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九里山烽烟滚滚 临阵脱逃韩复矩伏法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迅速集结兵力，占领平津，攻击矛头直指中国铁路两大动脉：平汉线与津浦线，从而形成由北向南推进的作战态势。从华北跨过黄河直达长江北岸，其地理环境是一马平川，这非常有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作战。为了改变日寇这一作战轴线，蒋委员长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日寇原本就有侵占上海的意图）与日军在淞沪地区展开了一场对决战。

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眼里，支那军是绝对不堪一击的，征服支那，也不过是三两个月的事情。不承想一场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月，使骄狂不可一世的皇军颜面扫地。再回想起四年前长城喜峰口之败，更是军国主义分子羞愧难耐。

一九三八年初，侵华战争已经打了半年多了，在天皇内阁里，头脑比较冷静的一些大臣们，已经看出“支那”的战事，远不像预期的那么乐观，他们清醒的意识到日本面对的将是一场痛苦的长期作战。日军统帅部，在评估中日双方情势之后，于元月三十日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前，不在发动新的攻势。

裕仁天皇的态度比较保守，他认为： 巩固占领区，储备机动兵力需要一年的时间。所以，在二月十六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中决定：于一九三九年，再发动另一波速战速决的攻势，西取武汉。南下广州，一举结束征服支那的战争。

就在同一天，内阁首相近卫文縻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声明说：“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这是近卫一招奸诈的政治诱降策略，这是在向所谓的“主和派”、意在叛国投敌者的召唤。近卫文磨的这一声明，遂成为汪精卫等出逃越南，转赴日本，组织卖国汉奸政权的张本。

针对近卫声明，国民政府于二月二十日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二十一日，日本大使川越茂，下旗回国。此时的中日两国，虽未发表绝交声明，但实际上已是绝交状态。而此时的蒋介石，已辞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之职，断然决定全神贯注领导、指挥这场亘古未有的反抗异族大规模入侵的卫国战争。

虽然日本天皇诏示一九三八年不再发动新攻势，但在华日军当攻陷南京之后，骄狂气炽之态冲到了极点，他们犹如一台被启动了的战争机器，无法解码，没有止休，就这样，日军于一九三八年初，又引发了继淞沪会战之后的又一场大战——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在中日战史上是一场十分特殊而意义深远的战役。说它特殊，是指这场仗虽然名为徐州会战，但整场仗却不是在徐州打的。说它意义深远呢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中国军队自从七七事变以来，每逢两军对垒，几乎都只有撑的份儿，撑的久就算赢了。这种现象，说好听一点是遵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政策，但实际上是真的打不过人家。所以无论撑多久，最后还是难逃落败的命运。但这一役，国军却是扎扎实实的打了一场胜仗，这场胜仗打碎了“皇军无敌”的狂言，也打出了自己的信心，这对往后的战役起了相当大的鼓舞作用。

第二、中华民国自从开国以来，事实上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蒋中正执掌国民政府军符迄今也不过十年左右，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O年的中原大战，便可以看出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徐州之一役却出现了两派军队“无我无私”的空前大团结，这对苦难的中国人而言是值得振奋的。所谓“兄弟一条心，泥土变成金”，因为往后我们还要面对20次大会战，一千多次像南口那样的火拼，和三万八千多次像卢沟桥那样的小战斗，这场战争才正式结束。】（纪实性历史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三集．徐州会战-上）

徐州属于第五战区。第五战区北起黄河南岸，南迄长江北岸，东到沿海，涵盖山东全省和安徽、江苏的一部分。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副司令长官为李品仙和韩复矩。韩复矩同时还是山东省的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对韩复矩的器重与信任。第三集团军的防区正是津浦线的北段。

这时侵华日军的部署是：分南北两路，夹击徐州。意在占领徐州，贯通陇海和津浦两大铁路运输线，以保障侵华日军兵员物资的运送快速。

南路日军，由接替松井石根，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俊六所派遣的部队从南京出发北上，目标直指徐州。

