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2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温文清芝加哥报导）提到“华人咨询服务处”（CASL），芝加哥的华人可能很少有不知道的。这个美中地区最大的华人社服机构，就是香港移民黄罗瑞雄（Bernie Wong）和其他几位华人一同创办。
在华人社区的大小活动上，常常都能看到黄罗瑞雄的身影，有人用广东话称她为“黄太”，有人亲切的叫她“Bernie”。华咨处从当初只有一个人，发展到拥有五百多名员工、每年服务上万人，先后担任行政主任和总裁的黄罗瑞雄可谓最主要推手。在该处工作38年后，她终于打算在2016年底退休，本报记者近日拜访了她，听她讲述创办华咨处服务华人的种种经历。
从小就想当社工
黄罗瑞雄出生在香港，外祖父母是秘鲁华人，后来回到家乡广东番禹。她的父母原本都很富有，但因为二战失去了财产，生活并不宽裕。但她的母亲仍然十分乐于助人。
“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我们那时很穷，但她仍然非常慷慨的帮助别人。” 黄罗瑞雄说，她有五个兄弟和一个姐妹，母亲总是教她们与人分享，“她一直相信，上帝会给予你。如果你很慷慨，东西总会回到你这里”。
母亲对她的影响最大，黄罗瑞雄回忆道，“母亲是个很有智慧的人，比如说教我们吃苦瓜时，她会说，你吃五片苦瓜，就可以得到一块糖。当我吃完五片苦瓜拿到一块糖时，她跟我说，我们先不吃，不如放到罐子里，看什么时候能装满。所以我吃了很多苦瓜，而糖就都装到了罐子里。”
“然后她告诉我们，这些糖先别吃，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和别人分享。于是她带我们去一个公立医院，那时的公立医院情况很糟糕，那里的人她虽然都不认识，但仍然热心的帮他们，而且从来不嫌弃他们。于是我把糖分给那里的孩子们。”
从那时起，黄罗瑞雄就学会了分享和给予，“我一直就知道我想要当社工。当你给予的时候，感觉是很好的。”小学和高中，她读的是天主教学校，学校的Club总是去照顾穷人。“在香港很多台风，人们失去了家园，我们就会带食物和衣服送给那些家庭，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在做这些。”
大学选校趣事
黄罗瑞雄的母校是爱荷华州一所很小的天主教学校Briar Cliff University,“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上这所学校，因为母亲给我列出很严格的要求：只能去女校，只能去天主教学校，只能去一个小学校。申请大学时我去到美国大使馆，他们有厚厚的一本书，全是大学的名字，那时还没有网络。”
“我从A开始看，没有符合要求的，于是开始看B，看到了Briar Cliff College，符合要求，在一个山坡上，大概只有三四栋楼，而且有地下隧道连接，不怕冷，于是我就申请了这所学校。”
黄罗瑞雄就这样随缘申请了这所大学，当时她的家中还很贫困，于是母亲鼓励她给学校写信申请奖学金，“母亲帮我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介绍，说我如何在二战期间出生，炸弹在天上飞，我们如何跑来跑去，于是他们给了我四年的奖学金，学费住宿全包。”
那时她就想要学习社会工作，但那时还没有社工专业，所以她学的是社会学。后来又在伊州政府的补助下读了2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伊州政府工作。
“他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
毕业后黄罗瑞雄开始到伊州政府就职，责任是收养儿童方面的工作。两年后她想换换环境，于是在报纸上找工作，看到一个很有名的精神科医生Elisabeth Ross在招聘，她想要跟她学习于是就去应聘，“我实际上得到了那份工作，但他们的负责人希望我去一个相邻的社区，就是现在的Ford Heights，当时叫East Chicago Heights，那里非常穷，当时有一个职位。”
当时的East Chicago Heights几乎全是黑人，“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全是黑人的社区工作过，他们很多都从来没见过亚洲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但是他们好热情，我立刻就跟他们建立了感情。我的工作是在儿童照料中心，我感受到他们虽然经济贫穷，但非常热心，也特别照顾孩子。”
“那是个大开眼界的经验，我学到了好多东西，我看到了人们有多贫困，看到穷人是如何挣扎着过日子，看到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族裔是如何工作、生活。”
