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3月10日讯】我有时候一直在想，我们的社会大环境为什么会是一个拜金主义时代？当然，有人会认为，拜金无错，任何人都有崇拜强者和崇拜更好生活的本性或者说权利。我暂不置辩这种看法，但我却要置辩另一种现状，就是在拜金主义下所依附着的拜权主义，在我的观察中，但凡是金钱至上的社会必定是权力首先至上，一个淳朴的或者说真正为XX服务的政权是不可能会营造出一个拜金主义糜烂于各个领域的社会，尤其是上层建筑不因个人的私欲或者喜好，从而在政策上以疯狂的印钞票，弱化民众的购买力作为一时规避经济危机的风险。
新闻事件
事件一、“我不怕跟你们讲，我手上戴的这块手表38万。但是你们看，我们中国人，花三十多万买人家一块手表，是不是傻？真的值38万吗？不值！我们买的就是人家的一个品牌。”3月9日上午，在工商联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傅军为了说明中国亟需振兴民族品牌，不惜抬起手腕“秀”出自己的手表。“中国有价值的品牌有多少个？有人说一百个，有人说十个，有人甚至说一个都没有。”傅军表示痛心。
事件二、今天记者会上，对于“怒斥号贩子”事件，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表示，这说明我国医疗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黄洁夫告诉记者，自己也曾经遇到过“号贩子”问题。“我女儿带我外孙去儿童医院看病，用了4个小时也挂不上号，我女儿都哭了。“我（黄洁夫）女儿最后说’我Daddy是谁谁谁’，人家才照顾她，给她挂上号。”黄洁夫说，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企业家、领导干部找他挂号，这充分说明了老百姓挂号有多难。
事件评论
万人大会虽然多以各种雷人言论而知名，也多以他们开他们的会，民众们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两者之间毫无互动而知名，但还是希望普通公民们可以多看看他们的雷人言论，以便从这些言论中获取一些这一年国家发展的方向，这必然与我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
傅军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虽然是由官入商，但这不妨碍他敢于亮出自己38万的手表，以用来作为激励民族品牌上进的做法，对于质问他哪里来的钱在万人大会上炫富这种批评的声音，我觉得还是没有必要的，不能因批评而批评，至少方向是错的。我们应该质问的是，傅军作为一个民主监督代表，应该考虑到的不仅仅是迫切希望民族品牌的复兴，而是民族品牌的复兴之路应当是对内物美价廉，对外可以高价出售，如同曾经的中国茶叶。简单的用38万块的外国手表来激励似乎只能从金钱意识方面激励，这有助于拜金主义的弥漫，而无助于民族企业以满足民众需求，赢得民众依赖，从而依靠物美价廉去踏踏实实的从品质和价格双方面，通过工匠精神和品牌精神先获得国人的支持，从而再去获得国际民众的认可。
改革开放三十多载，我们有进步吗？有的，言论与思想解放虽然进度比较缓慢，但至少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唯唯诺诺，这是精神层面的。物质层面的，大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连看一眼白面都是一种奢望，温饱得到了解决，但并没有从根本生存上得到解放。这些问题至少是应当正视的，才会让有所进步，成功转化为质的进步。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三十多载，真正能够在世界上抗衡的民族企业几乎没有，农业部认为国人买外国的牛奶是中国牛奶企业的耻辱。民众们认为日本的东西物美价廉，所以要跨洋过海去为他们创造内需。但一个苹果又可以让中国的年轻人割肾卖淫；一个LV包也可以让中国山寨蜂拥迭起，即便你买了真的也没有人会相信。凡此种种之复杂，在我们的心中，品牌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而绝不仅仅是真实应该有的购买需求。新民谚月：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大约如此吧？
