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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文东海律师:每个中国人都需克服恐惧

维权律师文东海。(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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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11月07日讯】按:文东海曾经当过警察、教师,现为长沙执业律师。2015年开始,作为“广州民主三剑客”唐荆陵、袁朝阳、王清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辩护人之一,第一次办理维权案件,后来成为“709”王宇律师的辩护律师,2016年被警方强行解聘。近日文东海律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自己从警察转行做律师的心路历程。

(续前文

记者:您对王宇“电视认罪”怎么看?

文东海电视认罪是延续了中共上台后一直运用的一种游街示众的方式,本质上它就是反文明的。过去电视没有那么多,资讯没那么发达,文革时是在一个广场召集所有人,让人当众人低头认罪,戴上屈辱的标志,现在是通过电视示众了。

我和王宇没有正式接触,我现在也没见过她。我听过一些事情,她过去是体制内的,因为地方执法部门粗暴执法,她曾被冤判了几年,做律师之后也走上维权之路。她做过许多敏感案件,是我见过最多的,在民间她被称为“战神”,那都是有扎实的业绩摆在那儿,她经验丰富,非常勇敢,意志是非常坚强的。但是最后她选择了认罪,我感觉更多的是她对家庭的考虑,她是个好母亲,孩子求学不成,可能是她内心最大的遗憾吧,儿子因为她这样一个母亲,连正常学业都没法完成,她对儿子很愧疚吧,她接受警方的条件,通过电视认罪,想对她的家庭进行一些的弥补,包括弥补对她儿子的打击。

作为个体,遇到这么强大的国家机器,也许能挺过去,也许挺不过,那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应该理解。

记者:当您做维权律师面临风险,您考虑过您的家庭吗,怎样达到平衡?

文东海:生活在这个年代,很多东西确实没办法兼顾,家人老认为我会出事,有时候确实我感到无能为力。我的尊严不能被人踩在地下,我既然是律师,那么律师的尊严也不能被踩到地下,我必须要站起来。中国有30万律师,不管人家站没站出来,我要站出来,那我就要冒很多风险。抓人,抓其他的律师,大家就会有一种不确定的恐惧感。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赚钱,我老婆没工作,我小孩那么小,我一旦被抓,她们怎么办?有时也想,不如退出维权律师这个行业,做一些商业案件,恢复以前的生活,跟大家一起玩玩牌,与法官、检察官混好关系,请他们办案时稍微照顾一下,这是普通律师的常态啊。但当我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退出的想法就消失了,莫名奇妙的是,这事好像我必须去做,人可能就是这样纠结吧。

我并不认为我需要为国家做什么,我认为国家越大,越不容易改变;国家越小,更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国之所以专制,又故步自封、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体量大,有所谓民族的优越感,国外好的做法、先进的制度,反而没办法引进来。

我不是为了这个国家,是为了生活这片土地上的人、包括我自己过得更体面一点,更有尊严一点,更像一个人一样活着,而不是每天在恐惧中,把自己屏蔽起来,让出一些东西,求得片刻的安宁,却没有真正的自由。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至少我不想这样生活,我也希望我周边的朋友不要这样生活,如果大家都不愿过这样的生活,这国家就真会有所改变。

其实国家作为一个虚幻的概念,它和家庭是没法比的,我们也不要太固守国家如何如何强大,只要这片土地上的人过得真正像个人就好,就可以了,这是我希望的。

记者:您可以谈一下政治与中国人的关系吗,及政治与法律的关系?

文东海:政治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全部,我们每个人都被政治框在一个大框里,不管你愿不愿意,你每天都受政治的影响,按照政治分配按部就班地做事。在中国决定政治分配的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被政治决定的角色。你不去参与,你不去关注政治,你就有可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或者被边缘化、受欺压。讲起来,在中国的每个人都受到政治的迫害,不管你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你多多少少都受到迫害。

政治在中国通过权力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角色,包括他的全部生存资源。在一个法律起作用的国家,政治能起作用的范围就很小,政治权力就没有市场。法律和政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法律的空间大,政治空间就小,政治空间大,法律空间就小。我们现在是政治空间大,而且在政治里边,站在支配地位的人是极少数的人,法律的空间相当狭小,作为律师的空间都不断被压缩,连律师正常业务都无法进行,一个普通案件,随着官员的运作,很快会演变成敏感案件,最后会变成政治事件。实际上它是按照政治权力、内部认可的潜规则在处理事情,这里没有法律的空间,而我们律师的主要目标和方向,就是让法律的空间越来越大,要政治的空间越来越小,让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

记者:您可以谈谈对恐惧的理解吗?

