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薛伯陵长沙展军威
三、长沙大捷 蒋介石出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长沙大火之后，蒋委员长第四天即下定决心，必须要选拔一位有魄力有卓越才干的将领来进行妥善处理，考虑再三，遂选中薛岳将军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派往长沙任事。
薛岳到任后，立即采取一系列善后、备战措施：出示安民告示，恢复社会秩序；团结地方派系，实现“党政军民”一体化；实行“化路为田，运粮上山”政策；肃清汉奸匪谍；纠正一般人对于长沙及湘北地形，尤其是一般人对“长沙会战”的错误观念；策定“天炉战”战法，加强军事部署。
所谓“天炉战”战法，是薛将军根据湘北、鄂南、赣西这一块国土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林木湖沼、道路田园的独有特征，以及抗战国军经补充整训后的战力特质，所制定的一套立足主动、进退由我、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采取迎击、伏击、诱击、迂回、包抄、侧击、尾击等多种战法，攻击敌人，中心战法就是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为目的。
“所谓天炉战法者，为预定之各作战地带，构成网形据点阵地，配备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手段，逐次消耗敌之兵力，并挫折其士气，然后于决战地带，使用优越之兵力，炽盛之火力，实行反包围大举反击，利用优越之态势，予敌以歼灭的打击之谓也。
天炉战为一后退决战方法，持久抵抗之手段，故其应具备下列条件：
1、通敌之交通要道应彻底破坏，使其重兵器无法运动。
2、空室清野，将中间地带之物资人力尽量后移，以免资敌。
3、伏击地带要点，须有相当之兵力。
4、诱击地带须有相当纵深，敌非经过相当时日，不可能近迫我军主力决战地带。
敌效颦希特勒之“闪击战”，即所谓“雷击战”，是在“速决”，以迅雷闪电之势，以达战胜之目的。薛将军为粉碎其新战法，故而创意“天炉战”，亦即孙子兵法所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我天炉战即为求歼敌致胜之新方略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34-335）
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月二十四日，随、枣会战结束后，长江流域主战场的战事出现了一段相对平静期。这年的三月底，日军虽然拿下了南昌，占领了也守住了，但武汉周围军情态势的压力，并没有完全解除。在五战区随、枣之役的对阵中，日军并没有完全占据优势，而在攻坚争夺战中，两军对垒鏖战，互有输赢，日军侵华战争的前景在冈村宁次的心中掠过一阵一阵的阴影。岗村深感，日本要想征服中国，看来单靠飞机大炮，机枪坦克等军事优势的手段，是不能完全奏效的。于是便召集一些自诩为“支那通”的高级参谋，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策划，制定出了一套“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大纲的宗旨：避开正面冲突，采用特务手段，策反“敌方”派系力量，出来亲日反蒋，摧毁中国军民抗日意志，从而达成取胜的目的。
“大致说来，岗村的计划要领有三
一、五战区方面，重点为策反桂系部队和川军，其次对象则为中央军的旁系部队。
二、九战区方面，用怀柔的政策瓦解川军和游击部队士气，使之丧失斗志，投降，逃亡。
三、进行前述谋略的责任区分：第六师团专攻杨森部队，33师团针对王陵基，军特务部队则以九战区的川军为策反对象。
岗村的策反对象，其实是以桂系部队和川军为主，这个动作至少说明了两项事实：
一、表示日军的状况，却如蒋中正在南岳会议中所料，他们兵员不足，调度困难，已经失去了所谓“皇军无敌”的必胜信心。
二 、显示中国统帅部与地方部队之间的摩擦依然存在。” （纪实性历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二十二集·长沙会战）
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冈村宁次精心设计的这一套策略，毫无价值，并未收到他所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他不懂中国，不懂中国军人，不懂中华民族，不懂中华传统文明的价值观。他是以他“大和民族小人之心”，来“度中华民族君子之腹”。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中华民族的古训，数千来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在民族绝续存亡的危难关头，华夏儿女无不呈现出威武不屈的君子之风。日酋企图以利做诱饵来策反中国军人，必然是受到大义凛然的蔑视，无论是桂系、川军，还是旁系部队的军人们，毫无例外的无不如此。
冈村宁次离间策反不成，被迫回到“力拼”的原点。
1939年9月1日欧战爆发。9月1日希特勒进军华沙，以雷霆万钧之势在27天之内席卷了波兰，这种打法世称“闪电战术”。冈村宁次见此，便立即效仿，调动他所能动用的陆、海、空军十数万众的力量，气势汹汹地向长沙杀来，同时还夸下海口：九月底以前一举拿下长沙。
