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1月17日讯】
（二）真理，人“检验、发展”得了吗？
（其一，诉诸感官，扼杀良知、理性，把人驯化成“高级动物”——“甘愿把一切献给党的老黄牛”。）
（其二，强灌党性，泯灭人性，造就“特殊材料铸成的”变异人——红色“狼孩儿”。）
其三，恐怖改造，炼狱洗脑，利用“革命大熔炉”批量铸造全民性“斯德哥尔摩症”患者群体——“永远跟党走”的脑残革命队伍。
在2016年1月4日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座谈会上，中共总理李克强举例说明大陆企业产品需要升级、提高质量时承认，中国大陆现在连圆珠笔的圆珠都还需要进口。消息传开，网上一片惊愕。
继2004年之后，2016年1月8日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成色”最高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再度空缺，屠呦呦未被推荐。对此，网上一片唏嘘（屠呦呦凭青蒿素获2015年诺得贝尔医学奖，却是个“三无学者”，即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无两院院士头衔，前些年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均未当选。她那个获诺奖研究成果，在过去40年未获国内应得的认可）。
据日前网上热传的《中学就是一座活生生的监狱——中学教师痛揭中学教育之病态》一文披露，在中学里，“学生守则”、“校规校纪”（包括吃睡、入厕及发型、服饰等规范），极为苛刻，讲究“整齐划一”。对作息严加控制，使学生成了做应试题的机器，从早七点到晚九点半，十几个小时坐在椅子上。晚上十点宿舍熄灯后，还要用电池灯来照明，继续完成课业。几乎绝大多数人都丧失了青年人的活力，没有独立人格，没有创造能力，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个性，没有才艺，甚至连爱好与兴趣都没有，病态十足，不仅身体虚弱，而且心理严重不健康，可以说是身心俱残。老师哀叹：“这样培养的‘接班人’将来凭什么做民族的脊梁？”“如此不堪的教育如何支撑起中国的现代化大厦！”“教育病了，并不是肌肤之疾，而是从内脏和大脑坏了。”
上述恶果，其实是邪党有意制造的。还不止中学，也不止教育界，那景况乃是红朝的缩影。整个红朝，就是一座大监狱、大炼狱。当然，中共不承认。学校，它叫改造人的“红色熔炉”。单位、团体、国家，它都自称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家庭”、“革命大本营”、“革命大学校”、“红色大熔炉”、“革命大熔炉”。不过，不承认是不承认，而“红色大熔炉”、“革命大熔炉”的说法，还是露出了这位老师文中所指的马脚：“人身难得”。（《转法轮》）好端端的人，放“熔炉”里干什么？或许谁想到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孙悟空进去，不是炼出火眼金睛了吗？对。那就提升生命。而共产党的“熔炉”是正好相反，它是毁人的“炼狱”：戕害生命，变异生命，给人眼里埋设“红内障”。
学校毁人，举国毁人，成批的毁人。因为它是嗜血的恶魔，嗜权的流氓，它要随意指挥这样脑残的革命队伍内外制造红色血腥恐怖，既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又可对自己的同胞像对待敌人那样残酷无情，还死心塌地“永远跟党走”，“甘愿把一切献给党”。
这，实则已经回答了为什么造不出圆珠笔圆珠的问题，也回答了为什么屠呦呦“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问题。也许谁会不以为然：我们有原子弹，是核大国，这点儿事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屠呦呦……。且慢，请别着急。笔者以前跟你一样，一遇此类问题，也都是这么想、这么说的，弄清楚中共为什么用“红色大熔炉”、“革命大熔炉”毁人之后，才发现自己上了党妈的当了，还被其“熔炉”熏染得相当厉害，患有不轻的“斯德哥尔摩症”【注】。
“斯德哥尔摩症”的症状是，作为人质的被害者，被劫持进那种高压密封的“熔炉”里面，在持续的高度恐惧状态，良知被压抑、扼杀，求生欲望取代了理性，对眼前利害的权衡取代了对善恶、正邪的选择，“利害标准”替代了“是非标准”。也就是经暴力威胁和谎言洗成脑残之后，心灵被毒化、扭曲、异变，转而认同绑匪。自然，症状有重有轻，极端严重者，认贼作父、认贼作夫，就像诚心诚意地叫邪党“党妈”那样。
承认自己得这种病很痛苦，但是，服下苦口良药《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之后，确是有了一种大病顿愈的痛快和自在。希望也相信您也会分享到这些。
“革命大熔炉”（大炼狱），确实起到了制造、催化“斯德哥尔摩症”的作用。因为中共搞的是暴政邪教合一的红色国家恐怖主义（这也是其“革命实践”的内涵所在），又具备形成“斯德哥尔摩症”的所有条件。换句话说，红朝这个“大熔炉”是个红色“学校群”、“监狱群”、“熔炉群”。大大小小的“单位”（不只是学校、监狱），都是“革命熔炉”、“红色熔炉”，都是“斯德哥尔摩症”的孵化器。
或许谁又想，那位老师没说这个呀？当然，中学生一般来说还属于“半成品”。可是如此下去，不危险吗？请再想一下，若全说透，在防火墙内，网上能转的了吗？在这里，似乎是“借题发挥”，可绝非“无中生有”，也不外是“接题发挥”——把那位老师未能说完的话续上几句。
