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2月16日讯】苏联代表鲍罗廷鼓动地痞流氓作革命先锋，搞乱了北伐农民运动，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但鲍罗廷不想承担责任，据张国焘回忆，当时鲍罗廷找瞿秋白密谈，说：“中共的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瞿秋白则认为，如果让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承担这一责任，会造成中共领导层破产，损失太大，不如让陈独秀一人承担责任。就这样，鲍罗廷把国共合作失败的罪名加在陈独秀的头上，免去了陈独秀中共总书记的职务，让瞿秋白顶替成为新任中共总书记。
1927年7月，斯大林给中共派来一个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他被授予全权“纠正中共过去的错误”。罗明纳兹一到，立刻指挥中共掀起武装叛乱的第一波浪潮-“八一南昌暴动”。1927年8月1日，当时任中共军委主席的周恩来在苏联顾问的直接指导下，领导张国焘朱德贺龙等在南昌策反部分国民革命军士兵暴动，脱离国民党，创建了中共红军。1927年8月7日，罗明纳兹主持召开了中共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立中共“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三大政策，强调要建立“真正革命的工农武装队”。会议决定发起第二波武装叛乱浪潮，毛泽东被指派在湖南建立工农武装，发动秋收暴动，攻打长沙。秋收暴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临阵脱逃原计划的攻打长沙，带领残余的工农武装，掉头逃遁到位于江西与湖南交界处的井冈山。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深刻领会到莫斯科老板对不折手段的鼓励和赞赏，敢做过去不敢想，世人不屑于做的事，将鲍罗廷之地痞流氓为革命先锋的理论再次付诸实践。1927年10月，毛泽东与占据井冈山的土匪头子袁文才和王佐合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成立了井冈山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土匪头袁文才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特委负责人邓乾元后来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中说：“边界（指井冈山根据地）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
为扩大自己手中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后，立即写信建议朱德的军队与自己的工农武装会合。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会合，组成中共红军第四军，以井冈山为大本营，毛泽东与朱德从此建立了毛做党代表军政委朱做军长司令的终生合作关系。毛泽东在朱毛会合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军权转移掌握到自己的手中，毛泽东没有军事资历，但他依靠的是党指挥枪，把苏联红军每个团建立一个党支部的制度推进一步，在红四军里实行把支部建在连队上的体制，以“主义”的名义来牢牢地把握住枪，军事资历比毛泽东深得多的朱德，很快就变成了接受毛泽东指挥的下属。毛泽东一方面靠党指挥枪来抓住军权，反过来，毛也离不开枪，党的存在和党的权威完全依赖于军队的存在，完全靠军事力量来维持，井冈山成为中共最早完全靠武装力量创立维持的红色根据地之一，成为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念的第一次实践。
最初，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传统的土匪手段-打劫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来维持，但靠抢劫财产创收只能是一次性，“土豪劣绅”被消灭了，下次就没有财产可抢。为了给苏维埃政权提供长期的财政来源，1928年初，毛泽东开始在井冈山地区实行土地革命，没收所有土地，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权所有，土地使用按家庭人口数平均分配给当地住民，所有成年人都必须参加劳动，土地不得买卖，等，靠没收土地后再强迫人民在土地上劳动，来养活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士兵。毛泽东的土地革命，使得当地人大量逃离井冈山，留下来的人也不再进行商业活动或手工业劳动，井冈山的物质变得越来越匮乏，最后连食盐，布匹和药物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都极度短缺，红军战士每天以吃南瓜充饥，士兵们到冬天仍然穿着夏衣，很多人不堪忍受，做了逃兵。面临人员大量流失，物质极度紧张的现状，毛泽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党和群众一齐军事化”（毛语）的政策，男女老幼，全民皆兵。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到1929年初，毛泽东终于意识到，井冈山这片土地已经被榨干摧毁，必须重新寻找更有油水的新根据地。彭德怀后来在其《自述》中回忆说：“当时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三分钱的饮食也难解决，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解决。”