那么是崇洋媚外的思想作祟吗？似乎很难简单的来如此定义。实际上还是民族品牌的没落与国家形象的没落所导致，无论有经济基础的民众们都会第一时间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定比国内的好。曾经的韩国，和我们一样，都是靠廉价劳动力和产业链末端生产起步的，人家现在为什么能够生产出三星和现代、起亚等在国际上可以叫得出口的民族企业？过年我回老家，几乎村子里跑的不少都是年轻人们新买的起亚车，而BYD这类国产车屈指可数。我们现在对韩国人称之为棒子，对他们抢我们的祖先嗤之以鼻，但这都是很无聊的一件事，他们抢不抢咱们的祖先和文化，值得咱们关注吗？至少证明了咱们的祖先和文化比咱们现代人要强一些，值得他们去抢，我们所着眼的应该是如何生产出中国可以叫得出口的民族品牌，让他们认现代中国人为他们的祖先或抢咱们的新兴适合世界潮流的中国文化，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现状，不是说动不动就高呼民众要为国拉动内需的口号，也不是动不动就要求全民买股票，咱们还是得实实在在的从实业做起，踏踏实实的从转型开始升级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兴产业链。廉价劳动力已经消失，曾经被当做中国拖累但却为中国的改革贡献了最大力量的人口红利也已经消失。我们还去拿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的旧思维作为苟活的观念，那势必只能沦落为世界最末端的民族。
我们目前对创业的人有多少支持？尤其对农民创业的有多少支持？目前我们还是依靠特权领导或特权支持的大财阀或房地产泡沫作为经济的支柱，我们的中国创新和中国品牌怎么可能有出路呢？从根本上来说，目前的国人虽然比以前有了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但依旧还是会被一些上层建筑认为是不开风化，没有思想，只有蛮力，也只适合蛮力的认知，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人口众多，人口众多恰恰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竞争力，你看日本早晚要因人口没落最后有可能亡国灭种。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人口下降的危险，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能以最大化的发挥或给予国人最大化的教育，以此来提升国人的生存技能和生存空间，你即便提倡三胎，也没有多少人敢生，关键是养得起吗？就傅军所说的手表，我估计应该是瑞士的吧？瑞士名表以劳力士为代表，劳力士是怎样一个企业？私企，由德国人和英国人合伙创办，要知道这是一个百年私企，我们中国目前有百年的私企吗？应该都被国家收走了吧？国家里又有哪个是依靠品质和服务而非垄断性质被民众所认可的？一个王老吉就惹出了多少风波？更何况更多传承下来的民族手工艺的倒闭或被瓜分？
再看看宾士、宝马，这些哪个又是德国的国企？不都是私企？改革开放初期，多少人鄙视私企？多少人谩骂私企是投机倒把者？社会没有公认，权力监管又形同虚设，最终我们的私企真的就如谩骂的那样最终大多数沦为投机倒把，从伪劣品质和虚高价格以及行贿等多方面来压榨国人，与国企的嘴脸没有两样，这到底又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难以创造出百年企业或者说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企业？不能仅仅归罪于国人无能，至少应该从国家层面去反思，我们曾经从精神和实业上双重摧毁国人的自信和品牌真的不值得举国反思吗？
上海永久，作为一个拥有74年历史的中国民营企业，也许是经营不善，而今已经名归他人，我两年前买了一辆永久电动车，仅仅一年就需要换电池，而正常的情况下至少应该能坚持两年，名誉和品牌，经营与策略，我们的民族企业似乎已经很难从根本上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永久还算是不错的了，至少善终了，但新东家入主后，这个品牌似乎更加让人寒心了。曾经那些知名的私企被迫变为国企，如同仁堂等，袁腾飞评价曰：“曾经那些比美国国家历史还长的民族私人或家族企业，后来就白天敲敲打打，晚上抱头痛哭，最终成了国企。”我们不是要论出国有企业厉害还是私人企业厉害，至少应当是国企你臭不要脸，不与民分利的垄断你垄断你的去，私企人家做人家的，不违法即可，曾经的强行收购难道不是很扯？