请先一块看看《解体党文化》之三里怎么说的：‘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共灌输党文化的巨大工程十分成功。这是因为，第一，中共的灌输以暴力手段做后盾，它的所谓思想改造不仅仅改造思想，很多时候，它还会去改造人的肉体（批斗、劳改、判刑、直至杀害）；第二，中共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在中共统治下，要想出人头地、取得成就，就不能不对中共俯首听命，因此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大多被中共网罗来为其统治服务；第三，中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制造了一个封闭的环境（现在是半封闭），人们无从获得完备的外部信息；第四，它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把所有人都推进“革命的大熔炉”里，用频繁的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第五，中共按照马列毛那一套制造了一个社会现实，反过来显得那套理论是正确的。比如斗争的观念就是经过几十年几乎不间断的残酷斗争建立起来的，斗争成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实，所以斗争哲学也好像是对的了。
从某个角度看，“革命大熔炉”、“红色大熔炉”，实际上，它也是对“革命实践”的一种形象化称谓。所以，就连“实践”本身，中共也强行划界。以上三件事，涉及到毛泽东所划定的“三大实践”，即阶级斗争（包括其所谓“教育战线”）、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领域。
所谓“三大实践”的划分，目的性很强：将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修炼实践、修为活动，排除在外。为什么？概言之，用“概念壁垒”“画地为牢”，限定“思想领域”，把人的头脑紧箍于“思想牢笼”之内，也就是那个无形的“大熔炉”之中。它怕人的眼界“放开”了，“看开”了、“想开”了，它的“熔炉”就没用了。同时，这也有助于杜绝“熔炉”外方方面面的资讯传播、经验流入，即使传到“熔炉”里来，也容易受到抵制、排斥。
那个“三大实践”的界定，不止是理论上的界限，也是“实践”上的管束范围。共产党啥都管。“阶级斗争”（后来叫“维稳”），都几乎无所不包，所谓“政治统帅一切”、“稳定压倒一切”。中学的“严控严管”实则是由此而来，正如那位老师所言：“教育制度只不过是社会制度的组成或延伸，学校更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的，学校只不过是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附属品，在办学上毫无独立性，从某个角度上看学校和老师并没有错。”其实，小学、大学，大同小异。反正都在它“红色熔炉”里。其实，学校的禁锢，不止那些，校门、教科书、课外读物，都是强行规定的。在大陆，人不止没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没有知情权，也没有信息选择权，上网找真相你得翻墙。整个舆论环境，都是强加的。真想看的、想听的、想学的，全是禁的。你自己办学，不行。
当然，天下并不是给它共产党准备的（老天爷正在灭它）。即使它大权在握之时，啥都管，也有管不到的地方，但留的余地很小缝隙很窄。后来，余地大了些，缝隙宽了点儿。那是因为，一方面，它顾不过来了。另一方面，党文化成熟了，人们的党性“自动化”程度高了。在掌控饭碗的前提下，它只是吆喝一声“要占领业余活动时间和休闲娱乐空间”，甚至在某些事情上不用吆喝，只是控制出版等信息源头和传播渠道，就可以了，就可以把人禁锢住了。即使如此，它依然毒招连连。比如，在放松的名义下，姑息养奸，教人学坏：“只要不跟共产党作对，你吃喝嫖赌都行。”
可见，所谓“三大实践”，只是表面上的区别，实质就是一个：用党文化改造人的“革命大熔炉”、“红色大熔炉”。无论什么行业、什么领域、什么团体、什么单位，红朝上下，皆为“党炉”。
其实，这儿的问题，前面把原子弹、圆珠笔圆珠比作西瓜、芝麻的话里边，全说出来了，只是全是反话——“党话”，因为“红色大熔炉”足以让人只会说“党话”。请自问一下：为什么造得了大原子弹，造不了小圆珠笔？“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它“当家的”，为什么把圆珠笔看那么轻？把原子弹看那么重？还不是毛泽东要当国际共运领袖和世界领袖，“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惜活活饿死四千万人？！也不要忘了，造原子弹的人才，是国民政府在战乱时代培养出来的，是中共强扣加诱骗才留在或拉回大陆的。还有，请想想“钱学森之问”：为什么1949年之后大陆没有培养出创新人才？是不是党妈从来就只是想把人熔炼成无产阶级专政这部绞肉机上的“革命螺丝钉”？不然，为什么让人首先学雷锋“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如果谁还有很多词在舌尖上等着，那么，请再想想：你是、“赵国人”吗？现在，大家可都管红朝叫“你国”、“赵国”，人家那无数冤魂之秧结出的血瓤“西瓜”、崛起的豆腐渣“泰山”，除了包含你的血汗，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还没想开，请再想想不学无术，只会拍马踩人的何祚庥，为何凭胡诌的“毛粒子”谎言，就能混顶院士帽子？靠栽赃法轮功，诬蔑中医是落后文化，就能得到重用？还有，屠呦呦遭遇中的诸多“为什么”：是不是党妈不稀罕、不待见，因为跟党妈没多大关系，没多少用处啊？
所以，归根结底，今天咱们得对党妈有个再认识。党妈从来没有把生产、科研真当回事。或许谁想，后来不“以经济为中心”了吗？若真这么认为，那就真太天真了。别的不说，“维稳是第一要务”，啥意思？中共的“中心”从来只是“权利”。弄“大熔炉”，就是为了展示“权威”过瘾，玩弄“权柄”取乐，并藉以维持权力。
请注意：它管生产叫“生产斗争”，是“战天斗地”的用场，而“战天斗地”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人）”，就是烧“红色大熔炉”。“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炼出一炉炉废坨坨，“生产”失败了，可是“生产斗争”胜利了，“指鹿为马”的闹剧成功了，“假恶斗”的熔炼硕果累累。毛泽东没倒，彭德怀倒了。你说，它的“中心”在哪儿？
或许谁想到，有的宗教也讲，人是有罪的，人间如炼狱呀。是，有的宗教是这样说了。可那是教人赎罪、还业，归正、向善，往天堂升。中共是教人作恶、堕落、自毁，向地狱坠。天渊之别呀！
