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大师未竟杰作向当代画家传达什么(上)

聚焦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劳耶新馆的“未完成”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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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8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Milene Fernandez报导,张小清编译)一位现实主义画家鼓励我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劳耶新馆(The Met Breuer)看一个展览“未完成:可见的思维”(Unfinished: Thoughts Left Visible)。“非同凡响!你一定得看。”他的话让我很惊讶。

他特意让我去看三楼,说是展览必看的部分。四楼则有些糖果可吃——展厅一隅丰富多彩的一大堆,那是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的装置作品。

布劳耶新馆是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现代和当代艺术的分馆,位于麦迪逊大道,是惠特尼美术馆的旧展场。对于我在追踪采访的那些接受古典大师写实技法训练的画家们来说,它并不一定在“必看博物馆”之列。

这些继承古代画室传统的艺术家,无论是画素描、油画还是做雕塑,都采取写生的方式。他们有非常敏锐的眼光,即便是19世纪后期的画作,他们也能一下判断出画家是否是对着相片来画。

“未完成”(Unfinished)展览展出从文艺复兴时期至当代的作品,规模堪称盛大。三楼的展品包括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提香、鲁本斯、伦勃朗、委拉斯开兹、凡‧艾克、特纳、门采尔和萨金特等众多大师的画作,多到一次都难以看完,也让人不禁赞叹可以有机会这样集中地汲取艺术创造力。四楼的展览则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作品开始。

2016年7月15日,艺术家雅各布‧柯林斯在大都会布劳耶新馆观看伦勃朗(Rembrandt)的《圣巴托罗缪》(Saint Bartholomew)。(Milene Fernandez/Epoch Times)

三楼对于写实艺术家来说尤其吸引人,因为这里展示了他们如此仰慕的古代大师的构思过程。整个展览中的未竟之作分两种:因画家过世、资助中断或其它不可期原因而没能画完的作品,以及特意未完成的作品。对四楼的作品来说,这种区别几乎无关紧要,比如地上的一堆糖果。

由于有人向我推荐这个展览,加之特别渴望对古代大师们有更多了解,我聆听了美术馆的讲解。但导览的专家仅仅花了15分钟谈三楼的三幅面貌较现代的作品,包括艾尔‧格列柯(El  Greco)和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剩下的时间都花在了四楼。

当我告诉她,希望能更多了解三楼的古代杰作时,她回说时间有限。我又问她,是时间问题,还是兴趣问题?她说可能二者都是,她只有一个小时,所以不得不有选择地介绍。这让我确认了大都会布劳耶新馆毕竟是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

2016年7月15日,艺术家埃德蒙‧罗沙在观赏委拉斯开兹(Velásquez)的《农家女》(A Peasant Girl)。(Milene Fernandez/Epoch Times)

意犹未尽的我,决定邀请写实艺术家们来谈谈他们对大师未竟作品的想法,以及这些画作对其创作会有怎样的影响。

我视之为古代大师与在世艺术家之间的一次对谈。我们再也听不到古代大师开口讲话,但他们仍然可以和继承他们不朽传统的在世艺术家们进行深刻而直接的对话。

正如艺术评论家彼得‧施杰尔达(Peter Schjeldahl)在《纽约客》杂志刊文评价的,“未完成”是那种一定会激发你想像力的展览,“你会想要‘大声’想出你遇到了什么”。

而听这些艺术家大声谈论“未完成”展是一种特殊的享受,比糖果更好,让我想与亲爱的读者们分享。我希望本文会鼓励你在9月4日展览结束前过去看一看,并能够和我一样,对为本文做出贡献的艺术家们心存感激。

中央车站工作室(Grand Central Atelier)创始人、艺术家雅各布柯林斯(Jacob Collins)鲁本斯和凡艾克

 

看到很多画在仔细画完前的起稿阶段落笔有多么随意,我为之震惊。对鲁本斯我是有准备的,因为他就是那样一位大师。比照画作背景部分显示的最终完成度,前景画得相当粗略。

而比起我自己画画的方法,这样画画有趣多了。

2016年7月15日,艺术家雅各布‧柯林斯在观赏彼得‧保罗‧鲁本斯的《伊夫里之战中的亨利四世》(Henry IV at the Battle of Ivry)。(Milene Fernandez/Epoch Times)

