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时，我的养父母从印度领养了第二个小孩。我非常开心能有兄弟。事实上，我在印度最想念的人是小妹。在耶诞节人家问我最想要什么，我通常会说：“我想要跟谢姬拉在一起。”
我当然也非常想念亲生母亲，但打从一开始，我的新妈妈就扮演着非常棒的母亲角色，加上有爸爸在身边更让我备感开心。他们无法取代离开生母的遗憾，但也尽力弭平我的失落感。我生命中真正缺席的人——尤其是对某个没有父母在身旁陪伴、长期独自在家的小孩而言——就是兄弟或姊妹。
谢姬拉是我特别的责任。她是家里与我关系最紧密、也是我最牵挂的人——母亲记得我小时候常因为没有好好照顾妹妹而有罪恶感。或许我最无法释怀的，就是与古杜一起离开的那天晚上。
爸妈首次申请领养小孩时，并未填写性别或其他要求限制。只要是需要一个家的孩子，他们就乐于接受——所以他们才得到我。因此第二次申请领养时，他们也作出相同决定；我们家的新成员可能是个小女孩，也可能是年纪比我大的孩子，而最后的结果是我有了一个小弟弟：马拓希。
我不在乎新成员是不是一个妹妹，光想到家里多了一个孩子陪我玩，这样就够了。而且，如果他跟我一样安静害羞，我想我应该可以帮助他适应新生活。他就是我要帮忙照顾的对象。
但马拓希跟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有一部分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天生的差异性，另一部分则是我们在印度的遭遇大不相同。人们愿意从国外领养小孩其实是非常勇敢的，因为这些孩子的背景往往非常复杂，过去各种不同的苦难也为适应新生活增添几分难度，新家人之间甚至难以了解彼此，更别说提供协助。
由于马拓希十分吵闹且不听话，我一开始只能选择沉默与保留态度。相较于想讨人欢心的我，他选择了叛逆。
马拓希谜样的背景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共同点。他在贫困的环境中成长，没有正式接受教育，也无法说清楚他到底是何时在哪里出生。他来到澳洲时已经九岁，身上也没有出生证明、医疗证明或其他任何官方文件能说明他的来历。
我们选择十一月三十日做为他的生日，因为那是他踏上澳洲的第一天。他跟我一样像是凭空降落到这个世界上，但他很幸运可以降落在荷伯特的布莱尔利家。
关于马拓希，我们知道的故事是：他出生在加尔各答附近，是说孟加拉语长大的。他的母亲抛下他、自己从暴力家庭中逃走，他则被送去与身体虚弱的祖母同住。但祖母照顾自己都有困难，更何况要养另一个小男孩，因此她便将马拓希交给国家，最后跟我一样由ISSA——索德太太的领养机构——接手照顾。
受限于法律规定，一个孤儿只能在一间ISSA机构住两个月，在此期间会想办法帮他们回归原生家庭或是安排接受领养。索德太太很高兴能将他安排给布莱尔利夫妇，如此一来，我们就是兄弟了。
但马拓希对于如此顺利的领养手续并不开心，因为他是有父母的。虽然不能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母亲下落不明，父亲不想要他——所以他要符合领养资格也是困难重重。两个月的时间一到，他又被转回去利卢阿之家——我之前也待过的青少年收容中心——而ISSA也努力争取让我们家能顺利收养他。
在利卢阿之家时，马拓希就没有我幸运了。他在那里受到虐待与性侵，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以前也曾被自己的叔叔侵犯过。
经过两年繁琐复杂的法律程序，他明显也被自己的遭遇吓坏了。唯一的好处就是他的英文比我好，这也有助于他习惯澳洲的新生活。马拓希的事情暴露出官僚领养制度所造成的伤害。我后来得知他的遭遇时，忍不住回想起我在利卢阿之家的那些夜晚，发生在我兄弟身上的事情，其实也很容易就发生在我身上。
补缀迷失的童年时光
隔天一早，卡鲁骑车到饭店接我前往母亲的住处。母亲热情欢迎我的神情与昨天一模一样，或许她真的不敢相信我会回来吧。
到饭店接我之前，卡鲁已经先将妻子和儿女送回母亲家。他为我介绍他的家人──神奇的是，这四个人是从布尔汉普尔乘坐同一辆摩托车过来。
我前一天得知谢姬拉有两个儿子，我很高兴自己当了舅舅；此刻也很开心见到侄女和侄儿。
相聚过程中，我们一度安静喝茶、相视微笑；但没多久又跟昨天一样，在雪莉尔与其他人帮忙翻译下道出这些年发生的故事，并与络绎不绝的访客打招呼。接下来四天都是如此。不久后，谢姬拉也带着丈夫与小孩回来。她家位于东北方一百公里远的哈尔达，车程约须两个钟头。
家人无可避免地问起我的妻子与小孩。听到我还没结婚生子，他们感到非常讶异。我想，如果我是在印度成长，这个年纪的确应该成家了。但他们似乎也很高兴听到我有女朋友，虽然我不确定母亲是否了解女朋友的概念。
到了第二天，当地的新闻媒体听说走失多年的小男孩已经长大成人，无预警地出现在加尼什塔莱街头。地方媒体与国家媒体一同出现，电视台摄影机在我家门前一字排开。他们提出许多问题，大部分都是透过翻译，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故事。讲到最后，我都快觉得这是别人的故事了。
媒体的高度兴趣着实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没想过自己的归来会引起骚动，也毫无心理准备。这种情况增加了情绪负担，但我也发现一件很棒的事情──印度有十多亿人口，街上经常出现没人看顾的小孩跑来跑去，这可说是一种非常混乱、甚至恶劣的环境。不过在加尼什塔莱──其实应该是整个国家──人人都陷入极度兴奋状态，因为经过多年分隔，有个走失的孩子竟然能再度找到家人。
来探看我的人越来越多，原本单纯的家庭团聚俨然变成社会大事，大街小巷都能听见音乐声、看到群众跳舞庆祝。我的回来似乎也激励了周围的人，证明即便人生中有再多苦难，这也不代表一切。有些时候，奇迹会发生的。
我们这一家人似乎都善于压抑，总要等到别无选择才会释放满溢的情绪。一家人终于独处的时间大部分都在拭泪，有开心的泪水，也有为了错过相处时光的悲伤。我现在已经三十岁，卡鲁三十三岁，谢姬拉二十七岁。上一次我见到谢姬拉时，她还是需要我照顾的小婴儿，现在却已经是两个可爱小孩的母亲了。
我想到一件事，连忙从壁炉中抓起一块木炭给她看。她笑了，因为她小时候很爱木炭。记得她一、两岁时，可能是因为太饿了，我有时会发现她在吃木炭，整张脸都被木炭涂黑。（木炭后来对她的消化系统产生严重影响，我们还带她去找一个拥有特别知识、知道该如何治疗她的妇人，幸好没有造成永久性伤害。）现在我们会为此大笑，也说明我们距离那些日子有多远了。（未完，待续）
——节录自《漫漫归途》／商周出版
责任编辑：王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