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e logo: www.epochtimes.com

东北大衰退 江泽民国企改革遗祸 (完整版)

原中石油集团公司董事长蒋洁敏2013年落马,案情令中石油专案组的人非常震惊。(AFP/Getty Images)

人气: 25964
【字号】    
   标签: tags:

【大纪元2016年06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唐青报导)东北大衰退已成为当局“揪心”的问题,肇因于国企的腐败和衰落。十多年前千万工人失业,下岗潮席卷东北,那是东北转死为生的一次机会,但改革不彻底,很多大型国企遗留下来,今天再度祸起萧墙。

一谈到国企改革,大家都想到朱镕基90年代末大手笔的“下岗潮”。但是从1999年开始,朱镕基的经济大权就被江泽民架空。江亲自主导国企改革,改变朱镕基的既定政策。此后的国有企业,一路膨胀成为垄断企业,成为江泽民集团和腐败分子掠夺百姓和敛财的国家机器——这在周永康、蒋洁敏等腐败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本文分两部分披露其中的黑幕。

一、东北大衰退 国企腐败成千夫所指

说起东北的衰退,必须从它的历史和辉煌讲起。

东北曾经是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两百年的“禁关令”管制,极大地保护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倒逼了之后的“闯关东”移民潮。苏联和日本的入侵,带来了灾难也带来了东北的建设和发展。上世纪30年代东北开始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东北亚最先进的工业基地之一。1940年代被日本占领时期,是东北经济最辉煌的时期。1945年,东北工业总产值超过日本,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四。

东北三省曾经是“经济骄子”

中共夺取政权主要依靠东北,建政后东北成了中共计划经济的“宠儿”,大量资源涌入。1950年代苏联援建156项工程,50多项落在东北。长春第一汽车厂、沈阳第一工具机厂、本溪钢铁公司、沈阳飞机制造厂⋯⋯一个个大型国企打着苏联模式的烙印。之后,采掘业兴起,辽源煤矿、抚顺煤矿、大庆油田等国企相继建立。中共还令10万军人转业至“北大荒”,人民的汗水使它变为“北大仓”,年产600亿公斤粮食。

东北的粮食、钢铁、木材、煤炭、电力源源不断地输往南方,东北三省成了“经济骄子”。但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到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在东欧、苏联崩溃,而中共大量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下岗潮席卷了整个东北。

那时候东北面临着矿产资源枯竭、工业结构失衡、企业步履艰难、效益严重下滑、接续产业匮乏等多重问题,被称之为“东北现象”。

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是90年代东北最困难时期的见证者。

“那时候整个东北都是灰调调的,天是灰色的,人的脸色是灰色的,衣服是灰色的,整个城市也是灰色的,记忆也是灰色的。”梁启东接受《棱镜》采访说,“那时候不是倒闭了多少企业,而是几乎都倒闭了。”

企业倒闭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工人“下岗”失业、职工长期待业。以抚顺为例,到2002年19.5万名集体职工中有14.3万人离岗。

拖欠工资方面更是家常便饭,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内展示的《2001年铁西国有及集体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典型案例》图表中,沈阳变速机器厂和沈阳铸造厂,拖欠在职职工工资月数分别达到惊人的90个月和61个月。

看看十年前大陆媒体报导的下岗职工辛酸泪:“贫困潦倒,套用句歌词——‘饥寒交迫’。为什么?套用歌词,说‘饥’,再好一点的青菜我都不敢买,我爱人收入也就将近500,我靠老婆过日子,我只能挣点零工钱。这零工市场到现在就一个来雇的,扛面的。就你这收入,你敢吃啥?肉都不敢考虑,说心里话,不怕你笑话,俺家两三个月没买肉,今天买了,明天你过啥。第二个‘寒’,我家我爱人有工作,不享受低保,你就得自己交暖气费,我交不起。”

