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16) 层层出卖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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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罪人

李克农和张学良三月第一次会谈的详细情报被军统得知。当时军统潜伏在东北军六十七军内部的刘宗汉就将情报汇报给戴笠,包括双方达成的具体协议内容。连六十七军内部散发的中共《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送到戴笠手中。

戴笠把这个情报告诉蒋介石,但蒋并不完全相信,让戴笠继续调查。随后张学良的秘书和幕僚宋黎、刘澜波、马绍周、孙达生四个共产党分子煽动学运,省党部奉蒋介石命令逮捕此四人。张学良派东北军冲击省党部,抢走共产党员和秘密资料。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议剿共。此时,张学良、杨虎城等却私下里与中共勾通,商讨如何逆转蒋介石的剿匪计划,打算投靠苏联,联合中共在西北割据。此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放弃西北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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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全身军装礼服标准像(公有领域)

张学良的“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否决。在他看来,中国消除内乱的最后时刻,就在眼前。而张学良的主张,只能祸国。蒋介石不知道,这个结拜兄弟,已经秘密申请加入中共,被共产国际拒绝。他更没有料到,在共产党的策动下张学良会谋反。

杨虎城给张学良出谋:“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黎天才劝张学良“做狮子”,也就是当领袖,反叛蒋公。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回忆,“十二月十一日……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张学良)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是晚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十二月十一日晚,黎天才离开临潼回到家中,不久就接到张学良的电话,他赶到张公馆时已是十点多了,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决心:“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我现在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抗日战争研究》,二零零年三月)

十二月十一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照计划进行绑架行动,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行动部署上,包围华清池和西安至临潼间的警戒,归东北军担任;西郊市内和陇海路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包括解除中央宪兵、特务、警察、中央军驻在上述地区部队武装,扣留飞机,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处的南京军政大员,都由杨虎成指挥十七路军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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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间厅窗户上的“西安事变”枪战弹孔。(风之清扬/维基百科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五点半,张学良的东北军冲进蒋介石的行辕。委员长卫队拚死抵抗,蒋介石战场经验丰富,根据枪声判断前门和侧面都有叛军,只有后面没有枪响,蒋介石在侍从保护下,从窗子翻了出去,摸到了后门,翻过墙朝骊山上爬去。东北军见久攻不克,深怕蒋介石逃走,架起轻机枪朝着几个房屋猛烈扫射,子弹如雨,穿透门窗飞入屋内,蒋介石卫队六十七名卫兵罹难。叛军搜山后,将领袖劫持。

西安兵变,震动中外。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纷纷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在十二月二十日发表的《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中,胡适说:“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无可比拟的重要。”著名报人张季鸾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强调:“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爱国者无不万分担忧。国府在南京开始准备兵力,讨伐张、杨叛军。

层层出卖

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利益,是高层以牺牲底层为代价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了共产党的全部利益,牺牲了中共的局部利益。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又牺牲了张学良。

中共喜出望外,积极主张杀蒋。“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疽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张国焘,《我的回忆》)

斯大林知道,此事会给苏联招灾惹祸,蒋介石被杀,何应钦和汪精卫共组亲日政府的可能性突然大增,斯大林急电中共,以明确的口吻表示苏联不赞成这桩“阴谋”——暗示这是日本人幕后策动的。他命令毛与蒋友好谈话,找出和平解决办法,并释放这位国民党领袖。接到斯大林命令后,毛、周、朱通电全国,宣布中共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任何草率动作“只会如日本人的意”。

两天前才离开的周恩来,又坐着驴子前往延安、飞往西安。一见少帅,就告诉他,“不能动(蒋介石)一根汗毛”。和张交涉反蒋密约的周恩来,现在反过来告诉他,中国迫切需要蒋介石领导。他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委员长继续领导中国。([美]陶涵着,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周恩来于十四日与张密谈,径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联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份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一时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张国焘,《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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