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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 原北京外企总工程师告江(1)

中共劳教所和监狱中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一种“死人床”。(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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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2月08日讯】刘永旺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毕业于天津大学,曾是北京某外企公司的部门经理、总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后,努力按照“真、善、忍”去做,深受周围人喜欢和尊敬。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他遭受劳教三年,判刑八年,在形形色色的残忍折磨下几经生死。二零一五年九月,刘永旺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月四日报导,下面是刘永旺陈述的控告事实:

一、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及修炼受益情况

从小刻苦好学 立志找到真正的科学

我叫刘永旺,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一个贫困农村家庭,由于上学时刻苦好学,成绩一直优秀,一九九零年从我们教育落后的贫困县考上天津大学。一九九四年从天津大学毕业后顺利落户北京,在首钢上班。可以说我的求学历程及落户北京是比较顺利的。

我从小就爱思考,有一股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亲眼目睹许多稀奇古怪的、超常的事情,一颗探索事物真相的心使我不断前进。在我成长过程中,有两个志向一直伴随着我。

第一个志向:我立志寻找一个只会给人们带来好处,却无法被人利用来干坏事的真正的科学。

现在的科学其实不够科学

从小我就发现现在的科学其实还不够科学,因为它有两面性,会带来副作用,并且可以被利用来干坏事。以科学界最高奖创始人诺贝尔为例:诺贝尔研制了硝酸甘油炸药,炸药既可以被用来开山修路改善人类生活条件,也可以被用来制造武器杀人。那么,有没有只能给人们带来好处,却无法被人利用来干坏事的科学呢?我一直在找寻答案。

上大学期间,为了找寻答案,解开一些我亲见的人体之谜,我接触并实际体验了某气功。

这是比较新奇的一个领域,这个气功是鼓励习练者给别人用气功治病的,并且说给别人治病对自己有好处。

一九九四年我大学毕业从天津来到北京,更努力地去实践了那个气功,却发现自己每次给人“治病”后身体都会难受,甚至骨头里都疼,而且,我发现这个气功里的人越往后越是为了钱。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我要去寻找真正我想要的。

我发现法轮大法很科学

修炼法轮功的最初原因是我发现法轮大法很科学。在离我单位较近的公园里,每天早上都有人炼法轮功,这样我很容易就得到一本法轮功的书籍《中国法轮功》,我开始认真看起来,当时发现法轮功与其它气功相比,除了教功不收费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承诺炼功就好病。那么怎么才能好病呢?答案是去做一个好人,提高自己的心性,才能好病。如果只炼法轮功动作不提高心性,不提高道德水平,那还不如做体操呢。

我悄悄调查了几个炼法轮功的学员,从他们亲身实践中知道,法轮功有很好的祛病健身效果。我开始思考:①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说明其有科学性;②不提高道德水平不会从中受益,说明对坏人没好处;③从中得到好处的人(身体健康了),因为你的道德水平提高上来了,你肯定不会再去做坏事了。哦,真是!这不就是我寻找的“只会给人们带来好处,却无法被人利用来干坏事”的真正的科学吗?我抱着极大的兴趣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衡量好坏人的永恒不变的标准

第二个志向:我立志寻找一个衡量好坏人的永恒不变的标准。我想做好人,可现在社会上的是非观念让我难以把握,比如:你做领导不收礼别人可能会说你“装”;你求人办事不送礼别人可能会说你“不懂事”等等。我不得不思考如何做个好人。这些都是不同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定义的、人为的、带有私念的、并且常常在不断变化的标准。那么有没有超越人类私念、适合全人类的标准呢?我去问我们大学里的博士生导师,去问社会上的乞丐,问庙里的和尚……他们给出的答案我都不满意。我一直在找寻答案……

“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

法轮功的书中有句话:“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心头一震:“这个答案真大气!”于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深入去实践。我越修炼我越觉得法轮大法是超常科学。

我阅读法轮功书籍后,努力按照“真、善、忍”去做,在工作与生活中逐渐看淡名与利,做事尽量为别人着想。

我在北京某外企和私企担任技术部经理、总工程师等职时,经常无偿把自己翻译的资料拿给同事看、把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无私地分享给手下的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教同事学习使用绘图软件,出差报销从不多报等等,我的付出及表现赢得老板的信任,我的待人真诚、乐于助人,深受周围人喜欢和尊敬。

二、迫害发生后,八年判刑,三年劳教,几经生死,失去人身自由共三千九百六十三天

(一)第一次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电视媒体每天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内容,我觉得作为法轮功的实践者,我有责任向政府澄清事实,于是我和家人一起到中办、国务院人民接访室(北京市永定门西街甲一号)上访,按程序填了表,要求停止对法轮功迫害,然而却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八天后才放出。

