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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梁波:我想有尊严,过得像个人

2013年11月6日,梁波手拿衣服,昂首走出北京女子监狱的大门。(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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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6月27日讯】按:2013年11月6日,北京女子监狱门口,一条普通马路被强行拉上了警戒线,十几名警察严阵以待,气氛非常紧张。

上午10点半左右,大学教师梁波走出了北京女子监狱,这一天是她刑满释放的日子。

梁波拿着衣物,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世界需要真、善、忍”。

梁波拿着衣物,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世界需要真、善、忍”。(大纪元)

面对高喊口号的梁波,狱方的警察们始终处于“紧急状态”。

2013年11月6日,面对高喊口号走出女监的梁波,狱方的警察们始终处于“紧急状态”。(大纪元)
2013年11月6日,面对高喊口号走出女监的梁波,狱方的警察们始终处于“紧急状态”。(大纪元)

被囚禁三年的梁波终于与丈夫薛孟春团聚,为了这一天,她的丈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13年11月6日,梁波走出北京女子监狱,隔着因她拉起的警戒线与丈夫拥抱。(大纪元)

此文根据2014年5月对梁波的采访整理而成。

* * *

“人的灵魂都丢失了”

我是文革时期出生的,1968年出生在一个黑五类家庭,我们家从我的父母那一辈到我这一辈都是黑五类子女。

我爷爷是“反动官僚”,被斗得很厉害,最后老是喝酒,郁郁而终吧。我姥爷是“反革命”,1951年镇反的时候被枪毙了,当时我妈、我姨、我两个舅舅一共是兄妹四人,我最小的舅舅是遗腹子,没有见过我姥爷。但是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包括我姥姥,就一直被要求要站立场,要跟我姥爷划清界限,在关系上和思想上要坚决决裂。

这种决裂都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写任何一个思想汇报啊,决心书啊,保证书啊,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表示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与反革命丈夫划清界限,没有这句话是过不了关的。所以到后来,他思想中已经形成自动的机制了,你不让他写这种字句都不行。不划清界限,带来的后果让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他在思想里、感情里、还留存着一丝对亲人的感情,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思想:我怎么能这么想呢?自己思想里的念头他们都觉得不安全。

从我姥爷去世到现在,六十多年了,我从没有听见家里人主动谈起我姥爷,没有,从来都没有。有一次我跟我妈聊起这事儿,我妈也觉得特别悲哀。我妈那时都六十多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叫什么名字!知道爸爸姓徐,是因为自己姓徐,跟爸爸一个姓啊,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活了六十多岁了我妈都不知道她自己父亲的名字!

在我妈妈的记忆中,她从来都没有称呼过“爸爸”。因为她从记事,就没有爸爸的印象,爸爸长什么样?不知道,家里也没有一张他的照片,没有,“爸爸”这个称谓,对她来说太陌生了。

我让我妈打长途电话,问我大舅,因为我姥爷去世的时候,大舅是十四五岁,他还是过了一段锦衣玉食的公子哥生活,他应该是有记忆的。电话打过去,大舅第一句话就是,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妈说是我(梁波)问,大舅说那她想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活动吗?文革时高音喇叭的声音,小了几号,就是这样的口气。最后,确认我妈也想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大舅说,那不就是叫徐某某吗?以一种非常不屑的口气,他就把我姥爷的名字说出来了。

大舅这辈子承受因我姥爷而来的磨难,一定是很多吧,他对我姥爷的那种仇恨是非常深的,他觉得他过得这么不好,就是因为我姥爷。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仇恨就变成了一种淡漠,非常淡漠:这个人不值得一提,哪怕他给了我生命,甚至是给了我一段别人都很羡慕的生活,那也不行,他妨碍了我的一生。那时候,派出所经常上家里,这事儿那事儿,老是骚扰,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到我姥爷身上,是他带来的,他给这些孩子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让孩子们连个好前途都没有,遭那么大的罪,所以谁都不提起他。

我姥姥呢,我感觉我姥姥和我姥爷之间的感情应该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姥姥偶尔会提起,她谈起她后来怎么怎么苦的时候,就会跟以前做对比。这个时候,你就会推测一下,噢,她那个时候,日子过得好的时候呢,不光物质方面非常富足啊,而且在感情方面,我觉得我姥爷可能是非常宠爱她的。我姥姥有一次跟我说,我姥爷是怎么怎么样一个人……哎呦,特别有文化呀,很儒雅呀,对她特别特别好,那种女人受宠的那种感觉。对,她和我提起过,只有一次。可能跟孩子们都没有说过。后来我跟我妈谈起这事,我说,看,没和你们说过吧,姥姥说我姥爷对她多么好多么好,我妈就特别惊讶,我妈说,是吗?你姥姥这么跟你说吗?

我姥姥八十多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她可能快不行了,就问她,你想以后我们把你送回去、跟我爸埋在一起吗?我姥姥非常坚决:不行,我是个革命的老工人,他是反革命!

