南京有中央大学！后来王先生回到武汉，罗家伦请他设了一个办事处，做一个中途的腰站。罗家伦校长接到各路调查的报告以后，经详细考虑，决定将校本部迁往重庆，遂将申请搬迁的报告递交教育部。但是这个决定，却受到了校内校外不少的反对，不少人以为何必迁得这么远。罗家伦先生告诉大家，他的见解是：“第一，我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过小家的应当知道搬这样一个大家的困难。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
当把最重要的图书仪器装好箱，运到江边怡和太古趸船上时，敌人对南京的大轰炸就开始了。中央大学是日寇飞机轰炸的目标之一，这次严重的轰炸，中央大学损毁房屋七八处，死了校工七人。罗家伦说，这是敌人对付我们文化机关的狰狞面目！但是这种狰狞的面目，吓不了我们。受了大轰炸以后，迁校工作，立即加紧进行。重庆新校地址已经选定，建筑新校舍的材料也都大致准备就绪，只等教育部签发同意搬迁的复令。
九月十八日南京外交团接到敌人通告，说是二十日要不分皂白的滥炸南京，请各国外交人员避开。二十二日敌机一百架轰炸南京，二十三日罗家伦奉到准迁重庆的部令；于是便立刻告知重庆，嘱其迅速动工建造新校。
中央大学这次搬家，可以说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这次搬迁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密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尸体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
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优良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为了能够一起搬到重庆，学校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船舱，将好的牲畜品种，每样挑选一对，随着别的东西一起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怎么办？罗家伦先生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仁说，万一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算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这位管理员——王酉亭决不放弃。敌人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攻陷南京的，他于九日见军事形势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载运过江，由浦口、浦镇，徒步西行。这年过年时，“大军”赶到豫皖两省交界处的叶家集。王酉亭电告重庆中央大学，告知费用困难。“罗校长接电后，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并电告西行“大军”不可再去武汉，须沿大别山北麓公路西行，过平汉路，再沿桐柏山南麓径趋宜昌。” “动物大军”在耗时一年后抵达宜昌，行程约三千华里。“大军”赶到宜昌后，宜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深为教工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同意挤出舱位并不收运费，输运乳牛、羊等活口至重庆。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程，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路，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旬到了重庆。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罗家伦校长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时分了。司机告诉校长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罗家伦急忙叫他停车，下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赶牛的人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北海归来一般。领导这次“动物大军”长征的，就是管理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国难当头，为了抗战救国建国，月薪不过八十元，管理牧场的王酉亭先生，坚韧不拔，坚强不屈，不辞辛劳，与牲畜为伴，风尘仆仆，千里跋涉，将他率领的“动物大军”，安全转移到中央大学的新校区，其敬业爱岗之精神，实实令人钦佩！
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之后，罗家伦胸中有个圣神的目标，就是教学的标准决不能比在南京时降低，学校的规模与实力一定要超过以往。西迁以后，中央大学增添了一个师范学院，将以前教育学院原有的系维护和改隶以外，还添了七系一科。工学院添了航空工程、水利工程两系，电机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从单班加到双班，机械工程系从单班加到三班，又加了一个低级的技工训练班。医学院添了四个年级（从三年级到六年级）、添了一个牙科门诊部，还办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医院。农学院添了一班畜牧兽医专修科。研究院则加设有七个研究部（政治经济、物理、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教育心理），授过多次的硕士学位。学生人数，明显增加，在南京最后一学年不过1072人。到1941年则大学和研究院部分共计3153人（随时略有增减），较南京时约加三倍。外加实验学校651人，技工训练班50人，共计3854人。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约400人，所招新生，当然视合格成绩而定人数，但无论如何，必较毕业生人数为多。至于所开课程，在南京最后一学年全年共为524种，1941年上学期为737种，下学期为829种。都是按照教育部所颁部定课程标准开的。 因为学生人数的增加，院系的增加，课程的增加，所以教员人数，均相应增加。1941年下学期开学时，计教授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战区学生经济困难的和一般学生伙食困难的由政府给予各种贷金。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此外还有奖学金和公费免费种种名额。师范学院学生是全部公费待遇的。医学院学生从一年级起，指定为公医生，也是全部公费待遇的。
战时教育，一如平常，学校尽心，政府尽力，为了抗战建国取得胜利，在敌人疯狂的轰炸声中，每所学校无不脚踏实地为国家未来的建设需要，不懈地培养着各类人才。
“1932年我到中大就职的时候，常以十九世纪初叶柏林大学所负的责任来互相砥砺；至今回想，去这理想还不知有多远。我当时并且以找着对手方来抗日的理论，勉励学生。我认为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我认清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罗家伦• 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
当年迁校路途最远的是北平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这三个学校地处华北，迁校计划中特别优先，最早收到搬迁命令。三校首次搬到湖南长沙，在长沙仍频遭敌机轰炸，遂再次搬到云南的昆明。三校师生分作两部分，身体好体力强的步行跋涉，行程1600余公里走到昆明，身体弱体力差和老教师们坐海船绕道河内再到昆明。在昆明，三校联手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西南联大的领导系统与管理方法，可以说是完全体现了这个精神。学校行政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长批准任命，校长为校务委员会当然主席。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教授会是一个校务咨询机构，虽不是权力机构，但很有威望，成员包括全校教授，经常工作由全校教授推选常委会主办。教授会是校长的得力参谋，也是办学校务得力骨干的资源库。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诞生于八年抗战国难当头的岁月之中，全体师生虽孜孜教、学于大后方，但抗日战场上的隆隆炮声及与敌惨烈的厮杀声，却无时不震响于全体师生的耳旁，抗战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时时萦绕纡胸怀。真可谓是：
枪声炮声轰炸声声声入耳，
国事战事存亡事时时关心！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中国必胜，日寇必败，这是当年西南联大全体师生的坚定信念，更是激励学子们勤奋完成学业的强大动力。1939年，西南联大常委会核定的联大校歌。即充分展现出联大同仁们，对抗战前途的坚定信心与敏锐的预见性。
联大校歌《满江红》（冯友兰作词，张清常作曲)的内容是：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歌记述了西南联大自卢沟桥事变后两次搬迁的艰辛历程，歌词激昂悲壮，寓意深长，充分显示出联大师生抗战的毅力——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与必胜的信心——“千秋耻，终当雪。”“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抗战建国为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联大师生始终不忘，“中兴业，须人杰。”“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人人立志，个个刻苦，战胜日寇，报效祖国。
西南联大与八年抗战相始终，当年就读学生不过八千，虽说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在全体教师员工的齐心努力下，西南联大一直是祖国大后方的学术重心和民主堡垒，作为高等教育学府的学术水准，在战争年代不降反升，这令世人刮目，八年辛劳在战后得到了可喜的报偿，之后的二三十年间，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在科学、教育、新闻、出版、工程技术、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这些当年流亡的学生都成了国家的栋梁，科技的精英，甚至荣获诺贝尔奖，成为世界级的科技顶尖人物。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五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