于是我们看现在所有的大企业，里面基本上都有P委入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像带兵打仗一样？需要一个团长也需要一个政委？到底谁来把握一个私企的发展？戴上P的光环是为了制造便利还是制造矛盾？合得来就是便利？合不来就是矛盾？我也见过一些不错的私人学校被P委整垮的，这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所以我们看韩国的三星、现代，日本的三菱、丰田等等，美帝的微软、苹果等，这些世界上足以知名的私企，实际上已经是足以支撑人家国家的企业，咱们这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似乎都只是陪衬，至少目前属性上不存在支援国家无论是里子还是面子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有人说可以这么理解中国企业和世界企业，前者是“办企业的衙门”，后者是“企业办的衙门”，究竟哪个更好？至少要国民收入指数和幸福指数相互对比之后得出的答案才是最公正的。那么日本人和韩国人以及美国人的收入是我们的多少倍？这个就交给社科院研究吧。那么中国目前有“民族品牌”吗？其实还是有的，比如中国牌房子、中国牌医疗、中国牌教育、中国牌婚姻、中国牌贪污上亿官员、中国牌城管、中国牌富二代、中国牌城管……
这些品牌已经足以让中国人的大部分内需都拉动，那么支援一个民族企业的成长还是全民们自己的事吗？全民们还有多余的资本去支持民族企业吗？无论是私企还是国企？民族企业是需要为国家，为民众谋取福利的，先不说没有民众支持的大环境，即便有了，这些民族企业回馈于民的会有多少？国企每年分红民众多少？私企裸捐的又有多少？当然我们怪不得国企或私企，毕竟都是上忠下孝的大格局，民众能值几何？这样的前景之下，民众又该如何有信心和荣誉感去支持我们的民族企业呢？
38万的手表配得上是炫富吗？一套房子动辄几百万，这该怎么算？房子实质上已经是泡沫化的奢侈品，至少大部分中国人都在这种奢侈品的刚需中沦为了奴隶，什么拉动其他内需的口号就不要再蠢蠢欲动了。还有那么多“民族品牌”在等着中国人来拉动“内需”呢！
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一个大环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一个便宜民众，贵于外国的企业？为什么外国的企业就敢欺负中国人？譬如丰田曾经唯独对中国不回购有问题的车汽车？让我们来看一看卫生部原部长是怎么说的：“我（黄洁夫）女儿最后说’我Daddy是谁谁谁’，人家才照顾她，给她挂上号。”黄洁夫说，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企业家、领导干部找他挂号，这充分说明了老百姓挂号有多难。
看了这席话，我想黄童鞋并不是想要让民众夸赞他多么为民众看病难着想，而是应该让民众看明白，我们在金钱至上的大环境之中，权力至上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你一个部长的女儿看病都难，普通公民的疾苦这么多年又是为什么没人过问？你退休了敢于说出这样的话，没退休之前呢？另外，还用老百姓的称谓称呼中国公民，中国公民又怎么可能在纳税的义务中享受到国家应当给予的公民权利？
当一切都围绕权力运作的时候，不要说民族企业，基本民生必然也是处处被绑架的，因为我们还没闹清楚国家存在的意义，它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保卫公民的安全，更应该捍卫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民族企业的存在也不是处处要受制于管辖，而是要给予在合法的情况下，让其用自己的企业理念和企业文化去发展，为民众争取物美价廉的物品，而不是为官员们的政绩和便利去服务。破除权力所营造的“民族品牌”，才能建立真正服务于民，竞争于世界的“民族品牌”。
也唯有破除权力绑架一切的旧思维，才能建立服务民众为一切的新思路，从而在理念的转变中，赶上世界竞争的大潮流。无法正视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权利，又何谈国家权利的进步？胡适先生早已论述了这样的道理，到现在还闹不明白又是因为什么？我们不是打倒了那个所谓的压榨民众的“蒋光头”的郑虎了吗？为什么还会有这种赶脚的存在？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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