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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 系列之二

习当局推“营改增”触及江土地财政遗祸

中国移动一直由江泽民家族在幕后掌控,近期利淡因素不断。中共财政部6月1日起将电讯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当中内地电讯一哥中移动料最受伤,加上4G牌照料本月发放,中移动优势削减,长远股票继续看跌。(余钢/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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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5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默迪报导)自2016年5月1日起,大陆开始全面实行“营改增”,即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四大行业正式纳入,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营改增”的实行,意味着在大陆实行66年的营业税正式退出、1994年之后的二元税制正式结束。

习当局的这个举动,真正触动的是江泽民掌权后遗留下的,中共各级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方式。江下台后,经济方面留下的一大祸害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是当今大陆房价飙升的直接原因。

分析认为,只有脱离这个体制,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在这个体制内的任何改革,都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

“营改增”的内容

所谓“营改增”,就是把现行征收营业税的行业和企业改为征收增值税。

“营改增”实行后,新纳入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大约1000万户,建筑业和房地产业适用11%税率,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适用6%税率。同时,二手房交易的税负将会降低。

照当局的说法,“营改增”目的是减少企业税负,预计今年将减税5,000亿元(人民币,下同)。

1994年中共分税制遗留的问题

江泽民掌权时的1994年,由于缺乏威信,江不得不开始实施所谓的财税体制改革,以达到对地方政府的部分控制。简单地说,就是将由地方诸侯掌握的税收,变成由中央掌握的税收分配制,以打破诸侯原先对地方百分百的财力控制权。

当时,中共把增值税设计为固定资产不允许抵扣的生产型增值税,并将之作为中央税。把营业税设计为针对服务业、建筑业销售收入征税,并将之作为地方税。增值税所得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分别是75%和25%;营业税所得全部归为地方。

大陆从今年5月1日正式全面施行“营改增”后,营业税改成增值税的同时,增值税将改变分成比例,中央和地方各自分成50%。

数据显示,1994年中共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共中央的财政收入比重逐年增加,而地方政府开始出现收支不平衡,而且差额逐年加大。

分税制改革前一年(1993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2%,到1994年年末的时候增加到55.7%,之后多年一直维持在52%的水平。而地方政府1993年的时候收入比支出多60亿,1994年出现收支不平衡,收支缺口(收入抵不上支出)高达1,726.6亿,2000年收支缺口为3,960.6亿,2005年为10,053.5亿,2010年为33,271.4亿。

地方政府缺钱,是其陷入土地财政怪圈的原因之一,再加上江泽民的“贪腐治国”策略,造成了大陆房地产行业的严重问题。

1994年分税制遗留的一个问题是重复征税。

重复征税机制

当时的所谓改革,在税制设计上保留了不少重复征税机制,如生产型增值税对投资的重复征税、营业税和增值税并行征收造成的重复征税、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业存在营业税的重复征税。

近20年来,中国的制造业主要以低端为主,在设计和营销方面不发达,缺少竞争力。而重复征税问题导致制造业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对于制造业来说,购买服务没有增值税发票,意味着其中所含的营业税不能抵税,也加重了制造业的税负。所以一些与营业税相关的产业和企业,就尽量减少外购服务。

所带来的后果是,现在大陆的科技产业,比如工业设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等,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企业由于税负太高,不愿意扩大经营活动。可以说,江泽民时代的那种税制是中国实体产业受到阻碍的因素之一。

另一个问题就是房地产价格不断大涨。

大陆房地产价格暴涨的根源

1994年的税收分配关系增强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也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工业和房地产的动力。同时,这又是这20多年来工业野蛮扩张、房地产价格暴涨等问题的重要根源。

数据显示,在2011年之前的13年间,中国地方债增加了36倍。在2008年时地方政府负债5万亿元,截至2013年6月底,达到17.89万亿元,但有体制内人士说,当时的实际规模就很可能超过30万亿元。