言此，是说，人都会趋利避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标准、正邪标准、好坏标准，本来与相对应的利害标准，是一致的。但由于利害有长短之分、本末之别，往往这种一致的对应关系并不直接体现，也不那么直观。但只要良知清醒，保持向善的心，就能把握好。而中共就是要在“邪恶实践”的“红色熔炉”里，逆天而行，倒悬阴阳，颠倒乾坤，故意蒙蔽、泯灭良知，反向利用人趋利避害的心理和本能，再用这种刻意营造的现实假象改造人的眼光、价值取向、生命走向，从而把这种名为“实践标准”实为“利害标准”的东西，取代、冒充“真理标准”，使人变成党性化的红色“党人”、“自干五”式的“党奴”，这是往死里害人（人本不止一生，它鼓吹无神论，只顾一生、一时利害，最高梦想不过是“潇洒走一回”）。
大陆人，没出过国的，没有“翻过墙”的，没有了解真相的，就像电影《疯狂的原始人》中的人们那样，以为自己过得日子才是最正常的日子，而大陆“党炉”以外是危险的，起码是更危险的。尽管不像以前那样，认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但是，依然觉得大陆日子不错，大陆的问题全世界都有，甚至象邓亚萍说的《人民日报》“从来没撒过谎”，申纪兰说的“只有中国有养老金”那样荒诞无稽的笑话，还层出不穷，并被当真。可出去一看，翻墙一瞅，或一看九评、真相，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自己原来生活在“谎言炉”里，被党妈骗惨了，这是多数留学生不当“海龟”的原因所在。当然，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即使到了最发达的美国，却整天叹息“好山好水好寂寞”。
那是因为他（她）没有放弃党文化的观念，丧失了或者是从来没有过“享清福”的正常概念，也不想改变自己，享不了清福了，反而依旧把在广场上唱红歌、跳狂舞，傻抽疯之类活动当成了“正常享受”了，至于贪官污吏以疯狂敛财、淫荡乱伦为乐，就更不用提了。而真正的传统文化，是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的。
而这些，正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发生的。“利害标准”取代“真理标准”（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说到），也正是把“实践”当作“真理标准”的一种恶果。
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他们一边狂扫乱射，一边说“Party（聚会）开始了”。两名劫匪绑架了三男一女四个职员。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28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人质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认为营救他们的警察要害他们，而绑架他们的人是在保护他们。更加使人惊讶的是，几名人质获救以后，不但不控诉劫匪，反而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的不杀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质和劫匪之一订了婚，另外一位人质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强烈的求生欲望使这几名人质认同了绑架他们的人，并且这种认同持续到威胁解除以后。这种精神病症后来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需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让人切实感觉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他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毫不犹豫地加害于他；第二个条件是施暴的人一定对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们生命的救主；第三个条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环境，使他与世隔绝，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让他得到的信息；第四个条件是让受害人感到无路可逃。
不难发现，中共具备了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所有条件。中共对中国人异常成功的洗脑，其机制和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
中共比较成规模地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开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审干、锄奸运动。党员的反省资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够深刻，难以过关。在运动的日日夜夜里，干部们普遍紧张焦虑，食不甘味、夜不安寝。党员干部在强大的暴力威慑和理论灌输之下，经过漫长的精神炼狱，最终从肉体到灵魂都颤抖着屈服在“党”的权威之下。作家刘白羽回忆道，他经过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所谓“平实的地面”，就是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忘记了自己健康时的状态。#
——摘自于《解体党文化》之五（上）
责任编辑：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