2002年10月8日辽宁的失业工人在路边等着雇主雇他干零工。 (FREDERIC J. BROWN/AFP/Getty Images)
2002年10月8日辽宁的失业工人在路边等着雇主雇他干零工。 (FREDERIC J. BROWN/AFP/Getty Images)

2003年10月,中共国务院出台所谓“振兴东北”的纲领性文件。大量的资金投入又使东北经济暂时复活。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速达12.7%,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7%。

但2013年开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后五位,仿佛一夜之间又进入了寒冬。

2014年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出现集体“断崖式”下滑。2015年,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的GDP增速分别是6.5%、5.7%、3%,在全国省区市中排名倒数。2016年第一季各省GDP公布,东北三省仍旧敬陪末座,辽宁还出现负增长,排在最后一名。

2011年8月29日中石油在大连的炼油厂。(STR/AFP/Getty Images)
2011年8月29日中石油在大连的炼油厂。(STR/AFP/Getty Images)

东北困境在全球关注下曝光

2016年3月6日,黑龙江省长陆昊在北京两会上的一句话引起了一场风波,把东北经济困境曝光在全球媒体前。陆昊公开表示,“龙煤井下职工八万人,到现在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

黑龙江双鸭山上万名龙煤矿工随后走上街头示威,抗议龙煤集团拖欠了好几个月薪水,导致生活困难。

一周后,陆昊亲自出面“灭火”,公开认错。龙煤集团发声明承认拖欠工资,而大陆媒体称省长不知情,“被企业骗了”。

龙煤集团是黑龙江省省属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册职工约25万人。双鸭山是龙煤集团四大煤城之一,也是中国十大煤矿城市之一。

一名54岁的尖山区居民对《南华早报》说:“如果煤矿和钢铁行业崩溃,双鸭山就活不下去了。这里没有别的工业基础。”

她说:“年轻人都到别的地方工作了,没人想待在这儿。采矿已经没有希望了。”

她还说,双鸭山150万人中,超过一半是在煤矿或者相关的国企工作的。

双鸭山的困境反映了东北许多大城市的现状,它们大多以单一行业甚至单一企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如黑龙江的鹤岗、七台河、佳木斯以及辽宁的阜新,都是因煤而兴。再如黑龙江大庆、吉林松原的石油,辽宁鞍山、抚顺、本溪的钢铁,黑龙江伊春的木材。这些资源一枯竭或者价格大跌,企业一蹶不振,当地经济也完蛋。

3月9日起,黑龙江双鸭山矿业集团上万名矿工连续四天上街游行堵铁路,当地政府调动上千警力镇压。(网络图片)
3月9日起,黑龙江双鸭山矿业集团上万名矿工连续四天上街游行堵铁路,当地政府调动上千警力镇压。(网络图片)

而辽宁省政府旗下的东北特钢集团最近还打破了“刚性兑付”的神话。东北特钢在3月28日至5月5日短短39天之内,发生4起违约事件,负债近388亿元人民币,被债权持有人要求不进行债转股、不恶意逃废债。公司上任不足一年的原董事长杨华3月24日在其居所上吊死亡,有关部门还在对此事进行调查。目前尚无偿债方案公布。

国企违约让市场信心大跌。

东北经济被国企吸干

大陆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陈兴杰说:“东北衰落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经济被国企吸干了。”

这篇名为“东北衰败宣告了国企城市的破产”的文章被广泛转载,文章说,东北是全球苏联式经济的最佳典范。苏联计划经济已经垮台了,东北国企还在苟延残喘。上世纪90年代国企大改革,大量中小国企被卖掉,百万工人下岗。那曾是东北转死为生的一次机会。惜乎改革竟未彻底,很多大型国企遗留下来。2003年“振兴东北”战略出炉,大量政府投资救活了东北国企,地方政府重新变得强势。这时期国企改革的方向也出现错误,从90年代的“卖国企、甩包袱”变成了“战略重组、做大做强”,东北经济重新回到国企煊赫的时代。