由于分税制导致的税收减少,从那时起中共地方政府陷入一个发展的怪圈。大陆房地产市场在江泽民掌权的上世纪90年代成形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还债更是成为一种基本的模式。同时,在中央与地方建立分税制以后,中央也同意将卖地收入归为地方政府,用以弥补地方上的财政资金不足。

在这样一种制度框架之下,地方政府通过举债,搞基建、扩张,使得资源全部向城市靠拢。在城市发展了之后,随着人流的增加,带动了当地的房价,又使得地方政府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土地还债。这种制度使地方政府卖地积极性空前提高。而当大量土地通过“招拍挂”为地方政府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以后,地方政府在政府性债务的扩张上就更加有恃无恐。

这些靠举债得到的、破坏环境的发展,又使得主政的地方官员能因为高速的GDP而被提拔。同时,官员在出让土地过程中,形成灰色、黑色利益链,又能从中中饱私囊。加上江泽民以允许贪腐换取支持的办法,这个模式渐渐成为中共官场过去几十年的通用规则。

中共官员一般只在一个地方主政数年,并不担心摊子烂掉,反正会有继任者接盘。

关于大陆房价的问题,《纽约时报》2012年曾经发表题为《中国房价高在哪里》的文章指,地方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高价出卖土地获利,推升了房价,仅2010年,大陆土地财政总收入就高达2.9万亿,超出预算113%。

以上海的腐败为例,据大陆维权律师郑恩宠撰文表示,从1994年5月1日开始收取土地转让金,2008年之前上海的土地出让收入没有列入财政收支范围,2008年开始列入时,官方承认2004至2007年超过1,500亿土地出让金被列入“小金库”。

另外,2007年落马的原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死党陈良宇就涉及重大土地腐败案件,并且与江泽民两个儿子密切相关。

财新网估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再次下降

习李这次推行的“营改增”,将触及地方政府的痛点:地方的财政收入会再次下降。而地方长久以来依赖的“土地财政”,又在习当局的强力制约下无法直接实行。

2015年全国收缴的1.9万亿营业税收入中,99%以上是归属地方的,如今这一块收入将改为增值税,成为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

财新网的评论认为,本次“营改增”后,名义上会减少地方政府约3,000亿元的收入,表明本次税改和1994年分税制一样,在结果上客观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比重。

这次调整后,也有分析认为,由于收入的减少,地方的事权也会被相应减少。客观上起到中央回收权力的效果。

“营改增”与习近平国家治理的概念

习近平掌权后,提出“国家治理”概念,在政治上除了反腐,并抓捕了大量江派官员之外,还不断从地方回收各种权力。

在经济上,习明确将财税体制定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外界认为,在“分税制”暂时不宜动的情况下,习近平早晚都要推动大规模的财税体制改革。换句话说,对地方权力的再次削弱,对中央权力的再次增强,将在政治和经济上并行。

这次由李克强主导推进“营改增”,被认为是经济收权的第一步。

香港《经济日报》引用财税专家的话称,这是推动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塑”。

也有海外媒体的评论认为,当局之所以推行财税改革,是要保证“中央政府应对危机的财力,包括用军事力量来威慑美国、日本和台湾的财力。”

各地“地王”频出  温家宝或一语中的

触及权贵利益集团的改革,习近平本人也承认是最难的。

2008年3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温家宝或一语中的。

在今年5月地方政府的收入“被减少”之前,大陆一线和重点二线城市的房价出现了暴涨。

今年年初几个月以来,大陆一线城市楼市火爆,成交量也一度暴增。易居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3月份大陆3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2,563万平方米,环比增长133.0%,同比增长82.9%。

今年3月深圳新建商品房(不包括保障房)价按年上涨62.5%,上海则升30.5%。

彭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六公布的数据计算,4月份新房销售额同比成长63.5%至7,937亿元人民币(1,220亿美元)。之前3月份同比跳涨71%。