长沙为湖南省会，位于湘江下游，洞庭湖之南，扼粤汉、湘赣、湘桂铁路之要冲，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薛岳将军决心誓死保卫长沙。按照“天炉战”战法构思，薛将军于湘北地区进行了周密布防。
长沙虽处平原地带，但从岳阳下来近150公里的铁路沿线，却有四条河流横跨其间，薛岳便以地形着棋布阵。由北而南，先是新墙河，这条河的南岸便是布下的第一线阵地，它的正面从鹿角到麦市宽达100余公里，在这里摆了七个师的重兵加上幕阜山上的游击队，足有10余万之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薛岳的后退决战，不只是让路、后退，而是要边打边退，把敌人引诱至对我有利的作战地带，再设法围歼它。
沿着汨罗江是第二道防线，这里西临洞庭湖，自从武汉会战之后，我国海军全部撤离，八百里洞庭水域，除了布雷抵御而外，已是日本第三舰队的天下。但从水路来的敌军毕竟不是主力，所以在我们的正面只部署了三个师，好像故意给敌人留了一口子似的，但第二线阵地纵深很长，在捞刀河以北放了四个主力师，等在那里随时准备应战。
第三线阵地布在捞刀河以南，直到紧贴着长沙北边的浏阳河的南岸。在这里薛岳足足掌握了15个师的兵力，以及长沙以南沿浙赣路第四线阵地的两个军。想必这一带便是薛岳将军选中的天炉盖顶的决胜战场。
薛岳早在北伐时期，就在这一条战线上作过战，所以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他知道这一带地势虽然较为平坦，但东边的幕阜和九岭两条山脉余坡未尽，仍然可以作为运动和奇袭作战良好的藏身处所。所以他命令属部，假如正面撑不下去，就不要死守，应相机往山上退，然后再侧击、尾击，不断纠缠深入的敌军主力，拖垮他们。再寻找战机，歼灭他们。
针对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快”，薛岳强调，我们要彻底破坏道路桥梁，只要能把他们从车上拖下来，跟我们一起靠两条腿走路，那麽我们的胜算就大大曾加。平常年份，湖南秋季稻收割后，水田地里面是干的，为了有利于抗日作战，部队就动员民众秋收后马上犁田放水，而且要把水灌满。如此一来敌人的坦克车辆就无法通行。同时把田埂缩小变窄，窄到不足一尺宽，日本士兵是穿长筒皮鞋作战的，在水田密布，田埂窄小的环境中进行战斗，穿长筒皮鞋的日本兵，自然无法应对穿草鞋的中国战士，这样一来，我军遂占据优势。所有这些战术措施，都在为歼敌奠定基础。
俗语说“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本是我国的谷仓，这一点日本侵略者自然也非常清楚，为了“以战养战”，岗村攻略长沙志在必得。
就在这关键当口，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有关高级将领鉴于长沙为四战之地，战则无险可守的判断，白崇禧、陈诚专程到株洲与薛岳面谈，要薛将军将部队第一步撤退到醴陵、衡山、湘潭地区，放弃长沙以北的防地。
蒋委员长于九月十五日正式下令九战区，其大意有三：
一、万一长沙不守，薛长官应退至萍乡指挥。
二、在株洲、浏阳、醴陵布署兵力，阻敌深入。
三、间接掩护衡阳，避开直接防御。
显然最高统帅为整个战局着想，并不准备和敌军在长沙决战。但这位广东将领咬住了“万一不守”这几个字，坚信长沙一定守得住，于是电呈军委会，表示“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这一下子可把陈诚和白崇禧吓了一跳，他们两个人分别飞到长沙，面劝薛岳。但薛将军坚持要打，并请两位回报委员长，说“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
历史学者黎东方先生叙述这段历史过程说：“当时的重庆，参谋人员合下命令给薛岳，不许他在长沙打，而且白崇禧陈诚亲自到湖南来传达这个命令，告诉薛岳，你假使在长沙打，就是抗令。我们要军法从事。薛岳说：‘我就是要抗这个令。你们等我打完以后，尽管杀我没有问题！你们两位是亡国大夫。’我讲这话希望陈履安先生不要生气，不是我讲的，我认为陈诚先生对国家贡献很大很大。不过这一件事情，薛岳在火车上，株洲车站对他讲的话，是真的，薛岳主要是骂白崇禧。不过我也希望白先勇兄啊，也不要生气，不是我敢骂你的老太爷，你老太爷我也很敬仰，我们有来往。总而言之，你薛岳敢抗令，了不起！当天晚上薛岳有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蒋委员长请示。蒋委员长已经睡觉了，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在电话里讲，这个教我不在长沙打的命令，我已经决定抵抗。现在我要请夫人转告委员长，我打胜了，我是…还是犯了抗令的罪，我情愿被枪毙。如果打败了，我自杀！宋美龄讲，薛将军你不要激动，我给你转达好。第二天早上，宋美龄打电话给薛岳说：薛伯陵啊，你放心好了，委员长完全接受你的意见，你也不是抗令，你是接受了我们新的指示，你打是有功劳的，你不必激动，你好好的打就好。当天，蒋委员长自己也下了命令，正式的命令，补发一条命令给薛岳，‘在长沙打！’” （纪实性历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二十一集·烽烟再起）
黎东方先生的这段话与中研所出版的《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所记载的内容相符，可见当时薛岳确实是冒着抗命之险，一本“逆命而利君国者谓之忠”的气节扼守长沙的。
薛岳将军其所以坚决抗命要扼守长沙，是因为他对长沙以北有利歼敌的地理环境以及坚守长沙的战略意义具有深刻的认知。