1929年初，朱毛放弃井冈山，另辟天地。朱毛撤离后，中共中央从上海派来的巡视员对井冈山进行了巡视，他在过后的调查报告中写道：红军到来之前，井冈山农民“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自从红军到达井冈山以后，情形就大大改变了。因为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问题，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毛泽东的破坏能力在井冈山初显峥嵘，当时有谁会想到，这份中共巡视报告所描述的情景几十年后会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
井冈山根据地的失败，使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受到了许多人的激烈批评和反对，甚至在朱毛大军里，向来不善权斗的朱德也最终站起来反对毛泽东，1929年6月，红四军在闽西龙岩召开党代表选举大会，毛在会上丢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位。随后不久，毛以养病为由，离开朱毛大军，携井冈山时期新得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去乡间休养。不幸的是，井冈山人的灾难却预示着毛的命运转机，毛泽东给井冈山带去破坏之时，正是斯大林看中毛泽东之机。
毛泽东在井冈山将苏联代表制定的“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三大政策付诸实践，展示了毛泽东贯彻实施共产国际指示的力度，斯大林因此开始关注毛泽东，毛泽东手中的武装力量，更让斯大林高度重视。朱毛撤离井冈山时，苏联曾讨论过如何能给朱毛大军更具体的帮助，以支持中共的武装斗争。但促使斯大林更迫切地感觉到需要毛式人物来领导中共的，是随之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中东路”事件。归旗于蒋介石手下的东北军司令张学良，为从苏联手中收回东北铁路长春以北铁路线（简称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于1929年7月指挥军队突袭搜查了苏联驻满洲领事馆，宣称查获文件，证明苏联扶持反中华政府的共产党。张学良以此为理由，驱逐了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查封了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斯大林大怒，下令苏联军队集结远东，进攻中国东北，苏联领导下的中共则收到了“武装保卫苏联”的任务，里应外合。共产国际在中东路事件后立刻给中共下达文件，肯定赞扬了毛式游击战政策，要求中共从北到南各个苏区迅速扩大红军力量，开展毛式游击战争，给民国政府制造麻烦。斯大林在1929年10月召开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特别点名提到“毛泽东活动的地区”，称之为开展游击战争，帮助解决中东路问题的重要地区。苏联党报《真理报》1929年在中东路事件后的几个月内，对毛泽东进行了不下四次的报导，称毛为中国“领袖”，使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获得了“有国际声誉的人”之名声，让党内其他人敬畏。当时在中共任职地位远高于毛泽东的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指示下，从上海写信力挺毛泽东，要求将毛泽东官复原职。闵西的中共组织这时不得不恳请毛泽东归山，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党代表大会，恢复了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书记职位，那些曾经批评过毛泽东政策的中共官员们，被迫纷纷在会上做自我批评，承认毛泽东的正确英明。
斯大林之所以看中毛泽东，首先是因为在对武装斗争的信仰上，毛泽东与列宁党合拍，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就是列宁的暴力夺取政权理念的另一个版本；第二，毛泽东在井冈山土地改革中所展示的激进的阶级斗争观点也与苏俄党合拍，在井冈山土地改革中，毛泽东不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且没收富农小自耕农等所有人的土地，毛泽东认为，除了地主是要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外，那些通过自己勤勉劳动致富的富农也是共产党的敌人，也要被打倒，这与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镇压富农的做法步调一致；第三，继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称赞地痞流氓后，毛泽东在井冈山与土匪合作，再次展示了他不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类社会基本道德的约束，敢作敢为的能力。虽然毛泽东的井冈山实验失败了，但毛泽东在这期间所展示的观念和手法，让斯大林认定，毛泽东是苏俄式的共产党员，对列宁思想领会透彻，是列宁模式的忠实信徒和有力实施者，从此看好毛泽东。从那时起，在多次中共党内斗争中，每当毛泽东处于劣势时，共产国际都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保护了毛泽东。1930年夏天，在莫斯科的支持下，毛泽东被提拔任命为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前委书记，1930年10日，共产国际给中共政治局写信，要求让毛泽东做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或至少让他成为军事委员会成员，目的是要给毛泽东一个政府职位，使毛不局限为军队领袖。