(二)第二次被绑架: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以此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被非法关押在天安门派出所一天。

(三)第三次被绑架 公司被迫解除了我的劳动合同

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当时我供职北京某外资企业任技术部经理,正在上海某工厂负责安装调试。被北京国家安全局从上海绑架,先后关押在上海徐汇区看守所、北京七处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三天后放出。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中共强令公司将我开除。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公司直接通知我办理了离职手续。

(四)第四次绑架 劳教三年 迫害致大量吐血 险些丧命

我为了谋生辗转到了上海,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三日,被上海松江公安分局非法抄家并绑架我全家,抄走我五千元现金及大法书籍等物品。在松江看守所关押一个月之后,被转移至保定看守所非法关押。在此期间,因抵制非法关押一直绝食,体重由一百五十斤降至八十多斤,全身皮包骨,说话已经变声,几乎发不出声音来,即使这样还被保定市公安被非法劳教三年。一进劳教所检查身体,劳教所不要,公安局拿钱送收买劳教所,劳教所才收人。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我与妻子被送到保定劳教所,我被非法关押到一大队。在那里,在大队长李大勇、教导员刘越胜、副大队长刘庆勇、小队长张谦、刘亮及狱医杜宝川的授意及亲自参与下,我被迫害得险些丧命,经历了普通人难以想像的酷刑折磨:摧残性野蛮灌食、皮带抽脸、竹板打嘴、打掉门牙、全身遭电棍电击、休克、迫害致大量吐血、染上肺结核、杀绳、绑“死人床”等酷刑。

1.摧残性的野蛮灌食

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我被两个人架到位于楼道中间正对大门的队长办公室,到了里边,发现有好几个人,有卫生院的庄院长及恶医杜宝川、大队长李大勇、值班犯人:陈文广、王顺伟、赵立新、冉肖。房子中间放一把椅子,在恶医杜宝川的指挥下,我被按在椅子上,有人按头,有人按住双臂,恶警杜宝川一边指挥一边不停地骂“××,让你绝食给我找麻烦,我让你×××绝食”。这样骂声不绝于耳,固定后有人用一个类似钢杓的东西把我的牙撬开(出了血),用开口钳将我的嘴支得大到极限(上颚出血)后将舌头用什么东西固定住,没有任何活动余地。

恶医命王顺伟灌食,王说“没灌过”,就被恶医骂道:“××,一杓杓往里灌也不会。”此时杜宝川下令抱头的人捏住我的鼻子,我只能用嘴出气,我正喘气,一杓东西直灌进嗓子眼里,只顾喘气的我没有反应就呛了进去,那种感觉如同被按在水里呛了一口水,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着我,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我屏住呼吸不大一会儿,又灌进去了一口,我拚命挣扎,却被他们按在椅子上动也不能动,我有一种被宰杀的恐惧。

之后知道灌的是奶粉加盐,事实上,这些牛奶盐水有相当一部分灌进了肺里。灌食之后,我全身疼痛,尤其胸部。

2.休克、大小便失禁、迫害致吐血、高烧四十三度

我被架回到禁闭室,胸部异常疼痛,并且喘气不止,呼吸急促、浑身发烧、心跳加速到一百二十次/分,只能躺在床板上,一旦头抬起来,呼吸几乎喘不过气来,同时胸部疼痛。

晚上五六点钟,一阵痛一阵冷,想大便,我靠着床边下去,刚一下去,胸部一阵难忍疼痛,眼前一黑就昏死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醒过来,我躺在床上,屋里有不少人,没有人告诉我昏死过去多长时间,只告诉我说,大小便失禁,还指给我被子上已经擦过的大便痕迹,这时呼吸急促、心跳疼痛一直在延续。

到一月二日晚上,天刚黑我躺着躺着吐出来一口鲜血,鼻子里也开始流血,一口一口地吐了一地,用电话叫来了卫生院的医生,检查了地上的血,说这不是胃血,叫人用拖布擦了,未做任何处理,值班陈文广发现我的两眼通红,叫卫生院的医生来测体温,不久送到保定二五二医院急救室,输了五瓶液。第二天早上,带回劳教所。

从此我躺在床上只能平躺,头部稍抬高或侧过身即急喘不止,胸部剧痛并吐血,一直到一个月后才好转。从一月三日晚在禁闭室开始输液,体温一直持续四十二度、四十三度,几天后体温降到四十一度以下时,看管我的人都说“可降下来了”。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迷迷糊糊经常似睡非睡。