薛岳认为，北方为河南，南方为湖南，谁得到“二南”，谁就得天下。如今河南已失，湖南必须固守，乃能屏障西南。否则，国家就有灭亡之虞！就长沙战区而言，湘北地形，山岳湖沼皆错综复杂，可战可守，并可运用有利之地形诱敌深入，予以歼灭。长期抗战军糈民粮至为重要，保有湘北与洞庭湖，乃能足食足兵，有利长期抗战；如撤退到衡阳、邵阳，则不仅影响民心士气，且对今后兵源粮食均有问题。长期抗战，必须遵照蒋委员长之战略指导原则“以空间换取时间”。自淞沪战役以还，我战略上逐步后撤，迄今未能运用空间打击敌人，民心士气影响至大。必须掌握有利之空间，处处抵抗敌人，时时与敌人战斗，“抗战”。“抗战”，绝对需要“抗与战”，只有这样方能消耗敌人，重创敌军，达成“长期抗战”之目的，改变世人、国人之观念。薛岳将军特别强调，如今若不能固守长沙，则今后又如何能守重庆呢？一般人关于对日长期抗战的指导思想，间或有误解“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的运用，薛岳指出时间固然重要，空间更为重要。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抗”与“战”，两个字，必须要时时与敌人保持接触，处处消耗敌人，这样才能做到长期抗战。如果只是向后撤退，放弃空间，那根本就谈不到抗战了！
“此时陈辞修先生听到薛将军这些高论与卓见后，认为很有道理，就询问说：“你（薛将军）决心准备要坚守长沙，为保卫长沙而作战，不知如何战法？”经薛将军予以详细说明后，陈辞修先生很佩服，并赞誉一番。最后，陈辞修询问薛将军说：“你需要什么支援？”薛将军很感激的告诉他：“需要炮弹、医药……等”。陈辞修答应：“愿全力支援，希望你能好好的打一次胜仗。”自此以后，薛将军宽心多了。不料军令部作战次长刘斐（是中共早期派遣潜伏在我统帅部之匪谍，为毛泽东之所谓第一功臣。）仍不支持薛将军固守长沙的意见，并在统帅部散布谣言说：“薛某某爱出风头，好大喜功，是一位偏激的将领。所以，由参谋本部命令，强调：‘历代兵家一致认为长沙乃四战之地’，中外人士咸认不易守。希望薛将军顾全大局，立即遵令撤退到衡阳、邵阳一带等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40-341）
薛岳对刘斐之非议未予理睬，为了国家的存亡，坚持以死报国之决心，誓志坚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
为了争取长沙会战胜利，薛岳召集各级指挥官对战略战术作出具体指示，他鼓励大家，长沙为南维门户，西纪咽喉，乃我规复中原之军事重镇，我们必须确保长沙，与长沙共存亡。敌军进犯长沙时，我们务须沉着应战，积极抵抗，采用天炉战法，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由内线转为外线由正兵转为奇兵，由被包围转为反包围，必须彻底消灭敌人。作战时应绝对自主、机动，袭击敌人一举将其击破，不可呆置一隅，立于被动地位挨打，必须争取主动。不可硬攻据点，敌动则击之，敌静则困之；俟将敌人兵力逐次歼灭后，则据点不攻自破。为达此目的，薛岳将军要求各级指挥官尤须具旺盛之企图心与必胜之信念，战斗中一定要做到：通讯联络确实、动作协同、位置清楚，部队要随时掌握，切忌乱退乱走，大胆攻敌侧背，须知战斗心理，我不畏敌，则敌必畏我，能坚忍沉着争得最后五分钟者，必常操胜卷。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常用的战术大致可归结为：锥形突击战法、钳形抄袭战法、声东击西战法、迂回包抄战法以及步步为营，逐次挺进，稳扎稳打战法这几种，薛岳将军对日军的战术战法 ，知之甚深，对敌人的五种战法，一一分析，教各级指挥官如何破解。
为歼灭来犯之敌，确保长沙，为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第二期抗战启动一个良好的开端，薛岳将军可谓是费尽心血。
民国二十八（1939）年九月中旬，日军分四路进犯长沙，一路是正面主攻部队，由其第三师团、第六师团、第十三师团担任，循粤汉路南下，企图突破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三道防线，直捣长沙。另一路以海军舰队载运陆战队及波田支队，由洞庭湖驶入湘江，在汨罗江南岸营田登陆，冲出我军左侧背。再一路以三十三师团担任，由鄂南通城南下，攻向平江、浏阳一带，直向长沙。还有一路，就是由江西奉新、上高出动，向西攻击，策动正面作战，并在平江以南会师，企图包围长沙。
针对敌人攻势，薛岳将军制定作战四原则指示部下：
第一、我军机动灵活应战，不死守阵地挨打。
第二、彻底破坏交通线，使敌军只能用骡马运输，丧失机动攻击力。
第三、多设伏兵，先将敌人诱入决战地区，然后予以反包围，切断其后路，予以歼灭。
第四、组训民众，奋起抗敌，空室清野，不让敌人得到任何补给品。
同时，配置第二十军、第八军防守新墙河南岸，第三十七军、五十三军防守汨罗江南岸，第七十三军防守捞刀河北岸，第七十九军防守在捞刀河南岸。杨森集团军的第三十军、七十八军布防在鄂南抵抗敌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七十九军坚守营田。江西奉新方面由第三十二军、第五十八军防守，抵抗敌军一〇六师团之进犯。第六十军防守上高，抵抗敌军一〇一师团之进犯。
“江西北部之战是长沙会战之序幕，敌一〇一、一〇六师团早于九月十四日即向我军防地进攻，其后鏖战于奉新、上高、修水等地，修水、上高、奉新均曾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屡次易手，战斗剧烈，双方伤亡均很惨重。
十七日，薛将军令罗总司令，谕各军务必沉着迎战，积极抵抗，通讯连络要确实，动作要协同，位置要清楚，部队要掌握，切忌乱退乱走，大胆侧击敌背，必可战胜敌人。有如谢安弈棋之雍容，当机立断，指挥其侄谢玄以八万精兵破苻坚百万之众，盖斗智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47）