北路日军又分作两路向徐州进发。西路，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由华北沿津浦路南下；东路，阪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从胶州湾登陆，奔向徐州。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的交界口，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它是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大动脉的交会站，又是衔接黄河、长江两条水路和运河相毗邻的一座古城。四千多年来，据说在这里大大小小发生过二百多次的战争，古往今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多年以来，当地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九里山前古战场， 牧童拾得旧刀枪。
春风吹皱乌江水， 忆昔虞姬别霸王。

倭寇狂妄侵华的战火烽烟，正在这片古战场上，滚滚向前推进。

韩复矩作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日军进攻山东时，黄河本是一条有效阻止日军南进的天险型自然防线，韩复矩完全可以凭借黄河天险来死守山东。深受国民政府器重和信任的韩复矩，本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心竭力做好所负责防区的防务工作。

不幸的是，韩复矩根深蒂固的军阀本性不改，当此国家民族存亡所系的抗日战争临战之际，竟仍然抱住军阀时代保存私兵的旧观念，避免作战，放弃防务，擅自撤退逃跑，保存自己的实力。逃跑之前还将民生银行金库里的黄金白银以及其他辎重装车，连夜运往河南南阳。致使矶谷师团毫无抵抗的顺利进入山东，攻占济南。

异族入侵，国难当头，身为国军高级将领的韩复矩竟置军法若罔闻，临阵脱逃，罪在不赦。为此，蒋委员长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一日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将韩复矩逮捕押解武汉，经军事法庭审理，判处极刑，于同月二十四日执行枪决。

韩复矩是抗战期间，国军高级将领被军法判处极刑的第一人，这一果断严正的处置，对当时国军的风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抗战初期那种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对“军令如山”的重新认定与执行，更行成了一股稳定的力量。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开封会议中不仅宣布了作战惩罚条例，同时也颁布了论功行赏的奖励办法，如设立“青天白勋章”、“国光勋章”、“抗战胜利勋章”等奖项。这一奖惩制度一直被认真执行。

日寇侵华军的如意算盘大致是，拿下徐州，进逼武汉，直下广州，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逼迫蒋介石缴械投降。

日寇的军事意图，为蒋委员长所洞悉，一个新的作战方案遂在蒋介石的胸中形成。

元月十一日，设置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总司令；将最精锐部队部署于武汉外围，同时在邻接湖北省的河南、安徽两省驻守有力部队，加强防务。
　
同时，制定了“磁性战术”，诱敌深入，伺机歼灭入网之敌：

【为防卫武汉而使用的战术，是由　蒋总统亲自命名“磁性战术”。这是以游击战诱引日军深入，使之堕入预先部署的中国军之包围网中，再进行歼灭战。

包围网是张设在沿津浦铁路以徐州为中心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部署有包括军事委员会直辖部队十个师在内的约二十万兵力。

徐州位于均已沦陷的南京与济南之间。中国军的战术是要把指向武汉的日军诱引到这一方面，俾为防卫武汉的军事部署争取时间。】（《蒋总统秘录》．第十四章．泥沼战线）

第二节 泯宿怨 张庞二将军携手战临沂

国民政府处决韩复矩的枪声，震醒了自抗战以来那些仍然是军纪松弛、士气不振、斗志不强、责任不明的部队、军人以及他们的将领们，遂使国军的精神面貌与战斗力为之一振。

一九三八年元月初，李宗仁调韦云淞的31军布防津浦线南段的明光和滁县一带，据险防堵日军北上。一月二十一日，南路日军由□俊六指挥的四个师团出浦口向北一路进攻。刚进滁县不久，即在张八岭、岱山、珠龙桥、藕塘一带遭到韦云淞31军的顽强抵抗。从一月二十五日开始，日军利用飞机大炮作掩护，冒雪强渡池河。韦云淞指挥31军与日军血战十天，奉命西撤待命。这个时候，于学忠的51军已经在淮河以北完成部署，严阵以待。荻洲的13师团虽然直下明光、定远、蚌埠，直奔怀远，，但其后路却被31军切成数段。而廖磊的第7军同时也赶到了合肥，大家合力紧紧缠住了畑俊六。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北路南下进犯的日军。北路南下进犯的日军分为左右两路，其右路是渡黄河、陷济南、过泰安一路向南推进的矶谷师团。左路则是由胶州湾登陆，经诸城、过莒县西南而行，直指临沂的阪垣师团。

