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7月11日讯】由于暴雨天气持续不断，中国南方不少地区都深陷在洪水与内涝的重大灾害中。据媒体报导，6月30日以来，长江中下游及江淮、西南东部等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国已有26省市1,192县遭遇洪涝灾害。截止到7月3日，受灾人口达3,282万人，因灾死亡186人，直接经济损失约为506亿元。从2000年至2014年的资料中可见，长江流域洪涝灾害的危害性明显较高，四川、湖南、重庆和江西四省市因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高于1,000亿人民币。
虽说亲历灾害的惨烈才能唤醒人们的防患意识，然而，不断频发的洪涝灾害以及持续恶化的受灾状况却无不让人感到，中国那些用来防洪、抗涝的工程似乎就像“聋子耳朵”，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一道摆设而已。在这些摆设中，最引人注目的就要属“三峡工程”了。正如线民所调侃的那样，“当年论证三峡大坝的好处就是可以有效的控制下游水量，现在的情况正好反过来：下游干旱时，大坝需要蓄水；下游闹水灾时，三峡却需要泄洪”，这一最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建成后，大旱、高温、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就开始在中国大陆频发。
面对着水利专家黄万里当初预言的“十二种灾难性后果”已兑现了11种的现实状况，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禁发现，这个斥钜资建造的防洪工程，一直以来所发挥的作用不是抵御洪灾，而是让更多的地区和人口受灾。如果说洪涝是天灾，那么“三峡工程”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则是人为酿造的横祸。
事实上，无数专家早已指出，自然界本身就具备着缓解天灾的能力。就拿长江中下游来说，这一地区湖泊众多，而“这些湖泊对洪水具有明显的调蓄作用，可以通过暂时蓄纳入湖洪峰水量，削减并滞后洪峰，减少洪水造成的危害”。一直以来，河渠、湖泊也都在扮演着疏水的角色。然而，中国自50年代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围湖垦殖活动，“到80年代，湖泊数量下降到838个”，“湖泊容量下降了51%”，“江汉湖群中最大的洪湖在三十年间面积下降了38.9%，蓄洪量也降为10.19亿立方米，调蓄洪水的能力严重退化”。从这些资料中我们足以看出，只为谋求经济发展的“人为”不仅会破坏生态、自然，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受灾的可能性。
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可以被预见的。黄万里教授也曾指出，“蓄、拦、疏及抗之策中，各段仍以堤防‘拦’为主”。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中国用以防洪的堤坝虽不断加高，但也抵不住“洪水水位随之升高”，甚至“一旦溃堤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历次发生的洪灾中，堤坝之所以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其原因并不是没有“加高”，而是存在着“加固”的问题。
早有学者不断提出，“自1949年以来，中国把抗洪工程的重点越来越放到建设水库大坝工程上，而越来越忽略堤防建设”；“如果当初中国政府能够及时完成长江防洪会议所要求的长江大堤加固建设，断然不会发生1998年长江严重洪水灾害”；“1998年长江洪水损失惨重，原因之一就是堤防不牢”；“2003年中国长江、淮河和黄河等流域都相续发生了小到中等洪水，多处河流堤防发生溃堤”；“2004年4月27日，新建的湖南长沙河堤被大雨毁坏，问题也在施工品质上，其实质和长江干堤荆江段子虚乌有的工程是一样的”。时至今日，我们从比9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受灾状况中就会发现，那些无数次被官方举债维修、加固的堤坝在洪水来袭时，再度失去了效力。
当洪水冲破堤坝，向江河附近的村庄、县镇泛滥时，中国那些被暴雨侵袭的大城市也开启了“看海”模式。如果说抗洪的关键在于“拦”，那么缓解内涝的关键则在于“疏”，也就是说，城市中的排水系统要及时发挥作用了。在这方面，不少发达国家已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范本和实例。
比如德国，在全国境内共修建了51.5万公里长的排水管道，可环绕地球13圈，每年可处理94亿立方米的污水和雨水。英国伦敦不仅在1865年时就已建造了一条长2,000公里的地下排水系统，并于2007年开始在泰晤士河下方建造一条为了阻止降雨时，污水流入泰晤士河的深层排水隧道。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素有“水城”之称，由于海拔低于海平面，而经常受到海水倒灌的威胁。然而，在城市中心顺地势修建的25个“水广场”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力的排水系统。还有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一些亚洲国家都建有十分完备的城市排水系统。
既然如此普遍，也就说明了，这种地下排水系统并非是什么高、精、尖的重大课题，而只是为了保障民生的基础设施而已。说起中国的基础设施，光鲜亮丽的比比皆是，然而真正能应民之所急，所需的却并不多见。仅一场天灾就足以让人看出，那些遍布在中国的各类设施、工程，并非承载着建造者的责任与良心，而是为了凸显决策者的政绩与脸面。这些光鲜政绩的背后实则掩藏着贪腐的恶行；与脸面一同获取的，还有利益。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