薛岳将军战前充分备战，精心布下“天炉战”阵法，日寇进犯长沙战役打响后，我军充分发挥对地理环境、地貌地形熟悉，部队机动灵活，民众齐心协力的优势，把敌人从战车上拖到地面上，摧毁日寇机械化优势，以佯败之法步步诱敌深入，随机随地设伏，或侧击、或尾击、或包抄、或合围，主动地拖着敌人打，千方百计消耗敌人战力，致使敌人首尾难顾，疲于奔命，阵脚溃乱。
“当敌之锐意南窜，我军步步引避，似不能战者，是故彼虏不疑，而每战则使其大量消耗，我计悉售。彼且扬言国际间，谓九月底即可占领我长沙，天天广播，使风谣骤兴，如罩霾雾，国际间亦疑我以长沙委敌矣。自营田登陆，越新墙河，一战十五天，我奇兵四出，拔帜反攻，激忠愤之师，扫骄疲之卒。自十月三日起，敌土崩鱼烂，不可收拾；我则乘胜逐北，疾驰二百五十余里，敌以颓势莫挽，冈村宁次急于咸宁战斗司令部下总退却令，用飞机传达各师团。我军威震海外，论者谓第九战区薛将军如谋而成，其胜不独在战略，尤以在政略上，诱敌骄满，肆发狂呓，及胜负既决，使彼虏昔日在国际威信，悉扫地无余，其予敌之创伤为最大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49—350）
日寇发动侵华战争，自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国奋起抗战以来，一直占据上风的日军，虽说也曾多次溃败，然军力受挫程度，逃窜时的狼狈之态，以此次长沙之役为最甚。敌军败退时士气沮丧，步骤混乱，致使撤退命令仓促之间无法及时传达，不得不用敌机散投，散落的通信袋，曾被我军截获。
“自芦沟桥事变以来，我军亦屡大捷，然敌行军步骤之乱，士气之挫，实以此役为甚。如其撤退命令，亦急不及传，敌机散投，卒于北港为我所获。其所散佚复有通信袋，内云：“有孤军深入，处处受伏，因此只得相机撤退，免受过大损失……”等语。狼狈之言出于敌酋之口，如我俘虏之日军军官大黑与平长谷川等，于讯问时，竟亦出示身携之优待证，是证为我军预于阵地前散发，俾敌兵执以投降之用。据俘虏之敌军言：“同伍皆怀有此证，以冀自免。”可见敌军之战志已溃，慑于我军雄威，自知不免，自军官以下皆暗怀投降优待证；此正符孙子“攻心为上”，倭寇之必败，非偶然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50）
第一次长沙会战，自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开始，到十月八日止，历时二十二天，以日军全面溃败，我军获得大捷宣告结束。
长沙大捷，蜚声国际，充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自喻为世界军事强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足畏。长沙一战，使我国国际地位与外交情势显着好转，尤其是美国，一改其以往坐视中、日战争，置身事外不加置评之态度。
长沙大捷，振奋国人，大大鼓舞国内民心士气，大大坚定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
长沙大捷，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心理与精神上的打击更大，使敌寇上自将帅，下至士兵及其国内一般民众，厌战心理充分暴露无遗。
长沙大捷，充分显示薛岳将军战略上指挥之正确：使全军不呆守阵地，不死用方案，能彻底使用兵力，采取主动攻势，以反包围破敌之包围，用正兵诱敌深入，用奇兵歼灭敌人，于战术开一诱敌歼灭战法之新纪录。
“日军伤亡超过四万人，第一次长沙会战乃在中国军大获全胜的情况下结束。这个捷报，为这一年的双十节带来了光辉。
‘际此双十国庆，适值湘赣告捷，宜乎欢欣鼓舞之情无逾于此者；然而余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十五年以来，部下与学生之死伤积累，日增不知凡几？缅怀革命先烈之创造民国，与 总理付托之重任，以及抗战前途之艰钜，若不努力尽职，将何以对 总理以及为革命而死之先烈在天之灵乎？’（十月十日日记）” 《蒋总统秘录·第十五章 大东亚的奢望·第一次长沙大捷》
对于第一次长沙大捷，史学家李守孔教授认为：“由于此一大捷，导致直至三十年底之长沙三次大捷，稳定华中战局，巩固大后方之安全，此与抗战之大局实为重大之关键。”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54）
我国对日抗战，在湖南长沙会战中，将日军打得大败溃逃，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广东梅县名流及侨领特刻碑纪功，名为《长沙会战碑》。碑高七尺，宽二尺三寸，碑额为篆体大字，碑文是隶体寸楷，民国三十（1941）年七月七日落成。通体碑文如下：
“ 伊古已来，一战而决国命者有之矣，未有一战而系世界之祸福者也。有之，自长沙会战始。初，倭寇连陷广州、武汉，趁势直趋岳阳，迫长沙。长沙散地焚如弃如，几为决定之命运。夫长沙失，则湘南湘西并危，桂林、韶关亦皆殆哉岌岌，西南之屏藩尽撤，行都之拱卫空矣。总裁雄断，立下必守之命，艰巨之任以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时，将军方灭松浦师团于德安万家岭，寇焰顿衰，故虽得岳阳而次且不敢遽进。将军已赴镇，救死扶伤，劳来安辑，日夜讨训，完备以待。镇长沙九阅月，寇走头无路，内阁连倒，妄冀侥幸一逞，以靖其民之厌战。于是悉其丑类二十万众，联合海空，由赣北鄂南湘北六路来攻。且宣播于世界，刻期十月一日占领之。骄狂之态，恍如苻坚之视晋人矣。