3.染上肺结核仍不被释放,左腿致残照样不放

在我吐血前后一段时间里,禁闭室外间隔离着一个肺结核晚期的东北人叫张万新,不久前刚从保定劳教所放出。

而我关在禁闭室里间,中间没有隔离措施,不久劳教所带我去南市区医院检查拍×片子,回来后第二天,卫生院庄院长告诉我换药,其中有“异咽胼”(这种药是专治肺结核的),并亲口告诉我以前的药停了,现在的药是专治你的病的。

大年三十晚上叫我到值班室看电视,有个队长不让我靠沙发,怕传染上他,特意叫值班人员给我搬了一个椅子。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得了肺结核,也没有给我的家属说过。而劳教条例中明确写着“传染病患者不收容”。可他们视国家法律如粪土。

从一月三日起,我一直平躺在床板上,等高烧稍退时,我发现左腿知觉异常,虽然摸上去知道有感觉,但却不知道疼,并且不受大脑支配了,而右腿跟高烧前没什么差异并很快恢复。到九月份去南市区医院检查,医生只告诉“神经损伤”。

4.强制转化:酷刑杀绳杀进肉里,落下永久性伤疤

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三日早上,恶警命令四个入所班的新学员把我架到东边一间刑室之后,刘越胜(指导员)与李大勇拿来警绳,拎着我的前胸问:“你说你转化不转化。”

我说:“你们要打人是犯法。”他们便动手给我上绳,给我上绳的还有恶警刘庆勇。他们先给我脱得只剩一件秋衣,然后把警绳挂在脖子上,从腋下往后去,绕胳膊几圈到手腕系死,之后把左右胳膊在背后相交,两个手腕绑在一起,使劲从背后往上提绳,也就是把两个手腕往上提。

第一次杀绳,恶警刘越胜按住我的头,另两人在背后绑,因杀绳时间过长,双臂会致残,故过一段时间还要松开活动,疏通双臂,第一天共杀绳三次。第二天,杀绳时,他们用酒瓶往腋下塞,为了使绳子勒的更紧,他们还用木棍绞绳子,这样连秋衣一块杀进肉里,两肩处分别留下了几厘米长的疤痕(至今还有)。

5.皮带抽脸、竹板打嘴、电棍电至全身

杀绳一切就绪后,开始拷打行凶,手段极其凶残,恶警李大勇抡圆了皮带抽打我的脸,抽打身上、背部,然后就用警绳折叠到一尺来长抡圆了抽打我的脸,我的嘴里马上充满了被牙齿硌出的血。这次毒打致我的一颗门牙松动,后来变黑脱落。

我开始喊“打人犯法”、“法轮大法好”、“修炼无罪”,这时小队长刘亮也上来助打,用竹板打脸、打嘴、打鼻子,打得鼻子出血。打了一阵后停下,松开绑绳,又把我双手反绑在椅子上,李大勇拿起电棍电我全身,并电那只被他下令迫害最终致残的左腿、心脏、头顶及嘴,把我的嘴电得肿得老高,嘴角流血,直到电棍没电。

6.绑在死人床上二十一天,背部硌出血

从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四日起,他们对我连续拷打了两天,杀了五次绳之后,将我绑在床上二十一天,手脚成“大”字形,把两手两脚紧紧绑在床的四角,丝毫不能动,身下只铺一层褥子,我的背部、臀部被硌成紫黑色,后来成疮、皮破,手摸上去全是血,鲜血淋漓。

中共劳教所和监狱中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一种“死人床”。(明慧网)
中共劳教所和监狱中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一种“死人床”。(明慧网)

这种酷刑由于血液循环不流通,会导致人肌肉萎缩,导致我现在的双脚依然与正常人不一样,一直疼痛麻木。

7.“你告我呀,没用。”

“你有种你别吃饭,你绝食呀。”在易县法轮功修炼者冯国光(生前为易县一个镇的副镇长)被灌死之后,李大勇曾两次这样对我讲,那意思是不服我把你也灌死。

“你告我呀,没用,你没证据。”在拷打行凶后,我质问他们这种行为犯法时,李大勇这样对我说。他们不让人看见,擦干血迹,掩盖证据。

在我被绑在床上,指问李大勇这一切行为都犯法,他居然厚颜无耻地这样给我讲:“进入我这一亩三分地就得我说了算!”

从我的经历可以揭示了保定劳教所对大法弟子所谓“春风化雨般关怀”的实质,当时保定劳教所转化率很高,大部分是采用酷刑致使人被迫放弃修炼。

二零零二年的十一月七日,他们一看能用的恶招都用完了,仍没使我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这样就将我与唐山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一对一的互换,我被换到了唐山劳教所非法关押。二零零四年六月,由于我左腿神经坏死,脊椎部位也出现病变,后去唐山工人医院做检查,医生说这是罕见疾病,即使治疗也没什么好办法,唐山劳教所怕承担责任,给我做了保外就医。#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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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09 7: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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