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亿人“三退”有奖征文】：生命之光

【三退征文】父亲林里夫与顾准叔叔莫逆之交

作者：林皎皎

【三退征文】父亲林里夫与顾准叔叔的莫逆之交。（大纪元）

更新 2016-01-22 8:50 PM 人气 1305

【大纪元2016年01月22日讯】人有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有幸与不幸，而我的人生中有不幸又有幸。不幸的是，反右运动使我家遭遇了巨大变故，我亲历了中共建政后一次次政治运动带给善良人的悲剧，其中最悲剧的莫过于我有幸相识的顾准叔叔。顾准叔叔也是有幸的，他的百年之灵仍在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引导着人们去寻找那生命之光。

一、风云人生

我的父亲林里夫文武双全，曾就读于北大，留学日本，精通英、法、德、俄四种文字。父亲于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九年在日本加入中共（中共留日学生特别支部），一九三一年回国。中共建政前曾担任过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常委、研究部长；中共北平市文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陕北公学第一任政治经济学教员、陕甘宁边区秘书长及政府主席团秘书等职。

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共于一九三四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简称武卫会），配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父亲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武装（除红军以外）和海内外的抗日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却遭到假抗日的中共从组织内部的破坏。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父亲在延安被康生关押了七年，受尽酷刑折磨，从此被迫害一生。

中共建政前夕，父亲即被降级使用，担任了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副局长、东北计划统计学院（现在的东北财经大学）副院长等职。一九五二年，父亲因康生爪牙迫害，拒任东北局党校校长，从此失去官职。一九五四年，由东北党校调到北京与狄超白伯伯接管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共同创办至今享誉中外的《经济研究》杂志，并任经济所党支部委员、研究员、研究生导师、《经济研究》副主编、常务编委等。

一九三四年，武卫会成立不久，顾准叔叔经朋友介绍与父亲相识。父亲很器重顾准叔叔的人品与才华，于一九三五年介绍他加入了中共，并任命他为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和武卫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在人民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的上海，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们互相掩护，互相帮助，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从此成为最好的朋友。

中共建政前，顾准叔叔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

中共建政后，顾准叔叔曾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一九五二年，顾准叔叔以莫须有的罪名在“三反运动”中被打倒，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五六年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一九五七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

父亲与顾准叔叔在战争年代就声名显赫，中共建政后，他们在各自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也颇有建树和成就。父亲是提出并论证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实行经济核算思想的第一人(见：林里夫一九四八年着《论国家企业实行成本核算的必要性》)；顾准叔叔则是提出市场经济思想的第一人（见：一九五七年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尽管他们才智过人，但自从跨入中共门槛那天起，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人生，插翅难逃中共这部绞肉机碾压下的悲惨命运。

二、福不盈眦

一九五六年，顾准叔叔从上海调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自此命运把我们全家与顾准叔叔紧紧连在了一起。

顾准叔叔调到北京后，我们两家分别住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的甲楼和特楼（见附注1）。这期间，父亲将他最珍爱的一套英文版书籍赠与了顾准叔叔。晚上闲暇时，父亲常带着幼小的我和哥哥去顾准叔叔家串门。我们每次去顾准叔叔家，顾准叔叔的夫人汪璧阿姨（也是武卫会成员）、母亲和子女，一大家人都出来迎接我们，很是热闹。每次顾准叔叔夫妇把我们安顿在一个褐色的皮沙发上，很慈爱地看着不安分的哥哥在沙发上颠来颠去后，就与父亲进入另一个房间交谈。他们谈了很久，哥哥颠累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每次回家，父亲都抱着熟睡的哥哥，由顾准叔叔夫妇从后门把我们送出来。有一次，顾准叔叔刚从新疆考察归来第二天，父亲即带着我和哥哥去看望。汪璧阿姨立刻将顾准叔叔带回来的、在当时很稀有的新疆葡萄干拿来招待我们，还送给我家很多。