将军肃奉党国威灵，上禀总裁胜算，下与百姓同欲，外励诸将忠勇，内综帷幄智谋；彼己之情，洞若观火；山川之势，了若指掌。料敌制胜，不差累黍。即与吴参谋长逸志按照判断决心指挥所部：赣北主将罗总司令卓英、王总司令陵基，鄂南主将杨总司令森，湘北主将关总司令麟征；军长陈沛、陈烈、欧震、张耀明、王耀武、孙渡、宋肯堂、安恩溥、韩全朴、夏首勋、彭位仁、夏楚中、杨汉域、李觉、李玉堂、刘多荃，各率将领，取绝对攻势，只求歼灭敌人，不呆守阵地，不死用方案，坚忍沉着，快速机敏，实行反包围以破敌之包围。鏖战二十四昼夜，遂奏肤功，歼寇四万，长驱三百里。时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国庆前三日也。创空前之战绩，奠最后之胜利，坚全民之信念，改国际之听观，旋乾转坤，寰海欢腾。谢太傅肥水之捷，韩蕲王大义之胜，功虽髣髴，而难易迥殊矣，何况此役影响乃远及太平洋哉！使倭陷淖愈深，不能乘机南进，赢得时间以援英、美，形成今日之局势，此长沙会战所以为旷古无伦之大烈也。一发牵而全身动，微风涣而四海波。梅县距长沙二千里，南洋群岛则万余里矣，然直等能安居乐业，从事于出钱出力抗战建国者，胥为长沙会战之赐。感激赞叹，不能自休，用述其要，伐石勒铭。若夫其详，宜在民族中兴之史。
其辞曰：危而能安，亡而能存，直破历史之成例，而横制太平洋之狂澜，此皆我总裁之胜算兮，薛长官能秉承勿愆。日居月诸，倏忽三年，六种震动，而我掎角于其间。朔风兮变楚，民族兮开元，比浯溪兮作颂，永巍巍兮极天。
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梅南泗水文学馆馆长古直撰文
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梅南泗水文学馆名誉馆长黄枯桐书丹
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梅南泗水文学馆馆友侯过篆额
梅南泗水文学馆馆友华侨古秀阶、陈筚林、郑道南、古汉宗、吴剑辉、古涌盛、黄康华、傅可英、黄沛卿、古德贤、李焕群、曾舜唐、潘少龙、萧昭明、余金池、曾庆梅、廖辉宸、林翊球、潘君勉、陈济轩、古瑞庭，梅县文园清风轩社友谢贞盘、杨维微、熊素村、古云詹、古训等敬立。
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七日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56-358）
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上旬进攻长沙，遭到惨败后并不甘心，其狂傲骄纵之气依然嚣张。经过一段整顿喘息，遂于一年之后，重结重兵，再度向长沙发起进攻。
“民国三十年九月，敌寇以十五万兵力，以海、陆、空联合水陆并进，二次进犯长沙、株洲，并准备进一步打通粤海铁路。当时日、美之间谈判已入僵局，随时有爆发日、美战争的可能；兼之英、美援华行动亦甚积极，中英、中美借款既告成立，美国宣布派遣军事代表团东来，同时禁止飞机、汽油输日，封锁日本国外之资金。敌寇正徘徊于“北进”、“南进”歧途时，尤深恐我军乘机反攻，所以日本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总部，不惜孤注一掷，纠集南北战场之精锐，大举进犯，企图消灭我野战军，以阻止我军反攻。并以占领长沙重镇，眩示世人，藉以缓和国际上之压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59）
薛岳将军在不堪回首的长沙大火之后，被任命为代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以天炉战法，击溃日寇对长沙的第一进攻，1939年10月1日被正式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薛岳于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立即谆嘱战区军民一本“戒慎恐惧”之心，积极整备以应事变发生。民国三十年（1941）三月，薛岳遵照蒋委员长命令，仍以天炉战法的原则，作出保卫长衡，协助第六战区拱卫陪都的“反击作战计划”。九战区各部队，根据“反击作战计划”进行实战演练，以便熟悉地形，增进战斗技能，并令各攻击部队不断习练对敌军正面、侧面、背后的攻击方法，从而提高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为了激发全体官兵的爱国热情，薛岳将军于第二次长沙会战前夕，召集所属各级重要干部会议，以慷慨之情告诫部下：
“（一）生而辱，不如死而荣，我们全体官兵要负起保卫湖南的责任，因为湖南是国家的心脏，要使心脏无恙，我们必须要随时准备牺牲，以完成我们的任务。
（二）将领的责任，在于救国家、救民族；我们须以大局为重，如果于大局有补，虽粉身碎骨，亦义不容辞。
（三）救他人就是救自己，作战时友军的胜败，亦就是自己的胜败，我们必须互相支援，协同一致。
（四）只有牺牲才可救国：义当生则生，义当死则死，现在就是我们当死的时候，我们绝对不逃避责任，人人要有必死之决心与必胜的信念。
（五）战术运用最高原则：是要创造奇正之势。要创造奇正，首先要明了虚实，辨明敌人的重点与弱点，然后再避实击虚；避实击虚并非不打，是先要以威力搜索，辨明敌之部署及炮兵阵地之所在，先向实点攻击，使敌之主力受我牵制后，再以我之实击敌之虚，一定可以获得成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60-361）
九月初，日寇开始二次进犯长沙，薛将军依照计划，妥善配置部队，一方面构筑纵深强固基地，一方面破坏交通通讯，焚敌粮弹辎重，消耗敌力，节节抵抗敌人，消耗敌人。同时，充分调动转用鄂南、赣北兵力，以正兵转变为奇兵，以内线转变为外线，以包围转变为反包围，致使敌军伤亡惨重，获得第二次长沙大捷之光荣胜利！
