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5月16日讯】近日，某网媒公布的一组有关“中国重症精神病患现状”的权威数据显示，在1600万需要救助的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病患者中，最终接受治疗的只有185.6万。而有条件接受医疗救助的似乎更少，只达到49.2万。事实上，即便是被医院登记在册的，也只有583.7万人。也就是说，中国如今绝大多数的重性精神病患均“散落民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甚至“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者”。
不幸的是，这样的“潜在危害”并非只是未雨绸缪，那个“约10%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的预估早已发展演变为“2011年，精神病患暴力事件每年造成的严重肇事案件超过万起”以及“2014年，中国重性精神病患肇事人次达到7250”的惨烈现实。当2013年，北京发生多起“有精神病史”的凶徒持刀伤人时，当地某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领导却义正言辞的表示，“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住院，有些完全可以通过社区进行接治、管理”。另有专家也声称，“管理精神病人也不能光靠医院和政府，充分发挥居民自治的力量很重要”；“村民委员会、社区居委会应该加强对精神病人的关注”。
然而，现实与理想终究是有差距的。有资料显示，“即便是有纳入社区管理范畴的，受限于人力不足和投入短缺”，“基层救助人员很可能半年都不会到访一次”。湖北省有关精神病患“失访”的统计数据表明，“从2011到2013年，每年约有5%的患者失访，其中80%以上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有“25%的患者居然是因外出打工而失去联系”。可见，社区中那些“居民自治的力量”根本无法做到有效管理突然发病、甚至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更无法保障其他人免受精神病患的攻击和伤害。
责任显然不在“社区”。理由很简单，既然是病人，就应该上医院，哪怕症状轻微，也理应由专业的医护人员看护、走访。然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类涉及公益性的医疗救助领域，向来是难以引起国家重视的薄弱之地。无论是精神病院的病床数量，还是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医疗资源，都深陷在“资金短缺”的困扰之中。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近几年公共财政对精神卫生的支出甚至出现了“大幅缩减”的状况，2014年的投入还不到2011年的60%。本该由财政拨款的精神病医院，其收入却只有20%来自于国家补助，而这笔钱是连人员开支都不够的。
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投入无不显得捉襟见肘。人均仅3.8美元的投入，只是“英国的1/10，美国的1/25”。如此不难想像，中国的精神病院从硬体设施到人员配备的条件有多么恶劣。有资料显示，中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一万人才有1.71张床，居全球最低；而精神科医生则更少，相关医师仅有2万多名，平均每十万人有1.49名，低于每十万人2.03名的全球平均水平。此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中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就诊率仅为30%，住院治疗者不足1%。
然而，与现实这般无人问津的情形相对的，却是某精神卫生机构的医师无意中透露出的一句“进的多、出的少”。我们不禁感到困惑，条件差到连真正的精神病患都不去的精神病院，还有什么人会去呢？或许看过由民间机构发布的有关“被精神病”的年度报告后，也就不难发现，如今的精神病院虽收不了精神病人，却能关押“被精神病”人士。而这些人显然直指那些被认为是在“挑衅政府权威”的异议人士、维权以及上访人士。他们或不构成任何应被关入监狱的罪名，因此就只能被强行、独断的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在一座座如同“人间地狱”般的精神病院中受尽非人的精神迫害与肉体折磨。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丧尽天良、与酷刑无异的惩治方式始于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时。据悉，“利用精神病的名义来迫害法轮功，是由中共公安系统主导的，在其系统内部甚至有自己设置的精神病院，可以直接把人关到里面去，什么手续都不需要”。“追查国际”和“中国精神卫生观察”机构发现，中国上百所精神病院把“收治”法轮功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对法轮功学员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而目地就是强迫其放弃信仰。
既然在中国，注射药物已成为酷刑的一种，精神病院已变身为迫害无辜人士、甚至是好人的监狱，而真正的精神病患却全然不在国家、医院关注的范畴之内，那么最终这些病患“散落民间”，且不时传来因突然犯病而伤及他人的消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