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容:中国最急迫的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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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8月02日讯】中国最急迫的问题是什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问题有三:国家的方向感,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孙教授的言论经微博转发后即引起热议,有网友跟帖说:“要变天了。”

孙立平先生近年来说出了不少大实话。他探讨领导体制乱象、经济困境、社会转型、改革破局等重大话题,获得了读者的共鸣与点赞。比如,今年3月,他发表文章向权贵集团开火,指出这一集团不仅大肆掠夺社会和民众财富,而且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恶政,具体表现就是维稳、强拆、纵容贪腐,其引发的灾难是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他认为,只有在系统清理权贵恶政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建立新体制,继而建设社会的公平正义。7月1日,他又在微博发声,质疑“中国的防火墙是不是弄反了?”孙立平的敢言与其所言,与现政权和体制内学者释放的危机与变局信号正相契合。

对于中国来说,变局乃大势所趋,一触即发。因此,海内外各界都密切关注大陆形势。有些人像孙立平描述的那样,感到“焦灼”和“困惑”,但是也有许多人洞察先机,坦白干脆的说:抛弃中共,是解决中国所有社会问题的上上策。

不妨对照孙教授提出的三个最现实的问题,来看看这种说法是否在理。

首先,从国家的方向感说起,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国家的方向是什么?自由、民主、法治、光明、公平、正义,或是独裁、黑暗……这个方向,由何决定?民族精神、立国原则、政权体制、执政纲领等等。与之相辅相承的,是社会道德和公民的凝聚力等因素。

孙立平特别提到,法治的方向应该落到实处。有匿名网友说:“讲个真话要被抓的现在,还能讲什么?”当那些曾经被评为“十佳”、有着“良心”美誉的维权律师一批批被抓捕、被限制出境,甚至不允许与自己的代理律师会面时,当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成为监狱虐待的头等要犯时,法治早已成为最悲哀的笑话。中国究竟在朝哪个方向走呢?

作为执政党,中共的本质是反人性,崇尚假、恶、暴。这就决定了,在它的“领导“下,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主和法治。六十七年来,红色统治下,谎言和暴力在大陆可怕地蔓延。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不仅夺走了八千万中国人的性命,压制了信仰言论的自由,也摧毁了诚实善良的道德根基。五千年民族文化的精粹被毁,几代中国人失去了文明的根脉,失去了最重要的生命的方向。

因此,要重寻方向,必先弃共。若要走向法治、民主、自由,必须结束中共一党专制,把中共从中国社会和人们的心灵中彻底清除出去,恢复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宣导普世价值。否则,一切都是枉谈。

再看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孙立平指出,最近几年,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精英在跑路,资金在外流。“用脚投票”的包括有钱人,有知识的人,还有认同体制的人,甚至“没跑的,也是人心惶惶”。其实,大批跑路的精英之所以显眼,是因为他们更有条件“逃离”。而那些留在大陆的民众,想走也走不了,被迫留守。面对毒食品,毒疫苗,雾霾,空污,尔虞我诈,权贵倾轧,官场乱象,教育乱象,谁会感到安全呢?谁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雷洋、魏则西?选择离开,是因为看透了中共,预见到中共的下场,是因为再也无法接受大陆的生态、人文和政治环境。

最后谈谈老百姓的希望感。有钱有权的人,可以在获得利益后选择离开。然而普通的百姓、底层的民众却一直在承受着最深重的苦难。几十年来,经济改革催生了权贵阶层,贫富的巨大落差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和动荡,百姓的困苦和怨气已是火山口里的熔岩,随时可能喷发四射。江泽民时代大搞“贪腐治国”,迫害法轮功,在法治、经济、道德等多方面重创中国社会,造成了无数难以挽回的悲剧、遗祸。同时,中共惯用的强权高压手段令老实守法的公民四处碰壁。今年三月份,上万名进京访民被截访、有冤无处诉的遭遇令人心酸。一年多来,已有20多万民众控告江泽民犯下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要求将其绳之以法。强烈的民意呼声,代表着最深切的希望—希望结束中共的祸乱。

网友写:“只有彻底推翻共产党,人民民主自由,一人一张选票,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崛起,其它都是涂脂抹粉忽悠和精神迷魂汤。”“中国要想走向真正的繁荣,就必须得推翻中共独裁专政体制,重新建立自由,民主,开放的新体制。”

神州大地,已经被中共摧残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可是,那片土地曾经承传了最灿烂的文化,曾经见证了最美丽的传奇。希望犹在。希望,蕴含在对自由的渴望、对良知的坚守、对传统的敬重以及对真相的找寻之中。希望,就是要对邪恶说不,对善良伸出援手,献出心灵的勇气。

中国最急迫的问题是什么?是放弃对中共的幻想,守住美好明天的愿景,为了自己,为了永远,选择光明。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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