第二次长沙会战是在民国三十年（1941）九月六日开始，至十月十日击败敌人为止，历时共三十五天。
日寇为了以强势兵力攻占长沙，这次投入了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领的九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炮兵两个联队、工兵两个联队、海军陆战队、兵舰三十余艘、汽艇二百余艘、飞机一百八十余架，陆、海、空共计十五万余人，敌军为了保证他运输线路的畅通，还在武汉以东地区强拉民夫十五万余人，强行修筑向我长沙进攻的道路。
我国则仍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将军率领的十四个军迎战，总兵力约有十余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从兵力对比上可以看出，日寇显然已不占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争夺远东殖民地，称雄世界，独霸亚洲，不惜与美国开战。经过精心策划，日本海空军于1941年12月7日，偷偷行动，突然袭击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
美国立即还击日本，于12月8日，美、英即对日宣战。11日，德、意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他们南进策略的前哨战，彻底摧毁位于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基地，目的在于能够充分掌握西太平洋的海上军事优势所以早已做好了席卷东南亚美、英、荷各国属地的攻击准备。12月8日，日第23军所属第38师团佐野的部队，衔命从深圳南下由九龙渡海直取香港。在这个战场上，英国佬在中国抗日志士与广大民众的支持下，勉强支撑了18天，当得知日军占领了九龙半岛时，港督认为非投降不可，于是就乘坐一条小船，船上竖着白旗，到半岛酒店向日军投降。
“1942年元旦，从高雄南下的日军攻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元月18日，日军在婆罗洲东南端峇里巴板登陆，日本海军顺便收拾了现在的印尼，当时是荷属东印度的舰队，一路势如破竹，就像切豆腐一样，把英、美、荷在远东苦苦经营的“基业”，一片片的吃掉，到2月15日，日军攻下英国远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新加坡，当英军总司令卜锡弗率7万多部队投降的时候，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可谓是踌躇滿志，因为拿下新加坡比他预计的日期提早了一个月。这个时候日本梦想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版图”，眼看着就要形成了。” （纪实性历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三十二集·悲情、豪情）
在这一轮海陆空联合猛攻之下，日军偶有遇到的抵抗，除了香港之外，大概要算菲律宾了。在马尼拉南方巴丹半岛地区，指挥抵抗日军的美国将领，正是后来被誉为大战英雄的麦克阿瑟，他在回忆录中曾经夸大的描述道：“……巴丹半岛和克里几多岛，已成为全球抗日的象征……好像完全不知道，有中国战场存在的一样，而事实上他在那里，也只不过打了三个月就奉召离开了战场。当麦克阿瑟到了澳洲北部的达尔文时，虽然讲过一句后来传诵一时的名言“我将会去！”但当时留在巴丹岛的七万多美国部队，不久之后，便悉数投降！……
在太平洋早期战役中，英军将领把战败的责任推给他们国家‘重欧轻亚’的政策，由于此一政策而使在亚洲的军队“补给不足、物资缺乏”，最后演变成了失败的命运。其实，麦克阿瑟和卜锡弗完全不了解什么叫作“补给不足”，什么叫“物资缺乏”。因为当日军攻占新加坡的时候，掳获的英军步枪就达6万支之多，山炮300余门，高射炮100门，要塞炮50门和军用汽车1万余辆，这个数目比当时全中国的汽车总数要多出一倍有余！” （纪实性历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三十二集·悲情、豪情）
日本帝国主义在不到半年内，凭借明治以来累积的军事实力，迅速侵占了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关岛、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处于暂时的军事优势，小日本洋洋自得，一副不可一世之态，气焰更为嚣张。
扩张侵略欲望极度膨胀的日本军阀，陷入得意忘形，无法自制的地步，所以偷袭珍珠港后不到半个月，以其嚣张凶焰，三度大举进犯我国长沙城。
长沙为湖南之襟要，湖南为中国之心脏，中国又为反侵略集团之重要支柱，其安危得失，关乎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全局。为了统筹全国战局，打好长沙保卫战，蒋介石再度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对进入第二期抗日战争以来的战况得失，进行全面总结，面对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阀对美、英，对亚洲全面开战的战争形势，检讨敌我双方之短长，进行新的部署。