常言道：人生如梦、人生苦短。在中共治下，人们更是没有几天好日子过。我们两家仅享受了中共篡政后几年的好时光，幸福就如流水一去不返。随着反右运动的到来，顾叔叔家洁白的墙壁、明亮的灯光、褐色的皮沙发、温馨的大家庭都成为美好的回忆。而我快乐的童年、父亲的书房、父母的睡床，以及我们孩子们的每一间卧室，都随着反右运动而消失，成为了永远的回忆。在经历了政治运动给我家带来的巨变中，这段短暂而又美好温馨的童年记忆成为我日后成长、认知世界的精神飨宴。

三、命途多舛

中共建政前夕，毛泽东对地下党作出如下批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见附注2）。父亲和顾准叔叔，以及大批在白区工作的干部从此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逐步淘汰”。

一九五六年，在“向科学进军”的斗争中，某人借康生的势力挑起事端，使父亲在全国受到批判。一九五八年，父亲因此被打成“右派”和“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简称“狄、林反党集团”），凡给父亲打过字、说过话、支持父亲的人都成为了反党集团成员。父亲一夜之间由共产党的革命老干部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物件，被剥夺了领取工资的权利，只给最低生活费维持生存，我家也由甲楼搬到了丙楼。为了不牵连别人，父亲与亲朋好友都断绝了来往，也不再到顾准叔叔家去。尽管如此，顾准叔叔还挂念着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们，委派与我们同龄的女儿到我家给我们送来儿童读物。

一九五七年，父亲在《经济研究》第二期上批准刊登了顾准叔叔撰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一文。不曾想，顾准叔叔仅仅提出了计划经济也可以利用市场调节的观点，却受到以某人为符号的伪正统的打击，在社会上被批为“放毒”，是修正主义。在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不久，顾准叔叔也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河北赞皇、河南商城、北京清河等地劳改，一九六二年重回经济所做研究员。一九六五年再次被打成右派，在周口店大韩继劳改。

靠整人起家的某人制造的这场经济学界浩劫历时十余载，不仅打倒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第一任领导班子狄超白、父亲，延烧到了顾准，还打倒了第二代领导孙冶方。文革期间，其人的一张大字报就将孙冶方送进了秦城监狱。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全国到处破“四旧”，砸庙宇，打、砸、抢，停产、停课闹革命，武斗杀人。父亲一直被康生追杀，此时正是康生杀人灭口的好机会，父亲身处险境，而顾准叔叔夫妇处境也很艰难。顾准叔叔为不牵连妻子和子女，被迫离婚。在他们夫妻不能相见的日子里，父亲不顾危险，常去看望逆境中的汪璧阿姨，带给她生活下去的勇气，并为他们夫妇互递资讯。但汪璧阿姨的境况越来越糟，她担心父亲被人告发，为了父亲的安全，她叫父亲不要再来了。父亲也为不给汪璧阿姨添麻烦而终止了看望。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受康生指使的造反派突然闯入我家抄家，抄走了父亲几十年革命生涯所涉党内机密和文稿。不久，造反派通知父亲晚上八点到经济所去。父亲凭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危险来临，决定立刻离家躲避。但造反派已派人监视我家，父亲无法脱身，派母亲假藉买东西、倒垃圾出去探情况。母亲三出家门都有人监视，终于在晚上五点等到了机会，父亲迅速离家出走。他们计划未遂，第二天迫不及待地闯到我家公开绑架。

那天，天刚濛濛亮，造反派就到我家砸门。母亲开门后，他们气势汹汹地喊：人哪儿去了？母亲说：去医院了。他们闯进我家，到处搜查，还趴到床底下去找。父亲生命难保，紧急请求毛泽东给予保护。在焦急等待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夜里，两位军人来到我家。其中一位出示介绍信说：“我叫王金岭，是北京卫戍区的，毛主席派我们来保护林里夫。”母亲喜出望外。军车在楼下等候，王金岭让母亲带路去接父亲，并去造反派头子家，命他将抄走的全部材料上交北京卫戍司令部。造反派头子吓坏了，立即照办。

