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汉武大帝(4)

【文史】汉武帝尊儒术 兴太学培养人才

作者:刘晓
汉武帝尊儒术、 兴太学,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人才,为统一大业奠定基础。(柚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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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真正走上领导大汉王朝迈向强盛的道路。

汉武帝再度掌握朝政的第二年,他召见大臣,商讨国家方针大政。曾作《天人三策》、让汉武帝相见恨晚的董仲舒亦在其中。董仲舒从儒家思想出发,再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设立推荐人才的察举制度并使之规范化,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并建议成立太学培养人才。没有了阻碍、渴望着大一统的汉武帝,开始正式推行董仲舒的建议。

独尊儒术

西汉初期的帝后将相虽然多好黄老之说,但因为朝廷的放任态度,对各家学说都一视同仁,都设立“博士”。与现代的意思不同,博士是古代学官名,始于战国。秦始皇时有博士七十人。汉承秦制,诸子百家都有博士。身为博士之人要精通古今学问,可以回答天子的下问。显然,当时黄老说并未取得独尊的地位,而儒家学说同样得到了发展。

公元前136年,即崇尚黄老学说的窦太后尚在世之时,汉武帝就曾为《易》和《礼》增置博士,与文帝、景帝时所立的《书》、《诗》、《春秋》博士合为“五经博士”,而五经都是儒家经典。此举并未遭到窦太后的反对,主要原因一是武帝只是扩充,二是设置五经博士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学说。

汉武帝二度掌握朝政、接受董仲舒“尊儒术”的建议后,五经博士的地位更为重要。此后,除了儒家学者外,其他任何学派的学者都丧失问津“博士”的资格和机会。不过,即便是儒家学者,要想成为博士,所研究的也必须在“五经”之内,即在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有所成就,超出这个范围也无法成为博士。

史料载,汉武帝“独尊儒术”主要推崇的是“公羊春秋学”。这是研究以《公羊传》解释《春秋》的学问,《公羊传》即《春秋公羊传》,或叫《公羊春秋》,相传为战国齐人公羊高所著,专门阐释《春秋》。最初只有口头流传,汉初才写成书,并曾受到汉景帝的重视。

而汉武帝之所以推崇公羊春秋学,应与其所阐释的“春秋大义”包括尊王、维护中央最高权威、主张“大一统”等,深深契合汉武帝的宏伟志向。在公羊春秋学研究方面颇有声名的除了董仲舒,还有公孙弘,后者在第二次被举荐后,被拜为博士。其后,公孙弘先后被擢升为左内史、御史大夫和丞相,还被封为平津侯。

《春秋公羊传》(公有领域)

公孙弘曾提出治国安民的八项主张,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要节俭,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为百姓创造良好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任人唯贤,赏罚分明,使官尽其责,人尽其才。其思想中既有儒家的仁义、讲求德政,认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也有法家的因能任官、法义结合、赏罚分明等,这与汉武帝的治国理念同样契合。而儒家与法家在赞成君主制、大一统方面是一致的。

对于汉武帝“尊儒术”的落实,公孙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于公元前124年提出并拟定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以及为在职官员制定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和补官条件。前者大致要点是:

一、遵循“三代之道”,以实现天下“教化”为务,先办好中央官学,而后推广于地方。

二、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择民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

三、设“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由郡国、县道邑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经郡守、王相审查属实后送报太常,成为旁听生。旁听生没有定员。

四、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一经以上的,就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经者,令其退学。

汉代熹平石经残石。汉朝下令将经书刻碑,即“熹平石经”,竖立于太学的明堂前。(Ayelie/维基百科)

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及补官条件,则主要是以“通一艺(经)以上”、“先用诵多者”为准,其中品级高的可任左右内史、太行卒史,品级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边郡太守卒史

上述措施在扩大儒学的影响、扩展经学的应用范围,起到重要作用。如博士官弟子的设立,并免除他们的徭役赋税,使儒学研究者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为“尊儒术”提供人员保障;而从学儒者中提拔官吏,也吸引了大批读书人,使经学之士在官员中的比例逐渐增大。

显然,儒学成为中国王朝正统统治思想,是通过汉武帝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等,以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形式确立的,儒学的这种地位延续到清朝都没有改变。

不过,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彻底排斥其他学说,更没有采取灭绝百家的极端措施,其“罢黜百家”仅仅是罢退诸子学官,而且允许其活动,甚至对有才能者亦加以任用;前朝的一些信奉黄老说的大臣们也仍被重用。

按照司马迁的记录,汉武帝是“悉延百端之学”。而其施政思想中除了王道(儒家),还包含 霸道(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等。要知道,五经中的《易经》也是道家和阴阳家的经典,《书经》则是夏、商、周三朝的行政法典。

显然,汉武帝尽管重视儒家学说,但却不拘泥于一家,而是为了其统一大业,选取诸家学说中有用之处为其所用。

兴办太学

太学中的“太”即第一的意思,中国人喜欢把高、大、甚、最这些意思,与“太”字相关联。譬如太阳、太空、太子等等,而太学就是指最高学府,即天子掌的中央大学。

上古时期中国已经有高等学府,董仲舒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夏、商、周三代的大学称谓也各不相同,西周时太学一词出现,西周时的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当时的太学不是单纯的学府,还是举行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等场所。直到汉武帝时期,太学才成为专门传经授业的中央官学。

兴建太学的建议亦来自董仲舒,他对汉武帝建议道:“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在尊儒术的思想下,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接受公孙弘提出的具体办法,设太学于京师,并选出5名最有学问的鸿儒做五经博士,还选拔50名最优秀的青年做博士弟子(太学生)。学生学习的课程为五经,考试通晓其中一艺者便授予下级咨询官吏之职,优秀者可充任皇帝侍从,更加优异者破格提拔。

除了太学,各郡国也开设学校,设立学官,置学官弟子,待遇相应参照太学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势的强大,西汉太学不断扩大,博士弟子逐渐增多。昭帝时100人,宣帝时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达到3,000人。平帝时由王莽辅政,竟然扩招至10,000人。

无疑,汉武帝草创的太学虽然规模有限,但大学教育雏形已经形成,汉武帝通过太学不仅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儒家学者和官吏,也为自己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谢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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