薛岳将军为了争取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有把握起见，结合历次战役的丰富经验，亲自审度地形，选定新墙河、汨罗江二水间为伏击、诱击地带，浏阳河、捞刀河间为决战地区，通令各部队按计划确实部署，并通告民众加强犁田蓄水削路工作。严密乡镇保甲及民兵战时任务队编组，以协助军队早日完成战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薛岳召集战区所属官兵代表大会，语重心长的谆谆嘱以：“战胜决于平时，视平时如战时，视操场如战场，未雨绸缪，戒慎恐惧，好谋而成，加强战备，苦干苦斗，乃能确保已获之战果，争取最后胜利。”言词至诚至正，格外感人，上下官兵敌忾情绪因益坚强奋发。
十二月三十日，蒋委员长电令薛岳：“我第二线兵团应位置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主动地位把握战机，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集举各方全力向残敌攻击！”
薛岳将军为激励将士精神，早日获得胜利，同日特郑重手令各部曰：“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与国际局势甚钜，本会战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捉战机歼灭敌军，获得伟大成果计，特规定下列三事：（子）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丑）薛岳若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照预定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管或资深主管代行职务。（寅）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宽恕。薛岳手令三十午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78-379）
薛岳将军为使全体将士努力杀敌起见，特制定“悬律标准”，电令各军长转知所属，其电文如下：“查此次倭寇三犯长沙，现已入我预设陷阱，歼灭可期，为完成伟大战果起见，兹特悬律规定，除第十九军全军及一九七师等防守部队外，凡属担任追击、截击各部队，其战绩之优劣，统以俘获敌军人马、武器等战利品之多寡为奖惩标准，望我全体将士努力建功，而各级部队长尤应把握战机，猛追急截，切勿为敌之小部队所牵制而迟疑，须知‘无功即是过，事实即理由’，特电遵照。”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79）
元月三日蒋委员长再度电令薛岳将军，转知各军、师部队，应勇猛前进彻底截歼溃逃倭寇，明令战区责任，如敌军由各部之作战境内安全逃窜者，即严惩该部各级主官及幕僚长。
我军将士闻令，更奋勇杀敌，以血肉作长城，与敌肉搏冲杀，内外夹攻，杀声震四野；敌阵为之大乱，时值隆冬，雨雪交加，道路破坏，泥泞困阻。敌寇饥疲交迫，困顿不堪；加以位于岳麓山的我军榴弹炮群，隔江虎视，伺机轰击，致使倭寇遗尸遍野，碎尸万段，捞刀、浏阳二河，水为之赤。残敌狼狈北逃，至是敌包围我长沙意欲攻占之阴谋，即被我反包围完全粉碎。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在民国三十年（1941）十二月十九日开始，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元月十七日击败敌人结束 ，历时二十九天。敌人投入兵力约十五万人，被歼灭六万余人。敌军死亡者，上自联队长下至中队长之干部二十人以上。 所获步枪、轻重机枪、大炮、战马 等战利品甚多。
战后史家评论说：“一、此次会战无论计划、部署、处置、战斗，均配合周密，运用适当，实无疵可指，无懈可击，为世界兵学放一异彩，为中外战史创造一辉煌彪炳之典型。
二、薛将军始终坐镇于长沙市旁湘江对岸，距战场不及二公里之岳麓山指挥，枢机在握，运用自如；故攻守非不中节，且时以电话训勉各军、师、团长，并于决战前之自矢必死，指定后继代理人，告诫三军，所予将士精神之鼓舞尤大。
三、此次会战之价值，正如蒋委员长所言：“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乃汇合为一洪流。”在此时期英、美在太平洋上准备不足，遂使日本侵略的烽火到处燃烧，几乎成了无往不利的情势，但正在这敌人一帆风顺之时机中，不料我军在长沙会战，连续三次予以无情之歼灭战，使他在中国战场上一蹶再蹶，而不能复振，故长沙会战实在是日寇在太平洋大战初期，精神上所受的一个致命伤，这个打击使日本军阀才知道中国军队实力之不可轻、中华民族之不可侮。”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84……385）
纵观二战战史，小小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几乎是处处得手，节节胜利，英、美军队分别以数万人数万人的规模，与日寇交战不过百日，便先后向日本投降，大量军用物资成为日军的战利品，而一向被西方瞧不起的中华民国的军队，已同日寇浴血苦战了四年而无一人降敌者！
长沙三次大捷，更是二战中盟国对轴心国的首次大捷！是中华民国忠勇将士浴血拼杀而得来，足令先后举白旗投降日军的英美将领们蒙羞！
长沙会战是中日开战以来，我军最彻底、最丰硕的一次胜仗，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所向披靡，甚至欧战以来，反侵略、反轴心同盟国家第一次扎扎实实的胜利！当时全球各大媒体争先报导此一捷讯，以鼓舞人心。其中以伦敦《每日电讯报》的标题最为传神，它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英美军事首长此时也都来电道贺。