文东海:我体会呢,一个人的恐惧更多时候是来自内心。小时候,我家人吓我说:哪里有警察哪里有老虎,老虎吃人,警察会抓人什么的,我会感到非常恐惧,一经过坟地我就感觉紧张,因为听过一些鬼故事,就怕鬼从坟地冒出来,其实是心理作用啦。在当今的中国,作为律师确实每天都面对风险,当然这个恐惧和那个恐惧不一样,这个恐惧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但它也在你内部有阴影,有些事不一定要真正发生在你自己身上。

首先是我们个体面对国家机器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感觉渺小,每个人都很难克服,就是说,当局刻意制造的恐怖气氛,你不想办法去扭转,恐怖气氛就会感染到每个人,它会使你的恐惧无边无际,恐惧是他们统治最好的方式啊,它让你害怕。

目前它的谎言已经在慢慢解构,专制的两大利器,一个是谎言,一个是暴力,当谎言被解构,谎言所维持的统治实力就慢慢消失,大家对政权不信任的时候,它唯一依靠的就是暴力,暴力所以能奏效,是人有恐惧,害怕挨打,害怕坐牢,害怕被他们折磨、刑讯逼供,怕被它折磨致死,像对高智晟那样的酷刑,任何常人都无法忍受吧。如果我被抓进去,自己能坚持多久,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发现有个群体,他们已经克服了恐惧,那就是法轮功,这个群体表现出那种在抗争中的执著,对当局的那种藐视,是我在任何一个群体中都没看到的,而且他们非常团结,他们已经克服了这种恐惧。中国真要走上民主法制,可能每个人都要克服,包括我们律师也要克服,当然克服恐惧是相对的,不是说不害怕。

我最恐惧的是第一次被国保约谈的时候。虽然我过去是警察,曾在警察学校接受教育,但是我对国保能做什么并不了解,但面对他们之后,恐惧感慢慢消失了,第一次被约谈时和他们吵起来,第二天又找我谈,我发现自己没有一点恐惧了。

恐惧来自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断了解、经历一些事情后,恐惧感就越来越小,就明白,如果自己不反抗,恐惧感会越来越强,就活得更不开心了;如果反抗了,可能恐惧的时间就短,一旦突破,就没那么恐惧了。

当局它已经不顾一切地挥舞著刀剑,威胁我们的安全,一个人克服恐惧,当局可能把他消灭,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也有可能被它消灭,但十万个人甚至一百万人克服这个恐惧,它再想消灭,就没有这个实力了,围绕十万个人身边的至少有上百万上千万人的时候,这上千万你当局怎么消灭?怎么对付?

我在办709案件的时候,有一次被警察扣押在天津的一个看守所,警察问我,你难道没有什么可怕的吗?我说我怕,我怕刑讯逼供。他说“这不可能,法制在不断地进步”。我说,进步的不是法制,是人心。

中国人在改变,和外界交流后,每个人的观念都在改变,体制内的人可能因为现实的逼迫,会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或者因为在体制里获得了好处,他把自己的想法丢弃到更小的角落,但每个人都有对安全尊严的需要,在中国,没有哪个人真正有尊严,没有,不管是高官,还是富商,还是贫民老百姓,没有一个是有尊严的。但是追求更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内心都有的一种渴望。

民主不是哪个人的事情,不是哪一个人能推动的,它需要社会整体的进步,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不能对他们有更多的期望,我们要自己努力,追求我们应该追求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克服恐惧,有所担当。

采访整理:郑延 责任编辑:苏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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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2 8:0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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