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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晴:文革红黑俱受毒害 后悔批父亲砸教授

“黑五类”反思文革披露身世 懵懂少年成党文化牺牲品

悉尼举办文革50周年反思研讨会,潘晴(右)在会上作了题为“文革中的‘黑五类’”的演讲。(骆亚/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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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6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悉尼人权活动家潘晴文革研讨会上,首度公开自己也曾批判牛棚中的父亲和向批斗会上的杨伯伯扔石头,并为此道歉。他深刻反思,不管你在那场运动中是黑五类还是红五类,你都是党文化的受毒害者和牺牲品。

一生为中共卖命 因家庭成分被划为“贱民”遭迫害

6月4日,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平台举办了纪念文革50周年研讨会,潘晴在会上作了题为“文革中的‘黑五类’”的演讲。他通过家庭的变故和自身成长经历,为反思文革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实例。

潘晴介绍说,大家知道的地富反坏右,这是老的“黑五类”,文革的时候又出来新的大帽子,叫作叛徒、内奸、公贼、特务、走资派,其实它远远不止这些“黑五类”,“公安六条”它明确规定是23种人,包括什么阶级异己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反动技术权威等等。他把符合“公安六条”标准的人,都归为一种叫“政治贱民”。

在中共统治的红色恐怖时期,潘晴这个名门望族的后人,被划定为“政治贱民”,饱受摧残。

文革那一年潘晴才11岁,他的父亲潘文澜当时在北京煤炭部工作,是煤矿工人报的总编。文革开始后,1967年煤炭部瘫痪,部长张霖之在办公室自杀,潘文澜因此被发配到江苏徐州,潘晴与家人跟随前往。

在历史上,徐州出了两个很有名的人物:刘邦和项羽。“楚汉之争”和“四面楚歌”都发生在徐州,作为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当地的民风非常强悍。徐州被卷入文革之中,武斗非常严重。

悉尼文革50周年研讨会.(骆亚/大纪元)
悉尼文革50周年研讨会.(骆亚/大纪元)

潘晴全家到了徐州后,接踵而来的是被抄家、批斗、关进牛棚。潘晴说:“我父亲被关进牛棚的理由很简单,被称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就是因为他是华侨资本家子女,我祖父是旅日华侨。第二条罪名叫反革命修正主义文人,就因为他是报社总编,另一条罪名是批倒批臭的当权派,最后还有一条叫里通外国的特务,因为他是海外华侨子弟,所以就是特务”。

潘晴的外祖父是范熙壬,字任卿,号耘勤(1878-1938),是北宋范仲淹的第32代裔孙,曾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参加了过“公车上书”,辛亥革命之后,在民初元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参与制宪,出任过非常国会主席。

中共夺取政权后,根据经济状况,对全国人口进行划分阶级成分。

潘晴的母亲因为被划定为“大官僚、大​​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家庭”的出身成分,在文革当中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政治帽子,一直关在那里。潘晴说:“她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她被彻底逼疯了。她的几个同事跳楼的跳楼、被打死的打死,全都被迫害死了。”

四十年代后期,潘晴的父亲在上海主编一份报纸,受当时的政治思潮影响,参与了中共的“白区”工作。潘晴说:“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他一生为党卖命。甚至当祖父在日本去世后,父亲左得都拒绝去日本领遗产,要跟资本家的家庭划清界线。但就这样,父亲因母亲的身份,还是在文革中被斗、被迫害非常严重,关了六年才出来。放出来时还年轻却已经是满头白发,并且肋骨被打断二根,两手臂也是粉碎性骨折,随后不久就去世了。”

年幼时遭毒打 中共暴政将恐惧植入心灵深处

潘晴的父母被关押后,他们弟兄三人开始了流浪生活,经常遭到泼粪,挨打是家常便饭。当时的徐州武斗非常厉害,各种武斗打人、抄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说:“67年的时候我12岁遭受过一次毒打。参与毒打就是那些以靠近党组织积极入党、入团的,在文革当中以非常极左面目出现的人。这些人拿着柳条棍专门武斗用打,并用高帮皮鞋一脚将我踹出去,当场就昏死过去了。到黎明天亮时,我朋友的弟弟来找我,就趴在我身上哭。”