高盛研究认为,4月中国主要城市房价环比增长1.1%(季调后),高于3月的增长速度。统计局监测的70个大中城市,有63个价格比上月增长,同比数据增长6.9%,3月份增长为5.5%。

分城市类型看,一线城市4月房价环比增长2.6%,3月为3.0%。令人震惊的是,一线城市同比房价涨幅高达28.3%,3月为26%。

当局对此紧急降温。在被多次敲打之后,地方政府在今年纷纷出台楼市的限购或者相应规定。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和南京、武汉等二线城市,于3月25日相继推出楼市新政,包括提高非本地户口家庭的购房要求、调整房贷首付比例,以及叫停首付贷等。

上海出台号称“最严楼市新政”的内容包括:二套普通房首付不低于五成,二套非普通首付不低于七成。

深圳则新规定,非深圳户籍人口购房之日前连续缴纳3年及以上个税和社保,限购一套住房;一套房且近2年无贷款记录的首付30%;二套房或2年内有贷款记录的最低40%。

但是,新规实行后,各地仍有“地王”频现。

5月18日上海外环诞生“地王”,一块住宅用地以54.5亿竞拍成交。此次竞拍不仅创造出天价,更刷新了上海有史以来最多的竞拍者纪录,高达37家大陆各地房地产商前来上海竞标。有评论认为,各个房地产商好似“绝望”般拿地。

5月22日,北京大兴区三宗经营性土地公开挂牌出让,成交金额达到35.22亿元,为5月份北京单日卖地最高。

5月23日,广州白云区沙太路梅花园宅地佳兆业地产,竞标得到的地块,剔除配建面积,楼面地价约2.4万元/平方米。同日,越秀地产旗下的广州城建开发南沙房地产有限公司,竞得海珠区一临江地块,剔除保障房后的楼面地价,达到3.5万元/平方米。

据《21世纪经济报导》报导,江苏省地税局和南京市地税局办公室官员表示,地方政府对推进房产税并不积极。一个原因就是,开征房产税显然对地方楼市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说,地方政府与房地产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在“地王”频现的时候,在背后偷笑的就是地方。

地方仍有推高土地价格的对策

近期的报导指,最近抢到“地王”的都是央企。保利3倍价格抢地上海,华润抢地北京,绿地、中海、华侨城等等纷纷表现积极。

有消息说,银行支持央企抄底楼市,甚至倒贴利息。也就是说银行给央企的贷款利率只有5%,而现在银行理财的收益率也差不多4~5%了,所以完全不赚钱。

由于央企借钱便宜,又不是自己的钱,都是银行的钱,所以花起来不心疼。甚至一些地方的国企,跟地方政府打包票了,未来将承担着推高地价的任务,所以一个一个的“地王”就此诞生。

凤凰财经的评论称,银行这么借钱给央企,第一不心疼,第二也不怕赔,银行的钱赔在了国企央企身上,领导是没有责任的,相反要是被中小企业贷款借走了没还,那么恐怕要追责了。所以银行宁愿把钱砸给央企买地。

至于央企国企们,他们用的钱便宜,成本也不高,而且拿下地王还可以推升房价,引发老百姓买房的恐慌感,这成了卖房子最好的宣传广告,最后央企们有地在手以后融资抵押就更加方便。

据数据统计,今年以来,包括北上广深以及南京、苏州、合肥等热点二线城市在内的共计20逾个重点城市土地市场持续高热,“三高”(高总价、高单价、高溢价)地块频出,达118宗之多,其中有51宗地溢价率在100%以上,最高达400%。

央企国企的钱是全民所有的,银行的钱更是所有储户的,用老百姓的资产和钱,推高中国的房价,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好戏。

分析:解体中共 中国经济才真正有出路

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说,任何在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无论原意如何好,最后都会受限、变形,甚至出现其他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

石久天说,解体中共,就能彻底地改变这一切。营造一个公平和法治的大环境,中国经济才真正有出路。只要中共还在,这一切都会如“水中捞月”——-做不到。#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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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7 10: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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