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从父母官到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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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10月04日讯】我有一个朋友,在县政府当秘书。县长高升,他用骈文撰成一篇颂词,令我帮忙润色。我读后直言:大作用典太多,如宋广平作梅花赋,只怕贵领导不知所云,不过如果通篇都是“一方父母,爱民如子”这样的大白话,则接近老干部体,难以显出兄台的才华和苦心,所以这是两难……后面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口:要破解这个难题,其实非常简单:不写也罢。

那边厢,想必他在雅俗之间纠结。这边厢,从文中拈出的“一方父母,爱民如子”八个字,却令我怔怔出神,浮想联翩。

“一方父母”指父母官,父母官即地方长官,正适合用在县长、市长身上。当然这是古时的说法,而今似乎不大常见了。现在的官员,往往自称公仆。从立意上讲,公仆显然迥异于父母官,尽管实质上可能是一丘之貉。

如果要找出一个词语,来表现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色,“父母官”应是选项之一。它的起源,一般追溯至汉朝,其实知识考古的工具,还可以向前挖一挖。《诗经·小雅》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大学》引用此诗,并解释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可参《荀子·王制》:“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此外如《孟子·梁惠王上》叙述更为详尽:“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把官员称作“民之父母”“为民父母”,已经奠定了父母官的雏形,只不过这里的官员,尚未限于地方官。

西汉有个召信臣,在南阳太守任上,以为民兴利为宗旨,“……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东汉有个杜诗,巧合的是,他也是在南阳太守任上,政绩卓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将他与召信臣并论,称之为“杜母”。南阳流传民谚:“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父母官”之说由此而生。

至宋朝,“父母官”已经渐渐叫开了。北宋王禹偁(元之)一生三遭贬官,曾作长诗《谪居感事》,叙其行事与心志,其中“万家呼父母,百里抚惸嫠”一句,自注“民间呼令为父母官”,可为佐证。而且,“父母官”流行之后,作为词源,繁衍甚广,如“老父母”“老父台”以及“老公祖”等,都是这根藤上的葫芦(“公祖”比“父母”高一辈,故而明朝人“称州县官曰父母,抚按司道府官曰公祖”,由此可见官阶与辈分之分明)。

民众视官为父母,或者官员自视为民众父母,就我所见,大抵是中国特产,举世无双。这背后,则是专制政治与父权主义的媾和。“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同属三纲,不仅并列,而且互通。君与父并称,正如臣与子并称。当君主与父亲一体化,事君便如事父,甚至事君要重于事父。在此政治结构之下,家与国、私与公的界限被融化、打碎,家庭与家族,不是独立于,而是内嵌于国家,家庭伦理沦为国家伦理的附庸(当然有人会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据,声称国家伦理只是家庭伦理的延伸)。换言之,权力者可以像治家一般治国,像对待儿女一般对待百姓。这则构成了“父母官”的制度土壤:从名目上讲,“父母官”源自召信臣和杜诗;从根源上讲,“父母官”源自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

不论事君如事父,单说爱民如爱子,这么亲切的父母官,这么温馨的官文化,难道不该赞赏么?我们千万不要为其字面之义所迷惑。官员自然要爱民,这是他们的本分,然而爱民与爱子之间,却不必画等号。因为一来并非所有官员都会爱自己的孩子,二来爱民的逻辑与爱子的逻辑完全是两码事,后者的主旨是“爱”,前者的主旨是“敬”,后者之爱基于血缘与情感的召唤,前者之爱基于契约与责任的约束,二者之间,终归有些分别,不可混为一体。

以爱子的方式来爱民,纵有错位,譬如混淆了家庭伦理与国家伦理,误用了齐家术与治国术,就其初衷而言,尚且情有可原,至少官员在爱民,而非害民、残民。父母官的真正毒害在于,依托“家天下”的政治结构,把公权力私有化,把公共事务家务化。如果说在公共关系之中,民意、民心尚可对公权力构成一种虚弱的制约,那么一旦转化为私人关系,民众变成了父母官的子女,制约功能则消失殆尽,民意、民心的武器,尽数失落于家庭关系的深渊。与此同时,官员的权威得到强化,权力公有化与私有化,哪个更有助于官员作威作福、予取予求,答案不言自明。

最可怕的情形,则是官员以民众的父母自居,却只享受父母的权利,而不履行父母的义务。这里可举一反例。我有一个朋友,江湖人称“备胎王”,所有的闺蜜都拿他准男朋友,然而他只能履行男朋友的义务,却不能享受男朋友的权利。人生最大悲哀,莫过于此。如果父母官的遭遇恰恰与其相反,则不难想见,官员获利有多大,民众受害有多深。

近世以来,由于政治话语发生剧变,“父母官”的概念逐步退出了政治舞台。不过政治话语的剧变并不代表政治结构的剧变,古今政治依然有相通之处。古时君父一体,今人惯于把国家比作父亲,有时嫌父亲的形象过于威严、粗暴,则退一步,比作亲爱的母亲,以示国家对人民温情脉脉,爱心满满。不管怎么拟人化,国家还是人民的父母,国家孕育了人民,而非相反。从国家与人民的人格关系,足见权力的本性与民主的本质,以及“孝顺国家”的闹剧为什么会发生。

今人尝试以“公仆”取代“父母官”,主张官员不再为民父母,而是为民仆役,可惜效果并不见佳。孙传芳曾一语戳破公仆的画皮:“他看到当时报纸上有关人民公仆的言论时,几乎笑破肚皮。他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人其实都是骗子,他自己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观其结论,孙传芳终究是旧时代的人物,不过他对公仆形象的批判,堪称洞幽烛微,一针见血。如今一些公仆,虽自称人民的儿子,实则是人民的老子,就连他们的儿孙,都得由人民用血汗供养: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所衍生的“官二代”“官三代”,皆可享受“为民父母”的待遇。就此而论,“父母官”的外形固然毁坏,魂魄却未消散,反而借助中国特色的政治东风,与时俱进,焕然一新。

--转自作者博客

责任编辑: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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