经过这次迫害,潘晴的内心对这个暴政充满恐惧,他说:“这是无所不在的恐惧。通过杀人,通过镇反,通过不断历次政治运动,通过文革当中的各种斗争,就说它要把恐惧深植在每个人身上。那是切肤之痛。”

文革全民洗脑 每个人的心灵都被扭曲

自从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杀人,中国有头脑的、有智慧的或者有脊梁骨的几乎消灭殆尽。

潘晴说:“尽管我父亲是华侨资本家出身,母亲是全中华民国国会主席的女儿,没有用,他们的脑子也同样被共产党洗脑给同化了,更不要说年轻的一代人。”

他在这次研讨会上提到:“如果说施暴者只有红五类还不全面,我非常痛心向大家报告一件事实,就是在文革中心灵被扭曲、全面洗脑的是everyone(每一个人),一个都没逃掉,包括黑五类。”

“我是黑五类我被迫害的时候,我会仇视共产党吗?第一个你不会,第二个你不敢。我那个时候恨我父亲、恨我母亲,为什么恨?我为什么出生这样一个家庭,我为什么沦为政治贱民?”

潘晴说:“我自己在被批斗被迫害,但是我仇恨我的父母。文革当中那时候我父亲被关了六年,出来就死了。我无数次的发言批斗我父亲,为什么?每次批斗的时候我都要反省自己家庭出身,要批判自己阶级根源。”

他回忆说:“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遭受毒打的时候,在打人的身影当中,我看到了一个人我终生不会忘记,他是我同学的哥哥,我跟他很熟,他父亲当时是华东煤矿设计院的,当时也被打死了,他当时为了向党组织表忠表现的非常积极,下手比谁都狠。在文革当中,不要以为只有红五类才打人,那些黑五类为了表现他们要生存、他们要活下来,他们要表现出比其他人更革命。这是我想说明一点,我本人是深受这种党文化的影响。”

终生自责 向被批斗的杨伯伯扔了一块小石头

潘晴介绍,这些年自己内心藏着一个秘密,欠一个道歉,同时这也是他人生觉醒的开始。他母亲调到徐州后在华东煤矿设计院档案室工作,档案室的主任是留美回来的杨教授,他在文革当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潘晴的母亲的顶头上司,老爷子人很好。

文革最后一年,杨教授挂着大牌子站在桌子挨批斗,那时潘晴也在那围观,他不由自主的到路边捡了一块小石头,向杨教授扔过去了。潘晴说:“我居然拿小石头去砸他,偏偏就砸到了他脚,他突然间看我一眼,那一眼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我突然整个人傻掉了,我怎么也会拿……杨伯伯后来看我的那一眼我记到今天,从那以后我就陷入非常深刻的内疚自责。”

他说,不管黑五类、红五类,对我来讲,我对自己只有一个定义,我能够活过那个年代,就是幸运。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被打死的打死、被枪毙的,什么都有。我想说明,文革对中国人的人性摧残是全面的。

潘晴坦率的承认,自己启蒙很晚,“启蒙我的是牢狱犯,老反革命份子给我启蒙,也就是人类的良知、人类对社会的正确认知是需要传承的。当时那个时候,中共集权文化深入一切,深入每一个人的思想灵魂之下,对中国人全面的洗脑、全面的奴役,令全国处于癫狂的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说:“如果文革不得到非常深刻的、全面的反思和反省的话,这样的悲剧它会一再重演,因为中国人在思想上从来没有检视到在那样的罪恶制度下,我们每一个过来人,都多多少少负有对那一场社会灾难的责任,连我一个狗崽子饱受迫害的人我也砸过小石头,我也做过恶。”

他进一步剖析,“就那一个小石头代表什么呢?代表我在那个极权文化下,我被他们彻底的裹挟。尽管我的小石头的扔过去之后,反过来我被打的遍体鳞伤,我自己也不同情自己。今天我非常的难过,我想杨伯伯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上,今天我第一次讲这件事情,我作一个忏悔。”

最后潘晴表示:“我们经历了那场残酷运动,不管在那场运动中你扮演什么角色,你从思想上、你从灵魂上,都是那场极权主义专制文化的牺牲品,我向杨伯伯表示忏悔,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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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10 10: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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