我姥爷去世的时候,我妈只有七岁。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得到的教育就是:为了在险恶的环境下能够活下去,你就要跟你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因为他是反革命,而且你要表现得很积极。你要能够在人前伪装自己,站到革命群众这一边,决裂。

在我看来,这种为了自保的决裂毫无人性。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迫害深重,还不是表现在怎么穷困、怎么卑微,而是这个迫害造成的人性扭曲与人性泯灭,这是最可怕的。我姥爷也是这个家庭的受害者啊,他们却把悲剧的原因全部归结在我姥爷身上。相反,对于共产党,真正给他们造成灾难的这个罪魁祸首,他们替它开脱:它也没办法呀,枪杆子里出政权啊,要是我,也得这么镇压呀,我也不能让你们这些黑五类子女起来再反对我呀,这是血仇啊……真是是非善恶不分,人的灵魂都丢失了,没有灵魂。

即使决裂,我父母、我、我的兄弟姐妹,在这场运动当中呢,扮演的还是一种被侮辱、被损害、被欺凌的角色。

我妈小时候,没有入过共青团,政审不够,她怎么申请也不要她,这个问题影响了她一生,她感到自己低人一等,非常悲观、自卑,不愿意交朋友,怕被人家瞧不起。上班后,虽然她在单位能力很强,但仍要积极入党才有出路。你思想不进步,这个社会不容纳你,你被人群排斥,没有地位,没有尊严,过得很不痛快,很不舒服。党组织排斥她:你想入,不要你,因为你不是我们革命群众这一伙儿的!我妈为这个苦恼。七八年以后,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第一件事儿,就是我妈又递了一份申请书:现在形势好了,我有这个资格了,可以入党了。党组织接纳她以后,她就特别兴奋、特别高兴,觉得终于成了这个党组织的自己人了!以后就不会挨整了!就包括我上大学她都说,哎,你看,这要不是党的政策好,你说你能上大学吗?可是我认为,要不是共产党的迫害,我们家,不光是我啊,所有的孩子可能都能上大学!

我没有见我姥爷和爷爷,但我出生以后,就在他们给我父母留下的阴影中成长,那种生活又挣扎又绝望,又抱有一线希望。我父母都是非常坚强的人,但是这个坚强呢,除了对痛苦的承受,还有不甘心,会经常有抱怨。因为承受得太痛苦,超出了他们的极限,他们也会想着发泄,这种发泄就在我们孩子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他们非常盼望将来我们能够生活得跟他们不一样,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能够比他们过得更好,有尊严有幸福,过得像一个人。

“我很想知道答案”

我稍微大一点,中国发生了变化,家庭出身不很重要了,父母对我们的教育呢,就是那种功利性的教育,对于追求名利就强调得比较多,向钱看,有钱就有一切啊,那时大家都开始追求这些了。我也非常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及父母的生活,我是长女,对父母有一种责任,我有义务让他们过得更好,所以我就在非常扭曲的环境中,在扭曲的期待下,以扭曲的愿望成长起来。

上高中时,大家的目标都是考大学,这是一个能上升的社会通道。因为上大学以后,人会实现一个理想吧,可能会有一个好工作,好工作就意味著名利双收;然后呢,将来可能会找一个相匹配的配偶,组成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然后呢,你生了孩子以后呢,会因为你这样一个父母,有能力,你会给他们安排一个很好的生活,就是这样啊,子子孙孙啊,无穷匮也。我觉得那时大家设想的生活大概都是这样。

我从小可以说还是比较优秀的,学习成绩非常好。我学习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想实现自己的价值,能改变父母的生活;另一方面,我生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这么多,吃了这么多的苦,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想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生活得这么痛苦?我很想知道答案。

我考到了北京工商大学。上了大学以后接触到西方的思潮,看得比较多的就是宗教方面的,冥冥中觉得,要能够解答我这样一个人生之谜呢,可能要从这方面来寻找,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四书五经,佛教的,基督教等,都很喜欢看。周六周日的时候,我就跑到西四的缸瓦市教堂,有那种青年教会,唱圣歌啊,弹钢琴啊,手风琴啊,我非常喜欢那种宗教气氛,觉得很神圣。那时候我跟我先生一起,默默地在那儿看着,心里就会升起很神圣的感觉,觉得很好,觉得人生好像在净化一样。到那些寺庙等地方,我心里头也会有这种感觉。

但当我一离开那个环境,一放下那个经书,回到现实中,就发现它跟我的生活是脱节的,它不能指导我的现实生活。释迦牟尼那时候是避世修行,自己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后来都到寺庙里去了,基督教也是有修道院那样一个地方,也就是说,环境清净才会使心里清净。我觉得在现代这样一个社会,我是不可能出家的,也不可能进修道院。

于是我感觉在宗教里面是比较绝望的,我在里面找不到答案。这个社会越来越功利,越来越利益化,人与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同学之间啊,老师之间啊,亲人之间啊,到底该怎样去相处?很无能为力的。我一直不停地寻找,但是找不到答案。