黄罗瑞雄说，起初只是想尝试几年学学东西，但她渐渐越来越喜欢在那工作，而且那儿的人也都喜欢她，结果一做就是9年。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只是不断尝试，从错误中学习。我去临近的比较富裕的社区，去教堂跟那些妇女说，我们想要帮助这个社区，他们于是给我资助。还有救世军（Salvation Army）也非常帮忙，给我资助。”
凭着帮助这个社区的热情，黄罗瑞雄到处争取经费，为他们开始了营养餐、家政帮助、给父母的培训等很多项目，从开始只有2个助理，到她离开时已经有近40名员工。
她说：“我总是相信，上帝会指引你，因为我们是有信仰的。我们祈祷上帝，上帝就会给予你引导。”
那9年的时间，让她得以发展出多方面的技能，从向基金会争取经费，到开发不同服务项目，也为后来成立华咨处打下了基础。
创办华人自己的社服机构
1978年，黄罗瑞雄和先生同几个朋友常常在一起Potluck聚餐，每次都会谈到中国城的华人需要各种服务，“我们其中几个人在为市政府教ESL，常听到各种问题—新移民需要找工作，和家人吵架需要心理咨询，儿童需要照料，老人需要申请福利等等，因为他们不是社工，所以每次都找我帮忙。”
“我们决定，是时候我们应该服务自己的社区了”，当时的十个人中还有华咨处现任行政主任黄苏振恩（Esther Wong）和她的先生、华埠更好团结联盟主席陈增华和他太太,其他几人则都已经迁居外州。那是华咨处第一批成员。
黄罗瑞雄的先生Albert则是华咨处的第一名义工，“我先生虽然不是十个创办人之一，但他绝对是第一个义工。每次开会时她都给我们准备食物，每次申请经费时写提案时，他都帮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打字。”
黄罗瑞雄回忆道，“我们希望成立一个社服机构，但不认识中国城一个人，开始人们以为我们是共产党，因为我们很多人来自芝大，而芝大是自由派。很幸运我认识了Brenda（卓宝兰，华咨处儿童发展中心主任），她是我女儿小学同学的母亲，她介绍我认识了Ping Tom（谭继平），Ping当时就知道成立一个社服机构的重要性，因为他是位律师。”在他介绍下，黄罗瑞雄开始和中国城社区建立关系。
几个月后，中华会馆同意让他们周日使用会馆场所提供服务。“我们帮老人申请Circuit Breaker福利，很快老人们开始收到支票，开始看到我们是在帮助他们。”
“连续工作三天两夜” 不可能变可能
接下来他们开始申请成立非盈利机构，黄罗瑞雄利用当年在州政府认识的律师帮她免费填申请，并得到了Chicago Community Trust的1万6千美元资助。
当年在East Chicago Heights工作时，黄罗瑞雄认识了Chicago Community Trust的项目管理员Norma Wisor，Wisor建议她去申请United Way（联合劝募，美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的配对资金（matching fund）。
“当我说要去United Way申请时，人们觉得很可笑，因为没有5年良好的Track Record（从业记录），不可能申请下来。但当时我们没有任何从业记录。”黄罗瑞雄回忆道，“当时很幸运，我们去United Way时遇到一位先生，刚好他们之前想到中国城提供服务，但因为华人对他们不熟悉所以遭到拒绝。于是他很高兴的答应让我们申请。”
“他们给了我申请表，当我们申请时离截至日期只有几天，我连续工作了三天两夜，几乎没有睡觉，因为他们要求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比如会计结构、人力资源管理等，只能借别人的参考，然后修改成我们的。连着工作了三天，那时觉得自己真是快要累死了。”
最终华咨处得到了United Way匹配的1万6千美元，加上Chicago Community Trust的1万6千美元，就这样拿到了第一笔种子资金。
得到了初始投资，还要解决员工和场地，“得到那笔钱当时觉得我们好富有”，黄罗瑞雄笑着说，“于是到报纸上发广告招聘行政主任，因为当时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经过几个月仍然没招到，于是大家推选她做行政主任。“开始只想做个几年，等运转起来之后就招新人。结果再也没招新人，38年后我仍然还在这儿。”她感慨的说，“38年是够长的了，所以我决定退休了。”
有了行政主任就要开始找场地，启动服务项目，“我们完全没经验，只是都很乐观。我去找上一个工作的经理，跟他说我想做的事情，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邻居，这个邻居在Metropolitan Family Service工作,当时叫United Charity of Chicago。”
起初United Charity of Chicago希望华咨处并入这一机构，“但我们坚持希望中国城有自己的机构，于是他带我去见他们的董事会做简报。我现在还记得那天的情形，当时很害怕，我们都是年轻人，而那些人都是白人男性，很吓人。”
