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7月28日讯】去年7月以来，约有300名左右大陆律师和相关人员被失去自由，失去以往的律师工作权利。随后有人被以各种罪名起诉，除了“扰乱公共秩序罪”以外，最严重的就是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人人明白，这是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运动式迫害，因为对此类动作，中国人非但不陌生，而且是记忆犹新恐怖尚存的。
环顾世界，凡是有律师的国家，律师的地位很受尊重和保护的。律师如果犯罪，通常只是极其个人的行为，比如“伪证罪”、“受贿罪”等等，律师的所有据理据法的同法官“抗争”，全部是题中应有之事的工作，至于举个牌子，发个声明，也不过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文明社会中司空见惯的日常现象。
在文明法制国家，律师是保障法律实施的公正、防止滥权冤判的重要制衡角色。虽然裁判的最终权力在法官，律师的辩护也未必必须采纳或完全采纳，但是干脆把律师抓起来，毫无疑问是所谓法制社会撕下法制伪装的专制权力的暴怒所致。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根本用不着律师，整谁不整谁，全是掌权者的意志判断。法场两极化：判官和罪犯，第三种意见没有空间，一般观众也必须支持“法官”对“罪犯”的任意“审判”，如果谁为“罪犯”辩护，那就成了“罪犯的同伙”，拉来一起治罪。许许多多共产党干部，威风凛凛痛痛快快地整人杀人以后，哪天时运倒转自己倒霉成了“罪犯”，也没有人为他辩护，抱着满肚子的委屈命赴黄泉者无计其数。“文革”则是这种现象登峰造极的大表演。
“文革”后，中共搞“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包括恢复律师制度，有的案件也装摸做样地“指定律师”为某些重要“罪犯嫌疑人”辩护。但即便“公开审判四人帮”，也没有见到律师是如何为“四人帮”辩护的，如果公开，那一定很热闹。
中共提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制原则，多年来健全法律规章的同时培养了大量律师，那为何又突然运动式整肃律师呢？那是中共“两极化”统治思维或者本质所决定的。中共本来以“统治者”自居，其他人等就是“被统治者”，怎么能够容忍“为民请命”的代言人·律师来和统治者“对搏公堂”呢？如果是私人之间或者经济纠纷，律师还能够发挥一番作用来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辩护，如果涉及到背后的权力背景，则只能幕后交易为主，如果没有“匡扶正义维护公正”的社会责任，仅仅把律师当作一行赚钱谋生的职业，这样的律师很快就适应这种社会运作“潜规则”，乃至制造了“白天和法官对搏公堂，晚上和法官一起嫖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质型笑话。
但也有一部分律师（主要是人权律师）把这个职业看成了“匡扶正义维护公正”的社会责任，在审理案件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制原则，据理据法，抗衡法官，让法官及其背后的权力网络难堪恼怒，进而把叫真律师（被叫做“死磕派”）作为权力障害来排除。早几年薄熙来在重庆对北京律师李庄的陷害即为典型案例。
不幸的是薄熙来的业绩被发扬光大，个别律师的遭难变成了一大批律师的同时遭难，不难寻找到高层思维的变化。
改革开放面对世界的中共，长期要考虑“维护专制”和“修饰文明”两个对立要素之间的平衡，在这种犹豫和模糊的阶段地带，一些正义的维权律师在成长，他们常常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能言善辩，逻辑严密，把法官驳成了小丑，同时民望大增。而法官是中共专制的公开代理，长此下去中共专制权威江河日下，由于这种岌岌可危的危机感，中共顾不得许多，再来一次“整肃运动”，无疑是高层的统一部署。
法官（包括公检）、被告（犯罪嫌疑人）之间加进律师（监视法律实施）的三角鼎力，本来是维护法律公正实施的平衡原则，说道底，也就是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缩小版或雏形。如果长期任其下去，等于民众得到民主化训练而民主素质提升，这本来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好事，而被中共专制当局拦腰斩断，认真的律师被迫害，伪律师（和法官一起嫖娼、分赃的律师）则在中国大行其道，法制前景堪忧。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