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2月22日讯】列宁不仅是史达林曾经的政治偶像，更是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平步青云被委以重任的恩师，但待到史达林大权在握羽毛丰满时，即便是这样一个他一向对其表现的忠心耿耿的党内太上皇，一旦不再信任他，挡了他攫取权力的道，翻脸对史达林来说也就是分秒之间的事，可见其为人的无情无义与心狠手辣。
事情得从1921年末说起。从那时开始一向结实健壮的列宁便经常生病和休养，尽管1922年春，他仍一如既往的主持了苏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但已明显不像以前那么活跃了。
1922年4月3日，在苏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史达林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局主席。随后，在这个新位置上，深谙权术的史达林施展手段，轻而易举的就将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任免权纳入囊中，借机广泛安插自己的党羽——不到一年时间，就考察和批准了43名省委书记——从而在组织上牢牢控制了党，为在不远的将来攫取最高权力奠定了基础。
至此，一个听话的党已形成。这一点连太上皇列宁本人想做都没做到，史达林却做到了。更关键的是，现在，能用上这个党的已不是列宁而是他了。
列宁本以为史达林当了总书记之后也会像他之前的中央书记斯维尔德洛夫、克列斯廷斯基和莫洛托夫那样充当自己的中央秘书，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史达林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他在中央的秘书，也不认为自己是他个人委托的执行者。
1922年5月26日，列宁第一次突发中风，不得不去外地休养，等到当年秋天病愈回到莫斯科，他吃惊的发现，自己竟然被架空了，而架空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一向信任有加对自己表现的忠心耿耿的总书记史达林！列宁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史达林的威胁，他慌了，从此下定决心要把史达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拿下。为此，列宁先是以反对史达林搞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问题草案为借口向其发难。
史达林多精明，他立马意识到，列宁对他的态度变了。也正是从这时起，他把列宁明确当成了自己的敌人，不仅对其阳奉阴违，不恭不顺，有时甚至直接顶撞，并利用政治局指定他全权负责列宁医疗的权力，对列宁封锁资讯，进行变相的监控。一句话，以往那个对太上皇表现的忠心耿耿的史达林一下消失了。
1922年10月6日，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苏共政治局讨论了史达林关于联邦问题的草案和列宁的反对意见。会上，会议主席加米涅夫给史达林写条子说：“伊里奇（作者注：即列宁）准备开战”。史达林建议加米涅夫同他一起造反。他在回条上说：“我想，我们对付伊里奇应当强硬。”此时的史达林对列宁已经不怕了，因为根据医生报告的病情，列宁再次中风在所难免，离死期已经不远了。
为了扳倒史达林，列宁还对10月6日中央全会上政治局委员史达林、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通过的有关削弱外贸垄断法的决定明确表示反对，并要求暂缓执行决定，待下次全会再议。
在接下来于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因为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的积极鼓动，列宁关于外贸垄断权应留在国家手中的主张获得了通过。
事后，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告诉因为再次中风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列宁说，他的决议通过了。病发初愈后，列宁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信，高兴的说：“好像一枪未发就占领了阵地（关于外贸的决议）。我建议马不停蹄，继续进攻。”这里的进攻，指的就是进攻史达林。
第二天，被列宁同托洛茨基的接近吓坏了的加米涅夫写条子给史达林：“约瑟夫，今夜托洛茨基打电话给我，说收到了一个条子，老头儿在条子中对通过的决议表示满意。”
史达林答道：“加米涅夫同志，既然费尔斯特大夫绝对禁止，老头儿怎么还能同托洛茨基递条子？”口气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史达林，而是不允许任何人违反党的决议的总书记了。
不仅如此，史达林还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对她破口大骂，并威胁要把她提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据列宁妹妹玛丽亚说：“史达林叫她(克鲁普斯卡娅)接电话，用相当尖锐的口气指示她，不要同弗‧伊(列宁)谈论各种事务，否则他会把她告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克鲁普斯卡娅对这次谈话极为激动：她完全变了个样，嚎啕痛哭，在地上打滚等。”
列宁得知此事后，于1923年3月5日给史达林写了封“绝交信”。准确的说，其实是封“最后通牒”，要求史达林在道歉和断绝关系之间作出选择。信中说：
尊敬的史达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3月7日上午，信由列宁的助理秘书沃洛季切娃送达史达林。已经大权在握的史达林不肯轻易服软，他告诉列宁的秘书：“这不是列宁的话，这是他的病在作怪。我不是医生，我是政治家……如果我的妻子做了错事，受了处分，我认为我没有权力去干预。”不过，史达林还是给列宁写了回信，全文如下：
列宁同志：
大约五个星期前我同娜‧康斯坦丁诺夫娜谈过一次话，在我看来，她不仅是您的妻子，而且也是我在党内的一位老同志，当时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了大致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拿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
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及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因为除了愿您尽早康复之外，我别无他求。此外，我把监督制度的执行视为自己的职责。我同娜‧康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
约‧史达林
这不像一封真诚的道歉信，并且行文也颇不礼貌。列宁给史达林的信中两次使用了敬语，而史达林的回信中连一句敬语都没有。
史达林的这封“道歉信”最后并没有送达列宁，因为1923年3月6日深夜，也就是写过给史达林的“绝交信”的第二天，列宁的健康状况便急剧恶化，10日再次中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他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
不难想像，如果列宁的健康没恶化，史达林的道歉信对他多半也会起到催命符的作用。
尽管如此，史达林在列宁死后，却始终以“列宁的忠实学生”自居。其实就像克鲁普斯卡娅说过的那样：假如列宁还活着，大概已经坐牢了。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