父亲是幸运的，文革中保住了命，但汪璧阿姨却很不幸。在父亲被保护期间，造反派威逼汪璧阿姨交出一个莫须有的材料，汪璧阿姨拿不出来，被逼无奈，于一九六八年四月自杀。

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前夕，武斗已平息。军宣队进驻接管后，父亲向毛泽东提出取消保护。父亲回家后，打听汪璧阿姨的消息，方知汪璧阿姨已自杀。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发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迫不得已，我于一九六八年底到内蒙高寒地区插队。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经济研究所是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的“先遣队”。父母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弟妹随经济研究所启程赴河南息县东岳公社，顾准叔叔也在其中。临行前，顾准叔叔强烈要求见爱妻一面，方知汪璧阿姨已自杀，悲痛欲绝。

到干校不久的一个午后，顾准叔叔与大家一起扛着铁锹去劳动。路上，顾准叔叔悲情难抑，忍不住走到从未说过话的“狄、林反党集团”成员宋博凯阿姨身边，悲痛地说：“我爱人自杀了，我很难过。”宋博凯阿姨自身也受尽了屈辱，经常以泪洗面，此时她做公安工作的丈夫又在监狱中被关押，她正在痛苦中煎熬。顾准叔叔向她倾吐衷肠，许是同命相连吧。但宋博凯阿姨却感到很意外，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安慰顾准叔叔那颗受伤的心灵，因为她也很需要别人的理解与宽慰呀。

四、真挚友谊

在“五七干校”，父亲和顾准叔叔照例是“监管对象”，父亲和顾准叔叔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随时有人汇报，他们不能明着往来，但始终心灵相通。父亲在顾准叔叔宿舍附近与他说话时，顾准叔叔指着宿舍说：“屋内有狗”，父亲立刻就明白这个“狗”就是某人了。顾准叔叔曾因托父亲买炼乳被人汇报而被军宣队批评，因此当一九七零年父亲患美尼尔式综合症卧病在床，顾准叔叔想去看望时，怕碰军宣队的“钉子”而未去，只好把自己的心意写在了日记里。

一九七零年冬，我耐不住内蒙零下40℃ 的高寒，来到父亲所在的东岳公社。此时顾准叔叔已开始咳血，父亲时刻惦念着他，为他着急、担心，慨叹没有好的医疗条件能检查、治疗他的病，使他早日康复。不久，干校迁往明港，我家被分配住在明港军营大食堂一隅，自此父亲和顾准叔叔有了很多便利接触的机会。也就是在这里，我见到了自一九五八年后一直未曾谋面的顾准叔叔。

明港干校生活条件比东岳公社好很多。那里有干校自己开办的小卖部。一天，我和妹妹去小卖部，一眼看见一个高高、瘦瘦的，带着眼镜，穿着洁白衬衫、灰色背带裤的人排在长长的购物队伍后面，妹妹说：“那就是顾准叔叔”。无须介绍，顾准叔叔自然知道我是谁，我们彼此会心地点头微笑。

此时已是来年五月，我早该回农村去了，但父亲拿不出我回去的路费，我只好呆在干校里。一日午饭后，顾准叔叔来到我家席棚，送来二十元钱，对父亲说：“孩子回来需要钱，拿去用吧！”。此时顾准叔叔已被停发工资多年，每月只领五十元“生活费”，却把自己省吃俭用的钱送给父亲，使我得以返回。感激之余，令我平添几分酸楚：凭他们对中共党的忠心和贡献，为什么要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我一时无法找到答案，只感到茫然与无奈。

我家住的席棚，是每个人用餐的必经之地。开饭时，顾准叔叔常趁无人注意时先到我家小坐，与父亲悄悄交谈，待别人走后，他才去买饭。我家窗外——食堂的窗台更为他们搭建了友谊的平台。顾准叔叔买到好吃的东西，就放在我家的窗台上，然后敲下窗户马上离开，母亲就出去取来；当我家有好吃的东西时，也如此放在窗台上，看见顾准叔叔来了敲下窗户，顾准叔叔就会取走。