东北几十年来形成的国营企业体制和经济运行模式根深柢固。产品和资源长期地通过行政手段来平价调运,产业结构单一,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一系列困难。

文章质问,“东北号称苏式经济的最佳典范,修修补补下去,能有什么出路呢?国企一日不死,东北永无翻身之时”。

擅长研究东北经济的评论人王思想也指,导致东北衰败的原因之一便是依赖国企。2015年,论国有经济占比,辽宁超过30%,吉林超过40%,黑龙江超过50%,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样的经济结构下,东北不衰败,天理难容”。

国企掠夺成千夫所指

东北衰败肇因于国企衰败,但国企衰败却被一些专家认为是中国经济之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企掠夺百姓财富的行为实在是千夫所指。

每经智库专家蔡慎坤撰文说,从国有企业性质来看,是全民所有,国企利润应该全部上缴,用到每个公民身上,但国企基本上把全民股东甩在了一边。所谓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通讯公司、全球最大的石化企业,对于全体出资人——老百姓来说,除了垄断形成的涨价风潮以及被掠夺之外,几乎没有给百姓任何回报。

以石油天燃气为例,它们由几家大型国有企业垄断,这几家企业动辄投资数百亿上千亿,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如果不是因为周永康、蒋洁敏等高官纷纷落马,这些惊人的贪腐黑幕外界根本无法知道。而为贪腐买单的是老百姓,即使是国际油价跌至历史低位,国内油价仍然比美国高出一半以上。

再以电价为例,早几年煤炭价格上涨,几大电力公司和电网联手向发改委施压,结果是电价涨上去了。前年以来煤炭价格大幅度下跌,但电力企业却装聋卖傻不降电费,让老百姓持续为高电价买单。

再以电信业为例,十多年前福建的陈氏兄弟引入IP电话,为老百姓提供价格低廉的国际电话服务,结果因为抢走国企的生意,陈氏兄弟被抄家没收财产,被关进了监狱。而这样的故事背后,就是中国老百姓不得不承受远高于美国、香港这些地方的电信资费。

国企最近疯狂推高地价,也成众矢之的。大陆学者王思想认为,它们疯狂抢地源于“不差钱”,央企的钱,其实就是银行的钱。银行机构、地方政府、央企国企三者间达成默契,利用银行廉价资金推高地价,从中谋取暴利。中国的消费者只能忍受惊人的高房价。

总之,不管国企赚钱亏损,真正捞取大量好处的只是少数一些高管和他们的权贵关系户,十亿老百姓却要承受围企无穷无尽的涨价负担。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国企被认为是中共的执政基础,它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发展为垄断企业,成为中共掠夺老百姓和敛财的国家机器,民愤极大”。

官僚主义毁了东北

2016年4月网上流传一篇《官僚主义如何毁了东北经济》的文章。文章列举了五个方面,被网友赞为深度好文:

一、假大空糊弄上级,打着民生的旗号搞各种政绩工程
二、官商勾结,疯狂抓权,各大领域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三、懒政惰政,吃拿卡要,腐败之风盛行东三省
四、关系之风盛行,官员与民争利,企事业单位“逆淘汰”之风盛行,有才能的人开始远离东北
五、官僚水平低下,却视人民群众利益如草芥,官商勾结,官黑勾结层出不穷

关于造假,新华网2015年12月10日首次曝光,东北三省的地方官员承认多年来一直在造假经济数据。

据报导,吉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振起说,倘若依照各地汇报的产业成长性计算,东北一些县域经济规模都超过香港了。

“如果不是当初吹得高,现在也不会掉这么厉害。”一些基层官员反映部分经济数据造假严重,不仅GDP增速、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等数据“大水漫灌”,甚至连棚户区改造、城乡居民收入等数据也被篡改。

腐败的官僚主义环境让东北民企难以生存,人才大量外流。

在2014年8月的一次政府会议上,李克强讲到:“我最近看到一份材料,东北某地级市一个重点民生工程项目,8个月时间盖了133个公章,原定开工日期早过去了,还有12个公章没盖完。”“这足以说明,一些政府部门束缚企业的条条框框有多严重。”