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改变了中共早期在大城市进行暴动，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的策略，被中共宣传为毛泽东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创举。真相是，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失败，不得已才逃到井冈山，当时逃进山区的并不只有毛，几乎所有其他带有军队人马的中共领袖都相继逃离城市，各自就近进了山。而井冈山最重要的特点并不在于它是农村，而在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地理位置。如果你细数一下西安事变前中共盘踞的所有根据地，就会发现这些让中共人马得以生存下来的地区，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都是山区，军事上易守不易攻，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全都位于不同省之间的交界地带：井冈山根据地-湖南与江西交界，几乎与井冈山同时建立的大别山根据地-豫鄂皖三省交界，1931年中华苏维埃国中央苏区所在地瑞金-江西与福建交界，1933年建立的湘西根据地-湖南，湖北，贵州和四川四省交界，1935年长征途中中共曾试图在遵义建立根据地-贵州与四川交界，刘志丹1932年建立的陕北根据地-陕甘宁三省交界，等等。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袖之所以在这些省与省之间交界地带建立根据地，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出于无奈。那时省与省之间由不同地方军把持，是权力交接地带，往往也是权力虚弱甚至权力真空地带，有利于逃亡者生存，一向以来是土匪得以安身的地方，中共在这些地方建立根据地，不过是遵循土匪守则以求生存而已，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和支援，毛泽东就算不像在井冈山那样自取灭亡，最多也只能永远在山里打游击，做一辈子土匪。对这一点，毛泽东自己心里也非常明白，毛进井冈山之前，由于临阵脱逃攻打长沙，被中共中央免除了所有党内职务，进井冈山后，毛任红四军党代表开始是自封的，但他不断给中央写信，要求中央给他一个正式的党内职位。毛泽东知道，他离不开党这面旗帜这个组织，离开了党，他连军队都无力控制，他更不能没有苏联这个依靠，离开了苏联，他最多做一辈子山大王。1928年6月，斯大林耗费巨资，将中共140多名代表秘密运送到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被解除党内一切职务的毛泽东自然没有受邀参加，但他请求中央给予党内职务的信件被交到了斯大林的手中。虽然毛泽东违抗了共产国际攻打长沙这一具体指令，但毛在建立苏联式军队和进行苏联式土地革命上的坚定性，让斯大林看到了毛泽东帮助实现苏联最终目标——赤化中国的巨大潜能，因此在中共六大上奖赏给毛以中央委员的职位。六大结束后，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任命毛为朱毛大军的前委书记。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发展出来的著名的毛式游击战术，有人说是借鉴于孙子兵法，但其实毛的更直接的启发来自井冈山的一个土匪王。井冈山“山势大且险，路通两省”，自古以来是土匪出没之地，之前曾有过一个土匪山大王朱孔阳，带领土匪武装与官军周旋，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不需能打仗，只要会打圈”，形容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毛泽东非常欣赏这种土匪战术，将其拿来，为己所用，这个土匪游击战术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毛式游击战术。不过，毛毕竟是文人出身的土匪，精通中国古文，他把山大王大白话式的战术名言改成了有诗词般重叠结构和韵律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还定下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改成八项注意），以改造“工农”红军队伍里的土匪流氓分子。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个红薯；六项注意里第四第五第六条分别是：做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打烂东西要赔。毛泽东一手举着这些口号，另一手却把农民的土地全部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权所有。土地都抢走了，还需要抢红薯吗？土地上种出来的红薯直接就归苏维埃政权了，这比拿农民一个红薯要邪恶得多。小商的资产也被没收，归苏维埃政权所有，却高喊“买卖要公平”，一个靠枪杆子夺取一切的政权，怎么有可能与人民做公平的买卖？“借东西要还”，但没收不是借，自然就不用还了；“打烂东西要赔”，乡村被打烂，被摧毁，毛不过是一走了之。毛泽东擅长一方面干着土匪勾当，另一方面却高呼漂亮口号的天赋，在井冈山时代就已经展露无遗。（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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