一九七二年夏，干校准备从河南明港迁回北京。临行前，顾准叔叔送给母亲四十元钱，说：“拿着吧，路上需要钱。”母亲正发愁回京路上一大家人没钱吃饭，顾准叔叔雪中送炭，处处为老朋友想得如此周到，把自己近乎一个月的生活费送给了我家。此情此景，母亲牢记心间，常想如何回报顾准叔叔，然而这一愿望终未能实现，竟成为永远的怀念。但远不止此，顾准叔叔在两年后的临终遗嘱中还把自己的五百元存款也赠与了父亲，令很多人震撼、感动。

一九七二年干校迁回北京后不久，我从插队的地方回家过冬。那时顾准叔叔常去北京图书馆，归途中经常到我家的陋室与父亲畅谈，父亲的小屋时时传来他们开怀的笑声。他们无话不谈，抑或交流各自的经济学观点，抑或谈论形式、评判毛泽东。我懵懵懂懂地听出顾准叔叔是反对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的。在造神运动笼罩全国的时候，谈论这些话题是多么地大胆和超前。潜移默化中，我被顾准叔叔清新的思想熏陶着。

我家的规矩是大人说话，孩子是不能在旁边听的，我只有陪伴母亲在外间小屋里给顾准叔叔包饺子。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吃饺子就像过年一样。

但一九七四年十月我回北京治牙，没有再见到顾准叔叔的身影，我向母亲询问，才知顾准叔叔有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不久顾准叔叔卧床不起，父亲不顾自己“阶级敌人”的身份，每天都到顾准叔叔的住处去照顾。父亲一生从未做过饭，但还是学会了煮粥给顾准叔叔喝。顾准叔叔住院后，经济所派人照顾他，父亲仍每天三次必去看望后才放心回家。顾准叔叔的六弟陈敏之叔叔被这对老朋友的深厚友情所感动，在《顾准日记》中，以《真挚的友情》为题记述了父亲悉心照料顾准叔叔的情景。

五、不朽之灵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四日，陈敏之叔叔从上海来京，正赶上第二天工宣队进驻经济所，规定每人每天必须上班，不能迟到早退，父亲只能每天下班后去医院看望顾准叔叔，经济所也不能再派人去医院，照料顾准叔叔的事情就交给了陈敏之叔叔。

一日，父亲看望顾准叔叔后带回沉重的消息，我们全家都有不祥之感，都很难过。顾准叔叔在我们子女心目中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们从小到大听到的都是父亲对顾准叔叔的赞赏：他是能够双手同时打算盘算账的会计大师和奇才；他十九岁就著书《会计学》；全国的大帐他能快速心算出来；是做总理的人才（父亲的武卫会部下姚依林就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父亲怕把陈敏之叔叔累垮了，与我商量由我每天去医院替换陈敏之叔叔，我欣然允诺。在顾准叔叔生命的最后21天，我带着父亲的嘱托，怀着对顾准叔叔的敬仰来到他的身边。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在顾准叔叔身边的日子里，我尽量不去打扰他，使他能够安静地休息。顾准叔叔住院十多天中，都处于检查阶段，此时他的精神状态很好，有时看看英文版的报纸，还很有兴致地与我闲话几句。那天，顾准叔叔翻阅完报纸，突然感慨地对我说：“你父亲和我吃的都是草，挤出来的都是血。”我很懂这句话的份量与含义，顿时悲从中来。这是顾准叔叔对中共的血泪控诉，也是父亲与顾准叔叔被中共迫害的真实写照。我萌生了寻找他们被迫害的真相。

