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7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杜国辉纽约报导）日前，纽约市家事法庭华裔法官万泰妮（Lillian Wan）宣布竞选布碌崙高等法院家事法庭法官一职，受到布碌崙华社民代的热情支持。此前，万泰妮曾表示，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被委任成为高等法庭的法官，“高等法院的法官需要面对许多的挑战。而我渴望面对这些挑战。”
万泰妮法官于1975年出生在法拉盛，在长岛长大。1993-1997年在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分校英文专业学习。四年中曾到牛津大学学习一年。1997年进入私立阿尔巴尼法学院（Albany Law School）学习。2000年以全优成绩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纽约市儿童福利局，历任专职律师、主管、管理层。2009年，离开儿童局到纽约州遗产法院任“法院裁判律师” （Court Attorney Referee）。经申请，2012年被市长彭博任命为纽约市家庭法院法官至今。
受父母影响 希望帮助别人
万泰妮介绍，她的父母出生在中国，中共建政前离开大陆随着祖父母到台湾，爸爸1969年来美，到佛罗里达读书，妈妈1970年代来美。之后他们去堪萨斯读书， 然后来纽约。她自己读大学时并没有决定学法律，当时只是想将来找个能帮助别人的工作。她这个想法是受了父母的影响，特别是母亲。 她的母亲是新生儿护士，专门处理新生儿的健康问题，母亲的工作就是帮助别人。母亲的态度和想法也慢慢影响了她。
“我一直想要从事一个有成就感的工作，我生活在一个充满爱和关心的家庭，我的母亲是新生儿重症病房护士，她的工作就是照顾生病的婴儿，她就是靠帮助别人生活。 我知道我想在公共服务界工作。这是我读本科时的目标。所以，在读本科时我就在布鲁姆县（Broome County）社会服务局找了一个实习的机会，开始对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有了些认识。”
“我开着服务局的车，把被送到寄养家庭的孩子送去见自己的父母，有时甚至监督部分这种会面。我很喜欢做这类事， 也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到法学院后，我主修了家庭法、儿童法，并了解儿童权益方面的事务，还在罗纳德-麦克唐纳屋做义工。还参加了律师主持的‘家暴诊所’。”
除了受母亲的影响，关注家庭、儿童外， 她也受到父亲的影响， 她父亲在爱迪生公司做工程师，“他们工作非常努力，为了让我和我的弟弟受到良好的教育，从没有让我们夏天去打工。我长大后，我妈妈改上大夜班，每天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早晨下班，她晚上上班，白天睡觉。 所以她还可以在我们下课后陪陪我们，看着我们做作业，为我们做饭。他们为我们做出了许多的牺牲。”
志于保护儿童权益
万泰妮说，在读法学院的时候她就知道，她不想做个私人的、商业的诉讼律师，而是希望做一个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在法学院，学生们在假期都做各种实习，第一年的暑假期，她去了曼哈顿的非营利组织“儿童的律师”（Lawyers for Children)， 该机构在曼哈顿的家庭法庭，他们通常帮助被家长自愿送到寄养家庭的儿童。“那次实习让我产生强烈的愿望：回到纽约市，在家庭和儿童法律方面做事，因为我享受帮助孩子们。”
第二个暑假，她到法律援助处（Legal Aid Society）实习，该处有多个部门，其中一个是青少年权益部，她去到青少年权益部，当时就是在布碌崙。工作的性质跟“儿童的律师”差不多。
万泰妮觉得，在法学院的全部经历都是帮助她在儿童权益法方面工作做准备。所以，毕业后，她找到一份在纽约市儿童局的工作。在儿童局从2000年工作到2009年。作为一线儿童权益律师，经手数百个案子，上百万页的文件，每天学习如何处理高压力，是非常珍贵的经历。 “如果一个案子无法和解，就要上庭，于是就要传唤老师、医生、警察做证。”
做上“最了不起的工作” 成为法官
“我喜欢我的（律师） 工作，我起诉、辩护，但我也总是想知道法官的想法、做法，想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事情到底是怎样的。” 万泰妮说。
当时家庭法庭并没有职位空缺，但遗产法院在布碌崙有，叫做“法院裁判律师” （Court Attorney Referee），也属于司法职位，虽然不是法官，但在法官的指导下审理案件，主持律师会议、和解会议、审前会议、审理案件并向法官提出建议。 审理的案件包括监护权申请，通常是由有心智缺陷的成年子女的父母提出的。一个人到18岁以后，就要针对所有的医疗、法律问题作出决定。但如果该人有认知障碍等问题，无法做出决定，该人的父母就必须获得监护权，帮助该人做出决定。
在遗嘱法院跟托瑞丝法官（Margarita Lopez Torres）工作半年后，她决定要做个法官。“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工作，帮助，甚至是替别人做决定，成为对别人生命最重要的人。”
“但在儿童局没日没夜地工作的时候，做梦都想不到，我会成为一个法官。在儿童局做律师的时候，觉得要想当法官，必须认识市长、认识这个法官、那个某人。对整个的程序也毫无概念。”
九年在儿童局的努力工作显然没有白白过去，她在与别人共事中建立了一些联系，到他们（市长顾问委员会）开始审查她的申请时，委员会与她列出的每一个跟她共过事的律师了解情况：她的行为、气质等。按规定她必须列出曾负责的至少10个案子，和与案子有关的律师、法官和对手，委员会大概要跟50个律师谈论她。 “就应该这么难， 不是吗？！他们要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工作努力但为人怪异，也不行。 因为法官可能会决定人们的生命。”
在遗嘱法院工作三年后，她经过程序，成为纽约市家庭法庭的法官。
让孩子离开父母 是最难的裁决
万泰妮说，其实艰难的案子每天都有，每个案子都不容易。让孩子离开他/她的父母？ 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案子，这个决定始终是最难做的。 “是否这个孩子应该离开父母，去跟寄养家庭、其他亲属生活？”
“我知道，就算在家里有被父母伤害的可能，如果孩子被送去亲属家、寄养家庭，也存在被伤害的可能。被送走本身也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 “强制孩子离开父母和送孩子寄养，哪个选择对孩子的伤害更大？是否孩子该送走寄养，是否孩子该跟奶奶、姥姥、叔叔姑姑、舅舅姨妈甚至成年的兄弟生活？” 这些问题都要求法官考虑。
万泰妮说，法官没有可以预知未来的“水晶球”，所以只能根据摆在面前的事实做出决定，如果法官没有某方面的资讯，也没有办法，只能尽量不做会后悔的决定。有的时候听到的消息并不完整，所以做决定的时候并没有好的选项。而且法官的判决可以上诉并被上诉法庭推翻。“如果有律师对我的决定有异议，可以上诉并到高一级法院复审，他们可以推翻我的决定。”◇
责任编辑：周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