阪垣征四郎是日军中一员悍将，原为激进派军人，系关东三羽鸟之一（按：日本有三羽鸟与关东三羽鸟之称。早年的三羽鸟是：冈村甯次、永田铁山、小□敏四郎；后来的关东三羽鸟是：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在南口一役中和汤恩伯交过手。第五师团横行华北的时候，不少国军吃过他的亏，临沂守将庞炳勋便属其一。这一次，他再一次看到狂骄的板垣，虎虎生风的大军压境，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本想借此报一箭之仇，可是庞炳勋虽然身为第三军团长，但这个军团只有一个40军，而40军只有一个39师，合著三军团只有一个师的人。39师师长是马法五，台潍公路北端直到临沂这条战线，便是靠这个师5个团的子弟兵，在这里苦守一个多月的。

三月三日，日军发动猛攻，七日，39师从临沂出击，与日军在桃园附近激战。日军出动大批飞机轰炸我军阵地，39师招架不住退守城内。庞炳勋部队伤亡极大，遂向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连电告急。战区长官李宗仁立即调派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从滕县附近紧急增援临沂。

张自忠于三月十日夜亲自率部从滕县出发，日夜兼程，快速前进，于十二日抵达临沂北部沂河西岸。庞炳勋当即要求59军接替城防，但张自忠认为，与其消极防御，不如以攻为守，击敌侧背，以解临沂之围，张自忠的战术方案被战区采纳。

十三日凌晨，张自忠指挥全军暗渡沂水，以38师主力为左路纵队，180师为右路纵队，114旅为总预备队，于四时许迅速展开成二十余里的正面战斗队形，向阪垣第五师团右侧背发起攻击，第一次临沂之战打响。59军左右两路很快便在亭子头、大太平、申家太平、徐家太平、沙岭子等处突破日军阵地，攻击锋芒之锐利，大出阪垣意外。日第五师团被迫放弃正面攻城，转对59军作战。张自忠本是一员久经沙场的虎将，又一心只想杀敌雪耻，以报上宪知遇大恩，因而不顾牺牲，率59军官兵发扬西北军近战传统，与日军短兵相接，展开逐村逐屋的白刃争夺战。这一战从十三日杀到十八日，张自忠和临沂城外的敌军血战了六天六夜，其惨烈状况无与伦比，让阪垣的机械化5师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战斗进行到十六日时，李宗仁担心59军损伤元气过重，不利再战，决定以其他部队换下张自忠的59军，而张自忠认为，倭寇入侵，国难当头，杀敌报国，军人本分。因此恳请战区司令长官允许他再打一天一夜。李宗仁无奈，只能同意。张自忠得令后，遂下令全军各级将领全部奔赴第一线，倾尽全力对阪垣第五师团作最后一击。
同日，庞炳勋军团也发动攻势，张、庞两军在临沂城下前后夹击阪垣师团的阪本旅团，激战一昼夜，先后占领尤家庄、傅家屯、东西水湖崖、沙岭一线。十八日，张、庞两军从东、南、西三面夹击汤头、三疃、傅家池草坡附近日军。经过血战，先后攻克李家五湖、辇沂庄、车庄、前湖崖，日军完全被击溃，残敌大部向莒县窜逃，一部仍在汤头固守待援。