薛岳将军指挥长沙会战连战皆捷，对国家贡献巨大，国民政府特颁发给青天白日勋章，欧美各国报纸竞相刊载这一喜讯，并发表社论，全球轰动。海内外一致认为这是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其予全军之必胜信念、民心士气之振奋至深且巨。
被盟国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委员长对长沙大捷给与极高评价：‘蒋委员长说：“此次敌军集中精锐十余万大军，企图包围长沙，猛攻五天五夜，不但没有窜进长沙，而且陷入我军重重包围之中，其阴谋要占领长沙，进一步侵占衡阳、打通粤汉铁路。如这阴谋实现，则整个国际情势改观，就可从朝鲜釜山由火车直达广州、香港，路上运输畅通无阻，对侵入越南、泰国之日本军队的补给，就无被截断之顾虑，这是他最高之战略。故长沙会战大捷之意义非比寻常，予敌人战略之打击也影响深远，尤其薛长官以下各军、师、团、营、连长，以迄全体官兵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才能缔造这一光荣的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而且也可以告慰世界友邦。”蒋委员长三十一年元月十一日的日记里也说：“……此次长沙会战赖薛（岳）长官以下各军、师长及一般官兵，人人抱定必死之决心，卒使敌人始终不能窜进长沙市区。”又说：“当此反侵略各国战事初期失利之时，我们在长沙方面能获如此空前的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而且也可以告慰于世界友邦。”又说：“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杰作。”在元月十五日的日记：“第三次长沙会战，在中国军队胜利的情况下结束，日军的伤亡实达五万六千人之多。”又说：“长沙会战是在珍珠港被袭击之后，亚洲太平洋地区联军方面的最初全面胜利，也是本人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最初胜利，故而英、美舆论对于这个胜利纷纷赞扬，伦敦每日电讯报报导：“际此远东阴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P386……387）
中国自七七抗战以来 ，所抱宗旨是应战而不求战，所以中国军民浴血奋战，同日本鬼子拼杀了四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并未向日本宣战。其所以确定如此战略思想，完全是基于数年中，西方英、美诸国与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牟利，他们的军火商一直不曾停止向日本提供用来杀戮中国人民的武器、弹药、汽油、废铁、机器以及飞机配件等。
但是，让美国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日本军阀并未把老美这个头号列强放在眼里，更没有把它列为朋友，珍珠港的惨重损失，使美国惊醒，断绝与日本一切关系，宣布对日开战，以太平洋战争为起点，于是形成同盟国与轴心国两大阵营，从而全面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正式对日宣战，并致电美、英两国首脑，建议立即在反轴心各国间组织某种军事联合，美国总统罗斯福非常赞同，表示大力支持。同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关于东亚的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三十一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以“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并推举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安南、缅甸及泰国境内的联合国家军队。
蒋介石出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日，正是长沙第三次会战激战之时。薛岳将军率领全体官兵，再经半月厮杀，复将三次来犯之敌彻底击溃，取得长沙会战三战三捷的大胜，堪称为蒋公出任世界反法西斯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最佳献礼！
薛伯陵，广东韶关市乐昌县九峰镇小坪石村客家人，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生，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献身国民革命事业；参加北伐，完成中华民国统一大业。倭寇入侵中华，薛将军奋起抗倭，万家岭初试锋芒，倒八字口袋阵，使小鬼子无处溃逃；守长沙三战三捷，大展国军军威，使敌寇闻之丧胆，堪称国家干城，抗战胜利晋升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一九四九年薛岳将军随国民政府到台湾，先后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晚年，虎踞于嘉义县竹岐乡，一九九八年在此与世长辞，享年103岁。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五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