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范〉─唐太宗的治国之道(十一)

作者:天使 整理

唐太宗画像,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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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第十

【原文】

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故躬耕东郊,敬授人时。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然而莫不带犊佩牛,弃坚就伪。求什一之利,废农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为害也,甚于秋螟。莫若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人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机。

子育黎黔,惟资威惠。惠而怀也,则殊俗归风,若披霜而照春日;威可惧也,则中华慑?,如履刃而戴雷霆。必须威惠并驰,刚柔两用,画刑不犯,移木无欺。赏罚既明,则善恶斯别;仁信普著,则遐迩宅心。劝穑务农,则饥寒之患塞;遏奢禁丽,则丰厚之利兴。且君之化下,如风偃草。上不节心,则下多逸志;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

【译文】

穿衣吃饭是人的天性,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粮仓里堆满粮食之后,百姓自然就懂得讲求礼节;达到丰衣足食之后,百姓自然就有了羞耻之心。所以我亲自在东郊种田,为的是给百姓做示范。国库的粮食如果没有九年的储备,就不能抵御水灾和旱灾;家中衣服如果没有一年的积存,就不能抵御冬天的寒冷。如果出现饥荒而百姓缺衣少食,就会盗贼四起。百姓都去追求牟取暴利的商业,使农业生产和纺织废绝,就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让一个人去耕种,去养活一百个人,这样做的害处比秋天的蝗虫去吞噬庄稼更大。治国大计,没有什么比尽力消除浮糜奢华的不良风气更好的了,劝勉督促人们专心致志地从事耕种和纺织,使百姓重新回到重视农业的根本之路,社会风俗也会因此变得真朴淳厚起来。这样,人人都会怀有仁义之心,也就永远断绝了贪财好利的后路,所以务农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以上这两个方面,是制驭风俗、掌握天下的关键。

君主统治黎民百姓,只能借助刑罚和仁惠两种手段。施仁惠就会使民心所向,那么也会使风俗变得纯正,恩泽所及,人们就如同在严冬沐浴在春阳之中一样感到温暖;刑罚可以使坏人恐惧,也可以使天下的臣民变得像车辕之中的牛马那样驯服,坏人如常感脚踏刀刃头顶雷霆,就不敢为非作歹。因此,必须威慑和仁惠一起使用,刚柔并济。制定了刑法之后,人们就不敢去违犯,用商鞅搬移圆木给以赏金的办法树立威信。如果赏罚分明,那么人们对于善恶是非就区别开了;多施仁惠,诚信爱民,那么不论远近,人心都会安定。鼓励人们从事农作,那么饥饿寒冷就不会发生;遏止奢华艳丽,国富民强的景象就会出现了。君王如果以仁义和诚实的风范引导天下,百姓就会服从实行起来就会像风过草倒一样顺理成章。君主如不知节制欲望,臣民就会好逸恶劳;君主如不能严于律己,却去禁止别人不做坏事,就像是怕火燃起,却用加上柴薪的办法去扑灭火焰;也如同讨厌池水浑浊,却自己动手不断搅动,希望它能澄清一样,这是办不到的。还不如先从自己做好开始,尽管你不说什么,民心风俗也会因此而变好。

──转自〈正见网〉

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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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天养育万物,就如同君主统治百姓一样。上天是以寒暑有序,阴阳调和作为德行,君主应以仁德和慈爱作为本性。寒暑如果调和,四季就不会流行疾病和瘟疫;如果风雨违反时令,则四季之中人们就会挨饿受冻。
  • 所以,民风因俭约而纯正厚朴,邻居间都能和睦相处。节俭和骄奢这二者,是尊荣或是屈辱的源头啊!骄奢还是节俭都由人自己说了算,但却关系着自身的平安或是危乱。收敛情欲,清心寡欲,美好的命运就会长久地延续;物欲横流,凶乱就会生出。
  • 国君俭朴,百姓就不至于劳累困顿,国君静远,百姓就不至于被搅扰。人劳累困顿,就会产生怨恨,百姓被搅扰,政务就会不和顺。
  • 所以说,做君主的,磨练自己,砥砺品行,没有比倾听忠言更好的了;而败坏品德,背离正理,没有比听信谄佞小人更厉害的了。
  • 做君主的,居住于深宫,与民隔绝,不能看到天下所有的东西,不能听到天下所有的声音。惟恐自己有过失而不能听到,自己有缺失而不能及时补救。因此,设立了“煊”和“谤木”,这样做,是为了能够吸纳正确的意见和谋略。
  • 所以,对于一个良好的工匠来说,没有无用之材;对于一个圣明的君主来说,没有无用的人。对于一个人,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坏事,就忘掉他所做过的好事。也不能因为他有一点小的过错,就抹杀掉他的功绩。
  • 唐太宗视人才为治国之本,是帝王所拥有的珍贵财富。盖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虽以帝尧之圣,后世莫及,然亦必待贤臣而后能成功。《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
  • 王道仁政的特点之一是“持中庸”。唐太宗在《建亲》篇中写到:“夫封之太强,则为嗜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不上不下,不弱不强,不偏不倚,此乃中庸之道也。
  • 一代英主李世民他以极大的毅力、睿智的目光,将自己戎马一生的征战经验、励精图治的治国之道,用流畅的文笔、深邃的智慧、成功的范例一气呵成,撰著《帝范》十二篇,作为对太子李治的训诫之辞。写完此书第二年,太宗即与世长辞,《帝范》便成为他的政治遗嘱和绝笔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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