此时虽已入冬，天空却很明朗。在一个阳光洒满了病房的午后，顾准叔叔忽然手指着我说：“你就是我的女儿”。我心中既高兴又难过，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对他腼腆一笑，以示回答。那一刻，我为我有两个令我骄傲自豪，并使我受益无穷的父亲而高兴。难过的是，顾准叔叔的亲生子女却不能在身边，后来听说他在兵团的小女儿请假回京探视父亲未获批准。人该享有的权利他都没有，连亲情都被剥夺了，顾准叔叔已经被迫害的一无所有了。

这期间，父母都为顾准叔叔而忙。父亲千方百计想挽救老友危殆的生命，不断给顾准叔叔鼓信心。顾准叔叔自病重后就吃不下饭，母亲每天想方设法采购可口的东西给他吃。民以食为天，可那时吃饭实行票证制度：除粮票之外，白糖、麻酱等副食每月都要凭副食本供应；北京市民过大年凭副食本每人供应花生半斤、瓜子二两；每家每月供应鸡蛋二斤；每人每月发油票半斤、猪肉票二两。肉票金贵，有钱都买不来，母亲就开始攒肉票，当攒到能够买到一定量的肉时，就为顾准叔叔包饺子或馄钝，让我带去医院。我家副食本上仅有的二斤鸡蛋也都买来给顾准叔叔吃。有一次，母亲意外买到了几个不要副食本的松花蛋，让我给顾准叔叔带去，还带了一小瓶拌松花蛋的酱油。顾准叔叔很爱吃，但很快就吃没了，当顾准叔叔还想再吃时，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他，松花蛋不是凭副食本买的，难得碰上一回，顾准叔叔很失望。在那个年代，一个临终的病人连吃个松花蛋的愿望都不能满足，都不敢奢望，每当想起这段凄惨的往事都令我刻骨铭心的痛楚、不能忘怀。

不久，顾准叔叔的病确诊了。当我得知他患的是癌症后，天真地以为，他受迫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又得了绝症，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一定使他不想再活下去，就忍不住与他谈起了死亡。但顾准叔叔对死亡的态度大出我所料：“我不想死，我还有我的事业没有完成”。此时，他尚不知自己的病名，也没有想到死。

顾准叔叔的主治医生是何大夫。何大夫很关心顾准叔叔，经常鼓励他战胜疾病。在顾准叔叔被确诊为肺癌后的一天，何大夫让我推他去照断层片子。何大夫把病历交给我，嘱咐说：“千万不要给顾准看病历，因为病历上写着他的病名”。我答应了，但照完片子后，顾准叔叔再三要求看病历，我忙把病历往身后藏，最终无法拒绝他的请求。他知道了自己的病名，很平静，没有任何表示。但一星期后，顾准叔叔病情恶化。

在顾准叔叔生命的最后一日，我患了感冒，为防带菌给顾准叔叔而未去医院，不曾想竟从此永别。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1974年12月3日夜里，我在睡梦中见到了他：在一个狭长的病房里，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我不知如何是好，就转身出去给他拿输液的吊瓶。当我拿吊瓶回来时，床空了。我顿时从梦中惊醒，预感到他已离我而去。我不想相信这个梦，然而这个梦却是如此的真切，并真的成为了事实。

顾准叔叔是我人生中第一位去世的长辈。或许是顾准叔叔与父亲亲密无间的友谊，更或许是顾准叔叔人格、思想的魅力，我整整一星期都躺在床上思念着顾准叔叔，回忆着与他在一起的最后时光。

我想起顾准叔叔病房中那位当班的护士：当顾准叔叔大便失禁，我一次次找她换床单，她都不予理睬，经过很长时间多次催促和乞求，她才给了干净的床单；当氧气用完时，我一次次找那位护士换氧气瓶，她始终借午休时间托辞不换，直到下午上班时间到了才给换了氧气，真不知顾准叔叔是如何忍受严重缺氧的痛苦。我为这位护士对生命的冷漠气愤无奈之余，更为顾准叔叔后半生的遭遇悲伤难过。