“我向我们解释我们的理想、目标，他们觉得主意不错，于是答应免费给我们提供场地，那时他们的总裁是Jerry Erickson，相当于是我的导师。”那是1978年9月18日，黄罗瑞雄还清晰的记得。
几个月后华咨处开始在中国城寻找自己的场地，当时中国城的人对他们还半信半疑，还好黄罗瑞雄的先生和环球的Peter Huey (许福瑞)一起打牌，“很幸运我先生认识他，他租了一个700平方尺的公寓给我们，那是我们第一个办公室。”
华咨处第一个项目是帮老人融入社会（Resocialization），带老人社交、观光等，很简单的活动。“开旅行社的CP Lui来帮我们做义工，我们就让他开着他的Van一起来，带老人出去。”
因应社区的需要，华咨处开始不断增加项目，包括市政府的职业培训项目，移民、难民服务等。后来又增加了托儿服务，“很多家庭因为父母工作不得不把孩子送回国，回来后孩子很不适应，于是我们在24小街找到一个大楼，有1万平方尺。当时有人说你需要那么大的地方吗，我当时就希望CASL能不断扩大。”
也是在那时，黄罗瑞雄联合全美其他华人社服机构建立了“国际华人移民服务机构联会”（CISANI），去旧金山的机构参观时她看到那里的烹饪学校，于是在华咨处开始了厨师培训项目。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培养出上千位学生，帮他们在酒店、餐厅找到工作。后来又增加了阁家欢、课后辅导和老人日托服务，当时华咨处因为不断扩大，总共有5处地点。
每做一件事都在学习
“所有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是在计划时不可能想到的。”黄罗瑞雄用广东话说道，“广东人讲‘马死落地行’，那有点像我们的哲学。”
“那时有很多越南难民逃难过来。州政府找我们让我们接收他们。我们去机场接那些难民，为他们提供食品、服装。安置第一批家庭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文化上有多大差异。”
“我们从机场接回了一家人，送他们到租的公寓，然后放下买的杂货，请他们先休息。等我回来时，发现他们正在把香皂切开打算要吃，他们以为那是食物呢。那真是很吓人，如果我到晚了，他们可能已经口吐泡沫了。”她回忆着当时的情形。
黄罗瑞雄说：“这些不是你在学校里能学到的。我告诉我的孙子孙女和这里的员工，不要害怕接受新的事物，不要害怕多做些事情，因为你每做一件事，都能从中学到东西。”
挑战与期许
黄罗瑞雄表示，华咨处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找到好的双语员工，“早前很容易申请H1B签证，移民官很友善，每次我们想请人就跟他打个招呼。但现在是抽签所以变得很困难。”
“当然争取资金总是让人头疼的事儿，”她说，“有时我睡不着觉，担心发不出工资，但我可以说，我们过去这38年，没有少发过一次工资。”“最早的时候，我不得不向亲戚借钱，但他们也都很帮忙，而且我们的财务Monica很棒，我们也都很节俭，”她指着桌上贴着一层标签的文件夹说，“这些文件夹我们都是用了再用。”
另一个挑战是获得社区的理解和支持。黄罗瑞雄说，“我很希望那些曾经得到过我们服务的人士能够更多支持我们。如果我们帮助过的每个人都承诺每个月捐10块钱，20块钱，可能我们就不用去那么多次到处筹钱了。”
提到对未来的期望，黄罗瑞雄希望能尽快建一栋老年公寓。华咨处现在的乐宜居老人公寓有90套，住着大概120位老人，而在等待名单上的还有300多人，还有人不愿等干脆放弃申请的。最近入住的一位老人等了12年。
“我们不希望老人住到那些Nursing Home去，那些都在北边、西边，离开了华人社区，语言不通，食物又吃不惯，有时跟家人联系也越来越少，很凄凉。”黄罗瑞雄说，“所以我的梦想是我们可以有另一个老人公寓，希望近期能尽快找到地址，下一个总裁能帮忙建起来。”
想去长时间旅行
12月31日是黄罗瑞雄任华咨处总裁的最后一天，忙惯了的她显然不会立刻清闲下来，她是多个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成员，比如奥巴马图书馆、州政府老年部等，所以她还会继续参与很多大小事务。
“华咨处现在处在一个很稳健的位置，有很热心的董事会和能干的员工，所以我可以很放心的退休。最舍不得的是这里的员工们，我们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还有我们的客户，那些老人们，大家都很熟了。”黄罗瑞雄依依不舍的说。
不过她还是很想去旅行，“我1968年毕业，1980年代拿到绿卡，那时CASL已经成立，又忙得没时间旅行。只有过去15年才有机会出去一些，但很多时候都还在工作。1992年去日本参加一个女性领袖活动时，她们都叫我‘the fax lady’，因为我不停地在填基金会的申请表往回发传真，”她笑着说。
“所以我很希望有时间去旅行。” 显然，她对即将开始人生一个新阶段已经充满了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