这次战斗，张、庞两军共约伤亡3000余人，但日军亦被消灭3000人左右，其中包括第11联队长野裕一郎大佐、年田中佐和一名大队长。

此次激烈异常的战斗，不仅打痛了不可一世的阪垣征四郎，更是震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抗战以来连战连败中，两支地方军竟能战胜日寇，与日军打出1:1的伤亡率，而且对手还是一支机械化师团，战果辉煌，令人欣慰。蒋委员长立即亲自致电张自忠，嘉勉59军全体将士，并通令全军，撤销军委会对张自忠“撤职查办”的处分。

十八日晚，59军奉令向费县集结，威胁日军第10师团左侧背，以策应战区正面作战。不料，第五师团又趁机增兵临沂，庞部再度告急。张自忠星夜回援，于二十五日返抵临沂。全军官兵不顾疲劳，浴血鏖战，冒死冲锋，再给日寇以极大的杀伤。二十九日，中国第57军333旅和汤恩伯部一个骑兵团赶到。张自忠乘势下令全线出击，阪垣精锐再次被打得掉头向汤头方向逃窜。临沂之围再解。

两次临沂之战，59军付出了巨大牺牲。仅连长就伤亡了120名。

号称日本“铁军”的阪垣第五师团，两次败北，颜面丢尽。师团长阪垣征四郎连大衣、手杖逃窜时都未及带走，被59军缴获。阪垣羞于连战连败，差点剖腹自杀，谢罪天皇。

临沂保卫战，张、庞二位将军挽手并肩，奋勇杀敌，两战两捷，既为徐州会战揭开了漂亮的序幕，更成为日后台儿庄大捷的前因。其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战果，有着两重的原因：
其一是，张、庞两位将军摒弃前嫌，齐心协力，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动力。
其二是，为给张自忠将军洗雪曾蒙受“汉奸”骂名的耻辱，59军全军将士所表现出的一心一意杀敌报国的冲天豪情。

提起张，庞二人的恩怨前嫌，还得从八年前的中原大战说起。

一九三O年，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编遣会议上，因军事编遣事项意见不合，阎锡山、冯玉祥等不愿裁编自己的军队，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生争吵，意见难达一致，终于由争吵演变成争斗，在汪精卫等的唆使下，以冯玉祥和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盟发动了“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百万，战线绵延数千里，兵祸连结长达七个月之久，致使中原大地再罹兵燹。

中原大战之时，张自忠和庞炳勋同属冯玉祥的西北军，有袍泽之谊。

庞炳勋的年龄比张自忠大一轮，那时的张自忠刚过不惑的岁月，而庞炳勋则是已过知命之年，因阅历所致，庞炳勋认为中华民国不能再这样混战下去，无论如何需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因此，庞从大局着眼，暗中归服了国民政府，后受蒋介石之命，反戈袭击了张自忠部。张自忠骁勇善战，不想庞炳勋突然从背后袭来，险遭不测，从此张自忠恨透了庞炳勋。

临沂吃紧，必须立即派兵救援。这时只有张自忠的59军离临沂最近，李宗仁只好命令张自忠火速增援临沂。按实力，59军兵多将广，但按编制，庞炳勋是位军团长，张自忠增援临沂，替老冤家解围，再让张自忠听从庞炳勋的指挥，二人能够同心协力共赴国难吗？

李宗仁心里没谱。

庞炳勋心里也忐忑不安，张自忠将军能一秉大公解我倒悬吗？

为了平衡指挥，李遂将自己的参谋长徐祖贻派赴临沂，协调指挥张、庞两军，以缓解张自忠内心的“不悦”。

其实李宗仁、徐祖贻、庞炳勋都多虑了。国难、私仇，孰大孰小，张自忠将军心中自有一台度量民族大义的衡器！两战临沂，张自忠宛如一头雄狮，大战阪垣师团。尽管59军损失惨重，但他不仅解了庞部之围，更打得阪垣痛彻心肺。

庞炳勋心悦诚服的叹道：“荩忱不计前嫌，为人磊落，我庞某枉活六十多岁！”