《财经》杂志曾报导,落马的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发现,辽宁这个工业大省的部分部门、官员在招商引资之后,动辄“关门打狗”——以各种理由对民营企业进行罚款,导致许多民企不得不离开。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2014年撰文说,买官卖官和腐败贪婪是黑龙江省吸引投资最大的拦路虎。不清除那些买官卖官晋升的贪官,不清除横行地方的“恶霸”,黑龙江省的投资环境就无法改善。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

“几年前,一位南方的青年民营企业家不顾亲朋好友的极力劝阻,只身一人前往黑龙江省,想要亲自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在当地朋友的引荐下,青年企业家见到了地方政府官员。青年企业家献上了一幅价值8万元的名画。官员接过名画后,对青年企业家说‘我喜欢XXX画。你为什么不带那幅画来?’青年企业家知道那幅画的价格约50万元。晚上,青年企业家宴请地方政府官员。结账时,饭店服务员拿来的账单惊呆了青年企业家。青年企业家问‘今晚我的账单为什么这么多?’服务员回答‘领导说他们以前赊账的账单,今天一起结账。’青年企业家迅速逃离黑龙江省。”

人口因素也制约东北的发展。东北三省是全国人口流出比重最多的地区之一,每年净流出人口大约180万,新鲜血液的输入则几乎没有。

东北国企占主导,政府力量强大,还导致一个恶果:计划生育贯彻得最彻底。所以东北是全国生育率最低的地区,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特征尤其明显。

东北三省也是中国人权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从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法轮功明慧网能够收集到的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黑龙江省524人,辽宁省477人,吉林省449人,居全国之首。三省就占全国31个省区总数的36%!

二、江泽民架空朱镕基 国企改革遗祸至今

朱镕基上世纪90年代末那次改革为什么不彻底?大陆学者和媒体语焉不详,不敢再说了。这要从朱镕基和江泽民的矛盾说起。

朱镕基恶斗江泽民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的权力极速膨胀,既掌军权,又是“党核心”,唯一不能插手的是“经济沙皇”朱镕基手上的经济决策权,这是江无法容忍的。

1998年3月朱镕基当上国务院总理,开始全面推行国企改革、“三年脱困”等计划。所谓的国企“三年脱困”如期完成,但据中共劳动人事部门的统计,1998年、1999年、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在600万左右,引起不少反对声浪。

1999年上半年,江泽民开始系统地插手经济,先是金融、农业、扶贫,然后是国企改革、加入世贸等等。

1999年4月朱镕基访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事未获美方支持,一个月后更发生美国战机炸毁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江泽民就以此为借口,削夺朱的权力。

1999年4月25日,朱镕基接见到中南海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代表,双方圆满达成协议。朱镕基的开明让国际社会赞誉,江泽民却恨得咬牙切齿。据《江泽民其人》描述,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上,朱镕基对江处理法轮功问题表达了不同意见。江一下子站起来,指着朱镕基的鼻子喊道:“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

朱和江的矛盾还不止于此。1999年4月,朱镕基以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猖獗,影响国家税收、破坏经济秩序为由,成立专案组调查,不久揭发出远华案。赖昌星得到公安部高层通风报讯,全家及时逃往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赖昌星在加国披露,他得到江泽民秘书贾廷安及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等支持,才能走私大量石油、私家车等战略物资。

江泽民猛力阻挠朱镕基。一方面阻挠引渡赖昌星,一方面以受贿罪拘捕朱镕基亲信、中信集团董事长朱小华。那次围绕赖昌星的江朱斗,最后以江得势告终。不仅赖昌星没被引渡回大陆,江的六名亲信,包括贾庆林,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中顺利晋身为政治局常委,而朱镕基黯然退下,朱小华被判监15年。