大学毕业以后,我跟我先生到了河北的一小城市,工作、结婚。开始以为上了大学,前程似锦,生活展开笑脸呀。但这种工作和个人生活,似乎延续了我童年时代的那种痛苦,我更加绝望了。当时的工作是在一个权力部门——税务局。在这种机关工作,每天就是假大空那一套,假话、空话、套话啊,在虚伪当中生活,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基本上要靠双重人格,但那种虚伪、势利、溜须拍马呀,我是非常不适应的。记得一次,税务局来了客户,我就站起来给这个客户端了把椅子,客户走了以后,同事就有点责备我,觉得我不应该给他端椅子,应该把我们这种架子端起来。我觉得做这种工作,人会堕落的,因为你必须要坏,要丧失你那些良好的品质,越坏越好。所以我挺痛苦的,非常空虚。一到大检查,纳税户就请吃饭,吃完饭以后就唱歌,跳舞,玩儿。玩儿的时候呢,也觉得还行,觉得很多东西都忘了,在那儿尽情享乐吧。但是每次一回到家,把门一关,靠在门上,自己不由自主地就哭了。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我不喜欢这样生活,但我又不知道该怎样生活,当我真正面对自己的良知,即使这种人上人的生活,也让我感到自己没有尊严,活得不像一个人!

“那时我从来都没想到……”

为了改变生活环境,1995年我考取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同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如果不是修炼大法,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知道我自己、我的祖辈、父辈生活为什么这么痛苦,不知道怎样才能从这痛苦中解脱出来,怎样使自己的人生具有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得法后,我时时以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我想我有这么高的理想,我一定是社会需要的人,至少在社会上应该处于一个不被歧视的地位,能够有尊严有幸福,过得像一个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

那时我从来都没想到,我会因为追求理想的精神境界,在这个社会,又处于那种被歧视被侮辱的境况,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梁波与丈夫薛孟春团聚在美国。(大纪元)

编后:

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被政府镇压后,像无数的法轮功学员一样,梁波被长期监控,多次被关押拘禁,后被判刑,被迫离开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中国,当法轮功学员被判刑,成为中共的“敌人”,有的家属因为不堪忍受被牵连的迫害,很多选择了与配偶离异,迫害造成的妻离子散比比皆是。

值得庆幸的是,梁波的丈夫薛孟春并没有与她“决裂”,而是勇敢地站了出来,他放下了自己的工作,为了保护妻子的权利,他承受了方方面面的压力,涉入了法律维权的领域,后来竟由此成为一名维权活动家。梁波在狱中拒绝认罪,坚持修炼,为此遭受过种种虐待。

当问及薛孟春是否也希望梁波认罪,从而避免惩戒时,薛孟春说:“尽管我不修炼,但我还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她,因为从人格上,我希望她是一个坚守者,而不是一个摇摆者。”

附:梁波被迫害的经历

1999年9月,梁波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她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取消了班主任资格,随后被禁止讲课,不许晋升职称,不安排工作,校方经常派人以“谈话”、“做思想工作”为由骚扰,派保安24小时贴身跟踪监控。有一次,一保安居然在大白天,趴在窗户上向屋内窥视。

2003年,梁波被海南国安绑架后失踪多日,家人忧心如焚,多次向学校询问,校方明知内情却拒不告知家属。在被关押期间,梁波发现怀孕,校医院、街道等一干人马轮番上阵,软硬兼施要求已怀孕四个多月的梁波引产,被本人和家属严词拒绝方才作罢。

2004年8月开始,民族大学停发了梁波的工资,取消她的一切福利待遇,但梁波没有收到校方关于开除的正式文件。

2009年3月,中央民族大学强行收回梁波的住房。

2009年5月18日,梁波到学院查看校方声称将自己开除的正式文件,几分钟后,万寿寺派出所派三名警察在校园内将她绑架,送到海淀看守所。梁波在派出所和看守所绝食14天,其间遭到每天两次的强制插管灌食,三次被送到999急救中心抢救,后生命垂危,才允许家人将她接回。

2010年5月,梁波被警察再次绑架,在北京海淀看守所,遭受了狱警犯人的非人折磨,导致胸腔软骨断裂出血,多次休克,一度失去行走能力。

2010年9月,梁波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所谓的“公开庭审”中,其母亲和丈夫都被驱逐出法庭。

2011年1月17日,梁波被下监到位于大兴区的北京女子监狱,家里留下了两个的儿子,一个五岁,一个九岁。在四分监区,梁波始终都被单独监控关押,期间遭受包夹狱警的侮辱虐待。

2013年11月6日,梁波高喊“法轮大法好”、“信仰无罪”等口号走出北京女子监狱。

2014年5月6日,梁波与两个孩子及母亲来到海外,现与丈夫薛孟春团聚在美国。

梁波带着两个孩子与丈夫薛孟春在美国团聚。(大纪元)

整理:佟秀    责任编辑:苏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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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30 10: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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