李宗仁日后从全局出发，更是高度评价张自忠：“无荩忱，则无临沂之胜。而临沂战役最大收获，就是将阪垣、矶谷两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提起张自忠将军蒙受“汉奸”骂名的耻辱，还得从七七卢沟桥事变说起。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向华北地区步步紧逼，为了统一协调该地区的军政事务，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一九三五年，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时，宋哲元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但用人、行政的权柄则完全掌握在宋哲元等人的手中，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政治实体。

“七七事变”前后，宋哲元对日本的骗术、诈术，认识不足，故而在对日谈判中一度显得游移不定。宋指示时任天津市市长的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与侵华日军在天津签订了“停战协定”，又于十九日再与侵华日军签订“协定细目”。“停战协定”与“协定细目”都未报经中央承认，而且连在当地的交涉原委，宋哲元也未向中央报告。

侵华日军集结兵力向平津进逼。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将29军撤到保定，整合兵力，重新布防。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在北平召开最后一次政务会议。会上，宋哲元宣读完蒋委员长命29军撤守保定的命令后，气氛顿时一片宁静。29军一旦撤离，就意味着平津随时就会沦陷，平津善后问题如何处理？由谁来处理？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的人，该如何与日本侵略者交涉谈判？不管善后事宜处理得好还是坏，最后是否会落个“汉奸”的千古骂名？因而整个会议气氛凝固了好一阵子，大家都沉默不语。大难临头之际，张自忠挺身而出，打破僵局，自请留守北平，料理善后，表示国难尚且如此，个人毁誉在所不计。

国难当头见人心，患难时刻见真情，宋哲元两眼含泪，感慨万端，提笔写下手令：喷令张自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兼北平市长。宋哲元。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写好，将命令交给张自忠，说道：“荩忱，你设法在北平拖着日本人，为我们争取一个礼拜的缓冲时间，待我全军收缩集结后，我军便可恢复有利态势。”然后紧紧握住张自忠将军的双手，激动万端，深表感谢地说：“荩忱，慷慨赴死易，从容负重难！我今晚走了，让你为难了，这张命令就是再见时的凭证，你留好了，至于委员长那里，我负责说明一切。”

二十九日凌晨二十九军除留下部分维持治安的部队外，全部撤向保定。 　　

北平人民清早出门，发现国军已经放弃了平津人民退走了。张自忠留下了，日本兵来了，七月三十日北平沦陷，而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似乎有意在安抚北京民众要做皇军的顺民。

张自忠在干什么？张自忠要干什么？北平沦陷后的政治舞台上，张自忠是个什么角色？大家想不通，于是舆论大哗，大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卖国贼”，否则不会有此与皇军商来谈去的举动。一时之间举国声讨”张逆自忠”的声浪此起彼伏。南京街头甚至出现了攻击、谩骂张自忠的标语，某家报纸则取其名讥讽他是“自以为忠，中在何处？”……

在张自忠留守北平的日子里，日军曾数度想收买、拉拢张自忠，要他通电反蒋，但都被他一一拒绝。

忍气吞声在夹缝中生存极其艰难。他一面秘密下令各地政府官员开仓放粮，帮助战乱中的百姓渡过饥荒；一面通过过去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熟人和红十字会，秘密转移未撤出的部队，分散隐蔽伤员，掩埋29军阵亡官兵，并专门派人安置29军留平眷属……

八月七日，见宋哲元交代的延缓日军一周的计划已经完成，自己再留北平已无意义，便宣布辞去一切职务，避进了一家德国医院。

一个月后，张自忠历尽艰险，到达南京，听前来接他的人说，军委会里不少军官主张对他实行军法会审。后经多方努力，蒋介石才同意对其免于军法审判，只给他撤职查办的处分，以观日后表现。

其实蒋委员长心中有数，当年喜峰口杀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一员虎将，怎能会去当“汉奸”呢？何况29军撤防保定是奉自己的电令。所以，不久便委派张自忠出任59军（前张自忠的38师扩编而成）军长，临沂之战立下赫赫战功。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