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0月08日讯】近日，某网媒在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你是农村女性，城市化可能救了你的命。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就在于，其一、“中国自杀率在过去十年间下降约一半，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其二、“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飞速提高，农村居民的自杀率迅速下降”；“除了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之外，年轻的农村女性远离父母和婆婆的压力和繁杂的家庭纠纷，加上农药不再唾手可得，即使有自杀的冲动，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
看似合理的原因中却隐藏着一个可笑的逻辑。难道说，农村一旦变成了城市，人们的幸福感就能陡然增加？更何况，上述“远离”一词已在暗示，这些大批的农村女性并不是原地不动，直接“升值”为城市女性，而是离开家乡，来到生活环境截然不同的陌生城市谋求一线生机。这类来自农村的女性在官方进行人口普查时，常常被划为“流动人口”，不被统计在重要的数据中；即便她们同样以一己之力，为这座城市默默的付出汗水，也只能以“农民工”这类低人一等的身份寄生在城市的边缘。男人叫“打工仔”，女人叫“打工妹”，他们除了奉献，似乎并不能奢求太多。
事实上，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村女性的占比并不高。有数据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6.4%，女性占33.6%。然而，即便人数占比不多，这些女性农民工也同样面临著作为一个外来者在城市里谋生的所有艰难与困境。我们不妨将视野拓宽，看看中国当下整个的农民工群体，其生活境况以及工作待遇如何。
就收入而言，一个比较笼统的数据显示，2015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072元。有意思的是，尽管钱数比去年增加了208元，但增速回落了2.6个百分点。在这种状况下，外出农民工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每月1012元，比去年增加了68元，增速加快了1.4个百分点。这样的收入与支出发展趋势究竟能否给进城的农民，尤其是如今身处在北、上、广、深的农民工，带来些许生机与希望，似乎很难得出肯定的答案。
更重要的是，除了收入之外，一些基本的保障也使得大多数农民工望尘莫及。2015年，没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高达63.8%，签订了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的连20%都不到。没有劳动合同，与之配套的社保也就无从谈起；没有劳动合同，也就意味着工资有可能无法及时发放。官方的保守数据已在表明，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9788元，比上年增加277元，增长2.9%。
而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则体现在类似“7年来，全省法院为10万余名农民工兄弟追回了27亿多元的劳动报酬”等这些直接反映出讨薪年限、被拖欠工资人数以及钱数的相关报道上。此外，从“年年讨薪年年欠”的俗语中，从各地农民工讨薪遭到警方镇压、殴打、抓捕的恶劣事件中，我们将再度悲催的发现，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非但与“幸福”无关，相反已经到了凄惨无底线的地步了。
试问，在这种凄惨无底线的生活中，大家的内心犹疑着、痛苦着，却还未来得及选择自杀，难道就如此庆幸吗？自杀的数字下降，就真的值得炫耀一番吗？事实上，多年前“富士康”的“十三连跳”已经在证实，农民工即便进了城，找到了看似能谋生的工作，也未必从此就会打消自杀的念头。要知道，这些人寻死的原因决不是因为有一颗玻璃心，而是对在相比农村，现实状况更加残酷的城市活下去的无力和绝望。
因此，很多人说，比自杀更可怕的，是生不如死。农村女性摆脱了婆婆的折磨，家庭的重负就能洒脱起来？“农药不再唾手可得”，就能唤醒她们对生的渴求与希望？若借用网媒那句“即使有自杀的冲动，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我们或可说，只要在城镇化的号角声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无可恋的人，那么“城镇化”就一定不是这些寻死者的救命稻草，而是随时都可能令其在生不如死的惨景中最终会选择解脱的夺命符。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