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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日记的革命” 王友琴28年书写文革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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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5月16日讯】(中央社)“50年了,有些人还在说要真相,觉得挺着急的。”文革今年爆发50年,记录文革受害者遭遇的王友琴已持续这项工作28年了,她相信为历史留下见证的意义,却觉得做得还远远不够。

1975年,文革即将结束的前一年,23岁的王友琴已失学多年,虽是成年人,对自己的未来却毫无掌握能力;此时,她偶然读到一本“内部”流传的读物,成了文革压抑和不幸氛围中,最令她感动的记忆之一。

那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苏联异议作家索忍尼辛的著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本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其中的迫害和苦难让人共鸣,她感到,这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这一切写出来,原来,“写出来”的力量这么大。于是,王友琴不觉在笔记上写下:“我不能改变发生的,至少应该写下来”。

多年后,王友琴告诉中央社记者,她对自己当年写下这句话既惊讶又高兴,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毁日记的革命”,日记里的言论可能被拿来当入罪的理由,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早已不再写下内心的看法。

直到1978年,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发布的一篇内部文章说,写日记被定罪“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人可以平反,检查日记的恐惧才淡去。但在王友琴眼中,文革遗害之一,就是让不写日记的中国人逐渐失去反省能力。

王友琴果真开始写,成为文革历史的记录者。从1988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她陆续访谈了上千名文革受害者及遇难者的家人,2004年在香港集结出版成“文革受难者”一书。

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文革中一名教师在劳改农场放牛,有头老牛因为衰老干不了活,在大柳树下被杀,此后他再带牛群去附近吃草,牛群都不愿前往,还会发出似乎是抗议的哞哞叫声。

但鸡不一样,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杀了,别的鸡不会记得,被杀的鸡的内脏丢在地上,其他鸡还会争食。

王友琴说,经历过文革的人,今天面临“牛鸡之间”的选择,调查和写作文革历史,可以算是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她曾收到大陆读者来信,标题是“我再也不要当鸡了”。

王友琴出身知识份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老师。为了响应“知青下乡”政策,16岁时她跟妹妹一起到云南南部砍伐森林并种橡胶树,一共待了6年。之所以坚持为文革受难者记录了将近30年,她说主要还是在于个人的选择,一种道德的选择,而她也很高兴“自己有条件来做这个选择”。

“文革受难者”书中包含659名文革死难者的经历,绝大多数都是普通教员、学生、工人,甚至是连名字都没有的杂役或保母也在内。她立志让普通人的名字不被忽视,让他们的惨剧不被遗忘,陆续又写了“1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和“曾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文革受难者”。

走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想到身边这些建筑物里,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理工人才曾在此钻研学习,却在返国后被批斗至死,她几度悲从中来。

还原一幕幕历史场景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访谈。中共在1980年代发布文件,彻底否定文革,但实际上阻碍出版有关书籍,也不准报导受难者的遭遇,王友琴为文革受难者成立的纪念网站也被屏蔽。她为普通受难者立传的行动,似乎显得有些吃力和孤单,但并非特例。

苏联在斯大林专制统治之下曾造成大量死难者,有一小组人收集大约130万名受难者名单及生平资料,存入光碟中。这份光碟到了王友琴手中时,她首先看到一个数字“1345796”,立刻意识到这就是媒体报导的130万,“对人来说,就应该数到个位数。每一个被迫害死的人都应当严肃地记录下来。”

这个组织的发言人说,这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和记录史达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救。

其他如柬埔寨、以色列,都分别用不同的方式,为自己国家特定时期的受难者记名。

中共执政下的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等到这一天?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身也曾是红卫兵暴力下的受害者,王友琴认为,既然如此,文革没有不能讲的道理,但是现在大家好像都习惯了这种不能讲的情况。文革发动之初,掌权者曾许诺人民一个公平美好的未来,过程中采取过一些激烈的手段,譬如废止考试、暂停正规教育,甚至有人主张不要货币。

王友琴说,记录文革惨剧,不只是让这些人不被遗忘,还要警示后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义进行的群体性迫害”,更重要的是去思考“我们要什么样的社会”,因为不知道历史,无以计划未来。

责任编辑:肖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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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6 11: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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