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7月27日讯】7月25日，大陆澎湃新闻网刊载了一篇国民党高官杨兆龙在1949年如何释放了万余名中共政治犯的文章。文章援引了中共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的相关回忆文章，还原了杨兆龙如何背叛国民党，释放中共政治犯的经过。
杰出法学家
1904年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的杨兆龙，自小就十分聪明。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后转入上海东吴大学改学法科。1926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毕业后，受聘上海政法大学教授，并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及租界上诉法院推事（法官）。史载，在法院任职期间，他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常常与陪审团针锋相对，将有罪的洋人绳之以法。因他常在华洋诉讼之争中与外国陪审领事发生冲突，两年之后便被解了职。不过，他在任职期间所写的不少判词，都被收入了当时在国内颇具影响的《东吴法学季刊》。
1931年，杨兆龙考入南京政府的司法行政部，不久担任秘书处科长。1934年他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专攻英美法学。此后，他到德国柏林大学随著名的库洛什教授研究“大陆法”。
刚刚30出头的杨兆龙在结束了柏林的学业后回国，被聘任为国家资源委员会的专门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奉命起草国家《总动员法》、《军事征用法》等草案。此后，他先后担任了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并兼任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朝阳法学院教授。
抗战结束后，他完成了《联合国宪章》的中文本翻译，并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主持起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等。1948年，杨兆龙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比较法学”专家。当时全球获此殊荣的共50人，中国有两人，另一人是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宠惠。
轻信中共 背叛国民党
史载，1948年底，杨兆龙因对国民党内部腐败不满，决定脱离官场，去大学任教或专事法学研究。正在他向司法行政部辞职之际，却忽然接到了代总统李宗仁的一项任命，任命他为国民政府最高院检察署代理检察长。他将此事告诉了妻子沙溯因，沙溯因无意中透露给了自己的妹妹沙轶因。
根据陈修良的文章，沙轶因请求其姐姐劝告杨兆龙为革命“立功”，利用他手中的权力，释放政治犯。杨兆龙起初动摇不定。他一方面同意妻子的看法，相信沙轶因是不会骗他的，按理应当立功赎罪，劝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另一方面又因为他身居要职，有很大的危险性，怕一旦事泄，生命难保，同时又怕共产党方面不会信任他，恐怕出力不讨好，后果难以设想。所以他曾对沙轶因说：“做这件事，是很危险的，以后共产党究竟对我怎样？这是关系后半生的大事，不可不慎重考虑”。
其后，中共派员与杨兆龙面谈，最终使其下决心冒险去找李宗仁面谈，提出释放政治犯问题。杨兆龙对李宗仁表示，为了国家与人民的生活，应早日停止内战，可以先行释放政治犯，表示有和平的诚意。多次说服后，李宗仁同意了他的意见，释放了全国约万余人被关的政治犯，不少是中共党员或亲共人士。这让下野的蒋介石相当震怒。
留在大陆
1949年，中共占领南京前夕，国民党政要纷纷前往台湾。此时陈立夫的妻子也给杨兆龙夫妇送来了两张去台湾的机票，与此同时，杨兆龙也接到了哈佛的邀请信。但是在妻子和中共相关人员的劝说下，他还是决定留在大陆。这一决定注定了他此后的人生悲剧。
留下来的杨兆龙将国民党最高法院检察署的档案全部保存了下来，并移交给了中共解放军南京军管会。1950年，在南京大学任职的杨兆龙被选为南京市人民会议“特邀代表”，并以法学家的身份写了建议人民政府迅即起草《土改法》的议案，以规范行将展开的土改工作。然而，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对此提出了批评，因为在其看来，一个做过国民党司法高官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对共产党“奢谈”什么“立法”。
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杨兆龙被分配到复旦大学外文系担任俄语教授，原因是他以前学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法律，“不利于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他虽然很不高兴，但还是服从了安排。
家破人亡
杨兆龙昔日的担心终于成真。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杨兆龙因发表的两篇关于中共党员工作作风及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的文章惹上了麻烦。他不仅被打成了“右派”，还于1963年9月被公安局逮捕，1971年6月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直至1975年12月才获释。在此期间，他的妻子自杀，三个孩子也被划成“右派”，其中两个儿子后又以“反革命罪”入狱。家破人亡何以堪！
1979年的一天，杨兆龙在浙江海宁县的一间4平方米的小屋里悄然离世。临终前，他喃喃的吟出了屈原《离骚》中的一句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什么让他九死仍旧未悔？是对选择与中共为伍而不悔？还是对自己敢于直言的所为所行而不悔？恐怕是后悔听信了妻妹之语，轻信了中共吧。而杨兆龙的遭遇再次证明了中共是怎样一个邪恶、没有人性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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