APH2000031507593
朱镕基曾发誓改革和反腐,可惜都给江泽民搅黄了。摄于2000年5月16日(STEPHEN SHAVER/AFP/Getty Images)

江泽民接管国企改革内幕

宗海仁所着的《第四代》一书披露了江泽民全面插手经济领域、架空朱镕基的细节。1998年底,有人开始向江泽民告状,说朱镕基国企改革方案得罪的地方和部门太多,是“只救好不救坏,只管大不管小”。

江泽民在199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1998年扭亏解困第一年,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形势并不乐观。亏损面由1997年的39.1%上升到1998年的43%。”

随后,江找朱谈了一次话,名义上是“1999年你全力以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管住金融,国有企业改革我可以和邦国(时任副总理的吴邦国)一起抓。”于是,从1999年4月到8月,江泽民先后在成都、西安、武汉、大连主持召开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系列座谈会,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名,并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专门作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决定。结果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朱只有建议权,无最终拍板权。

决定国企改革方向的关键一年是1999年。在人民网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99年》中,一整年没有朱镕基的名字出现。相反,它记载了4月17日—23日,江泽民在四川对国企改革与发展进行调研并讲话。8月11日—12日,江泽民在大连主持召开东北和华北八省区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讲话称“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占支配地位”。9月19日—22日,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会议确定了“从1999起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这次决议就是按照江泽民几次座谈会定调的。11月15日—1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江泽民在会上又发表讲话重复自己的定调。

《第四代》一书中说,“这个本来由朱镕基亲自决策、组织实施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被江泽民全面接管过去,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并在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对江泽民主持的这个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朱镕基基本上被排斥在一边,江要朱就方案提意见,朱只批示“已阅”,未提具体意见。

“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是预料中的:迄今为止,中国相当一部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仍在死亡线上徘徊,产权不清晰,事权划分不清,职工利益不能保证,社会福利制度明显脱节。”

江、朱国企改革思路南辕北辙

从朱镕基、江泽民的相关谈话中,也可以分析出二人对国企改革的思路大相径庭。

朱镕基曾多次在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介绍浙江的经验,称“浙江是国有企业比重最低的省份,浙江的经验值得考虑”。他说,“浙江在改革开放以来走了很独特的道路,国有企业只占10%,比重很小⋯⋯但经济持续发展,老百姓生活显着改善。有的地方国有企业占70%—80%,搞得轰轰烈烈,但老百姓生活没有改善,直至穷困。浙江这个经验值得考虑。国有企业比重不高,但没有影响政府领导地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什么不好?”

凤凰网2013年7月刊登了一篇文章:《为何600万下岗职工里部分人对朱镕基有怨言》。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朱镕基对国企改革的思路以及如何看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要创造条件,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不能再由政府各部门用行政干预来代替企业作生产经营决策。”

“我们提出政府机构减员50%不是没有根据,政府不直接管企业了,管理机制、工作方法都要从根本上改变,人就可以减下来。”

而江泽民在1999年多次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占支配地位。”

“要进一步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它们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

“在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中,党委负责人和职工代表可按照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还可按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董事长、监事会负责人和总经理可按党章和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由一人兼任。通过这些措施,形成公司对重大问题的统一决策机制。”

从上面看,江泽民与朱镕基的思路完全不同,江是从政治的角度谈经济,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谈发展,从中共领导的角度谈管理。而朱则是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市场经济规律、国有企业内在变化的角度看待改革。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江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对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由此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思路直接导致了今天国有企业垄断、腐败的局面。从江接手以后,国有企业一路膨胀成为垄断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很少被提起。那时候下岗潮席卷东北,国企本来有机会转型,那是东北转死为生的一次机会,可惜改革不彻底,很多大型国企遗留下来,今天成了巨大的包袱。

第二个问题是,江泽民由此可以随意“按照党章”指定国企的头,包括他的亲信、他的儿子都可以捞利益。照朱镕基的市场化思路,官二代们都捞不到钱了。

江泽民打国企改革旗号 怀贪腐私心

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简称:上联)而开始他的“电信王国”生涯。表面上“上联”是国企,但实际等于江绵恒的私产。