我认为策展人侧重于展示那种开放式的、下笔有点粗放的底稿——鲜活的起稿,可能是因为有点像接近现代派的热情。不过,我还是感到了一些古代大师着手绘画时的伟大与自由。现在看到这些画,让我也想这样画。

小时候开始学画时,我的画更像是这样,但我肯定没有足够功力一下子画好,画面会支离破碎:我不能快速地将结构、素描、色彩和构图整合在一起。由此,我成了一个很讲究、很有耐性的艺术家,和我的天性有点不一样。

鲁本斯这幅画的很多处理是在正式敷色的阶段才定下来的。而我已经习惯于在素描起稿阶段提前设计好,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创作方法。

扬‧凡‧艾克的《圣芭芭拉》(Saint Barbara),1437年作。(The Met Breuer)

显然,凡‧艾克在起白描线稿时就在确定所有景物的位置、结构、体量和透视了,而在本鲁斯那里,一切都是变化中的,画面最终什么样充满不确定性。

这给我们(写实艺术家)启示很多,提示了我们创作热情的两个不同面向。我当然是感到来自两方面的牵引。当我看到凡‧艾克,我想,为什么我不能更审慎些?为什么我不能画得更富丽、更结实、臻至最完善呢?而当我走35英尺来看这幅鲁本斯,我又想,我为什么不能有更大的自由?

像凡‧艾克、安格尔、鲁本斯,他们都是令人不可思议的艺术家,并不是说谁比谁更强。

2016年7月15日,艺术家雅各布‧柯林斯在观赏出自西玛‧科内利亚诺(Giovanni Battista Cima da Conegliano)追随者之手的《圣母子与圣安德鲁和圣彼得》(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Saint Andrew and Saint Peter)。(Milene Fernandez/Epoch Times)

画家埃德蒙罗沙(Edmond Rochat)门采尔

 

能够透视层层油彩,“剥离”到原初的素描,这是十分珍贵的机会。它以直观的方式显示了视觉思维背后的潜在情感与构思基础。

一旦你从透视的角度开始构思,你就是在绘画空间中思考了,而门采尔就是此中范例。他对细节、空间和场景设置的构思达到了惊人的精微程度。他并非仅只画出很肯定的轮廓线再转换成色彩表达,这真奇妙:在考虑明暗之前,他先把轮廓所在空间营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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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阿道夫‧门采尔(Adolph Menzel),《巴洛克式教堂的祭坛》(Altar in a Baroque Church,约1880—1890年)。(The Met Breuer)
更妙的是,我们可以部分地看到草图(ébauche)以及他怎样着手在素描稿上敷色;而你也可以明显看到壁上凹处烛台的大量细节,如果画家继续画的话,其余部分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门采尔(Adolph Menzel)对色彩明度(value)的感觉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后面的那个人物虽然还只是一堆颜料,美丽的光感已经出来了。

(祭坛左边)这个人物的头部在下巴处有个小小的刻度标记,头顶也有一个。考虑透视时,你必须有可以参照的测量单位,门采尔或许是用这个刻度作为比例的参照。

[德]阿道夫‧门采尔(Adolph Menzel),《巴洛克式教堂的祭坛》(Altar in a Baroque Church,约1880—1890年)(局部)。(The Met Breuer)
古代大师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他们构思绘画空间的透彻程度总是让我震惊。即便你知道这不是魔术,你还是禁不住会想这是魔术。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作为艺术家,你告诉自己,一定有什么是他知道而我不知道的。

很显然,时代不同,你能从古代大师身上发现的秘密很有限。但我们还拥有“透视”,在这些作品里可一览无余。只是他们能如此炉火纯青、如此严格又富创造性地运用透视——这就是秘密所在。如果有什么秘密可言的话,这也促进我想要达到这个水准,想要回到画室,更加努力地创作。

2016年7月15日,画家埃德蒙‧罗沙在观赏阿道夫‧门采尔的《巴洛克式教堂的祭坛》。(Milene Fernandez/Epoch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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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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