但是顾准叔叔高大的形象在我脑海中久久萦绕。渐渐地，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圣洁的灵床，鲜花环绕在他的身边，我用心灵默默为他编织着一个神圣而隆重的悼念，而在人间只有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追悼会于五年后举行)。就这样，这位中国的精英——顾准叔叔，在他所热爱的，曾为之出生入死创建的“共和国”土地上，饱尝了人间的苦难和折磨后，带着渊博的学识与冤屈，带着他对亲人的思念与遗憾永远地离开了。他深邃的思想、高尚的人品和高贵的灵魂与肉体一同消逝了，消失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人间。

顾准叔叔在遗书中写道：“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对里夫和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真挚的感谢”（见《顾准日记》405页）。他临终前对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漠伯伯再次表达了他对老友最后的情感：“我一生最感谢三个人，一个是林里夫，一个是李少甫，一个是你（指骆耕漠）”。

父亲与顾准叔叔历经40年风雨历程考验与锻造的纯洁无私的真情和友谊永不泯灭。他们的友谊不是世俗的金钱与功利的礼尚往来，而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与事业的基础上，为共同抗争迫害缔结的人间真情，体现了那个不幸时代、不幸人生中闪光的人性。

六、生命之光

顾准叔叔去世一年后，我想再看看顾准叔叔曾住过的病房，只身来到了协和医院。顾准叔叔住的是带套间的大病房，里间病房住着当时人民剧院著名导演焦菊隐叔叔。我藉看望焦菊隐叔叔，重温对顾准叔叔的回忆，却得知顾准叔叔去世后不久，焦菊隐叔叔也去世了。

我不禁感叹：生命是如此的宝贵而又短暂。人生意义何在？人为何而活？应该怎样活着？我从父亲与顾准叔叔的人品与友谊中学会了如何做人，懂得了珍惜友谊，珍爱生命，更珍惜我们做人的权利。顾准叔叔在弥留之际托梦于我，更震撼了我的心灵。从小以为是迷信的事情，现在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由此深信，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迷信，只有科学的局限使人看不到、认识不到的事物，从而踏上了寻找真理、探索人生的漫漫之旅。

顾准叔叔生前似一支燃烧的火把，以他睿智深邃的思想照亮了黑暗的夜空，至死还以燃尽的余辉，点燃了我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的世界。顾准叔叔也以他的悲剧人生启迪着世人对中共邪党的认知，这是他来世的使命。

二十二年后，即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生都在寻找的人生真谛——法轮大法，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修炼真、善、忍的回天之路。我明白了今生今世每一个人都是为使命而来，为宇宙大法而来。我也找到了父亲与顾准叔叔被中共迫害的答案。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大纪元网站发表的《九评共产党》明确地告诉人们：共产党是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具有“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九大基因，是反宇宙的力量。所有善良、正直、有思想的人都是中共迫害的物件。父亲被迫害的一生就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他却装好人救父亲一命，让我们感谢他。至今仍有很多人被毛泽东和中共的虚假所迷惑、所蒙骗。

现在历史已经走入末劫，中共即将在迫害法轮功的斗争中把自己搞垮。未来是祸？是福？每个人都在做出最后的选择。冥冥之中，每一个人也都在等待、期盼着一个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解体中共，跨入历史的新纪元。这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之光。让我们珍惜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赶快了解真相，摈弃中共，三退保命，进入美好的未来吧。

附注1：

关于中关村甲楼、特楼的来历:我家一九五四年迁来北京时，中关村甲楼在建中，因此暂居乙楼。一九五五年甲楼建成后，我家入住甲楼，特楼在建中。顾准叔叔一九五六年调到中国科学院时，正值特楼建成，故入住特楼。此后又一楼建成，为海外归国科学家居住。现这几座楼已更名为13、14、15号楼，前几年被列入北京市改造拆迁范围。有人提出把这几座楼“列为科学名人群体故居加以保护”的建议而受到广泛关注，尚未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