江绵恒以上联为个人事业的旗舰,坐镇上海。由于他是江泽民的儿子,所以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做生意包赚不赔,海外华裔和西方商人包括雅虎掌门人杨致远等纷纷上门拜访或投靠,几年时间江绵恒已建立起他的庞大的电信王国,2001年上联和上联控股的公司已有十余家,如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业务相当广泛,如电缆、电子出版、光碟生产、电子商务的全宽带网络等。

在没有“中国网通”之前,江绵恒是“网通”老板,他扬言说要吞并“北方电信”,其实他没有能力收购“北方电信”。江泽民在2001年亲自下令中国电信必须一分为二,分为“北方电信”和“南方电信”,把“北方电信”十个省固定资产白白送给“网通”。

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丑闻,2000年9月,江绵恒和台商王永庆的儿子宣布合作搞宏力微电子公司,总投资六十四亿美元,号称合资。但据王文洋透露,实际上他一分钱没出,全是江绵恒从银行弄出来的钱。所以有人说“银行的钱就是江绵恒的钱”。

江绵恒倒腾国企的钱,手法类似已曝光的周永康家族的手法。大陆媒体称之为“有后台的非典型财路”:利用各种合资、投资案,转移国家资产到私人的口袋当中,有时通过亲友作为白手套。

江家财富暴增时期,正是在江泽民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主导国企改革之后。

江绵恒的财富王国(大纪元制图)
江绵恒的财富王国(大纪元制图)

国企成江集团敛财工具

2002年江泽民退下以后,架空胡温,仍操控党政军大权。江泽民集团顺势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长达二十多年,央企和国企几乎成了江派利益集团的摇钱树,他们从中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疯狂捞钱,让老百姓买单。

如江泽民家族把持电信行业,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周永康先后把持着石油行业,江派大员李长春家族、现常委刘云山家族分别染指文化业和金融业,江派要员刘志军此前一直把持着铁路系统等。

以周永康为例,他在石油系统三十多年,经营出一连串的金脉与人脉。在2013年爆发的“中石油反腐案”中,中石油子公司“四川华油”、“北京鸿丰投资”在2007年共同出资成立“四川邛崃市鸿丰钾矿肥有限公司”(简称:鸿丰钾肥),而“鸿丰投资”的第二大股东“北京宏汉”则是由周永康的弟媳周玲英、侄子周峰所控股。“四川华油”将《采矿许可证》作为入股“鸿丰钾肥”的注资,账面价值计算为3千万,只占“鸿丰钾肥”10%的股份。但单看采矿权的价值,以平落坝的采矿权为例,当出入股的账面价值仅有300.41万元,估计市价却是高达7亿以上,这当中6亿多的落差,便落入股东们的口袋。

周永康家族敛财管道(大纪元制表)

至于东北当地官员的腐败程度,看近期落马的官员名单就知道了: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原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原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原省政府副秘书长魏俊星、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沈阳市原检察院检查长张东阳、大连市原中法副院长李威、鞍山市原中法副院长宋景春、沈阳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陈长林、沈阳市原副市长杨亚洲、铁岭市原市委副书记林强、鞍山市原市委书记谷春立,还有此前锒铛入狱的薄熙来和叛逃美领馆的王立军。2001年宣判的“慕马”大案,更把沈阳几乎所有的委办局一把手全都涉入其中。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正是这些硕鼠们肆无忌惮地侵吞国有资产,加上计划经济的崩溃、国企衰败,导致东北三省再次陷入大衰退,买单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江泽民怀有贪腐的私心,使得国企改革变成了一个贪腐的盛宴,也给中国经济埋下极大的祸根和陷阱,把胡温、习李两届领导人都推入国企的困境中。”#

责任编辑:林锐

评论
2016-06-10 5:31 AM
Copyright© 2000 - 2016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