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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24) 苏共螟蛉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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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螟蛉

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出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是这种外来变异的产物,和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是完全对立的。

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李大钊早年赴日本留学,入读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后,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时,曾转述一位德国人的话说:“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如果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没有国境的运动,那么,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到取得有关俄国革命和其领导人动向的信息,以至于摸索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态,都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螟蛉”通常指无血缘关系的养子,蒋公把中共比作苏俄螟蛉,惟妙惟肖。

蒋介石回忆他经历的中共起家历史:“俄共认为这是他在东方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来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好园地。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齐采林报告,和民国八年加拉罕宣言,声明苏俄准备放弃其在华特权,立即引起中国人民之向往,并博得其空前的好感。于是苏俄一面派遣外交使节,与北平政府开始谈判;一面派遣其国际共党党员与我国父孙先生联系。但在此必须注意的,就是苏俄同时更在另一方面进行组织其共产国际支部之中国共产党,并供给其财政而予以政治的指导和操纵。”(《苏俄在中国》)

组图:侍从谈蒋介石过年 必备炒年糕
《苏俄在中国》中文版(翻摄:钟元/大纪元)

“民国九年(一九二零年)春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长胡定斯基(即胡定康,Gregori Voltinsky)到中国来,与李大钊及陈独秀等筹备中国共产党。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莫斯科再派荷兰人马林(Maring,本名Sneevlietet)来参加指导。这就是今日苏俄帝国主义者侵华工具中共匪党的起源。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结合,接受马克斯的教条,具有亲俄的情感,向劳工运动发展其组织。但是莫斯科并不听任中共自然发展,还要继续加工,揉造其为阴谋暴动的间谍集团。”(《苏俄在中国》)

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马林等督促下召集的。当时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党的李达曾经这样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李达自传》,载《党史研究资料》)各地的代表们,除了开会通知外,每人还收到了一百元的汇款作为旅费。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回忆,是共产国际派人来主导成立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毫无干系。“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会见尼柯尔斯基,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派两个人出席;还寄来二百元路费。”(《包惠僧回忆录》)

当时的一百元够一个家庭生活一年:“二十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一百三十二点四元。”(《一九一八~一九八零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约一年的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共的活动经费约一万七千多元中,一万六千多元是共产国际援助的,中共独自筹措的只有一千元。

1925年《中国名人录》胡适(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共产主义的思想在中国迅速扩散。一九三三年,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维新变法时期,中国人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并没有“多大的疑义”,“那时代的中国智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但是,“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玷污了。”即使反对中共的思想家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巨大的潮流。”(《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叶永烈,《中共之初》)

创立共产党,历任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晚年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陈独秀指出“共产党乃是法西斯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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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列宁的对外政策是以苏俄的力量支持各国共党的‘革命’;反之,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即是以各国共党的‘革命’支持苏俄的政权。为了苏维埃政权乃至为了他个人的权力,虽牺牲其在某一国家的共党,亦所不惜。中国的共党,即曾经屡次做他苏俄和斯大林个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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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访苏使自己)“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他察觉到苏联援华乃是项庄舞剑,对此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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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二年四月,蒋介石授意夫人宋美龄在《纽约时报》发表《如是我观》,要求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过去三个月来,我中国人民以惊奇而难信的眼光,目睹著西洋军队处处对敌人屈降,……但我们却拿起武器来对抗敌人。到了今日,快要五周年之久了。”“我们中国的精神力量使我们会度过最恶劣、最艰辛的难关,希望西洋人能够了解这种精神力量的价值。”蒋夫人清楚的告诉西方世界:别小看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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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父亲的观念是世界性的,不但是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同时也要求欧美同盟国对德国、意大利以德报怨。他的目的就是要将共产势力阻绝在亚洲北大陆间,不让共产势力蔓延至太平洋。”(《蒋纬国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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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淞沪战役”后,日军战略重点南移,向华中集结。日军装备在水乡泽国威力大减。日军南下,陷入了蒋公的战略布局。蒋介石说:“日本军阀虽自以为机诈百出,实际上是冥顽不灵。”“他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殊不知他的国策与战略,自开战以来,始终是受我们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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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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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变当天,张学良前来见蒋介石。蒋介石质问他对兵变的态度,张谎称事先不知情。蒋介石说:“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却要蒋介石答应他的条件,方能放人。蒋介石当即义正言辞谴责张的叛徒行为,要他“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他可言也”。张竟用“交人民公断”威胁。蒋介石愤怒已极:“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蒋介石要张学良选择:立即释放或当场枪毙。张学良一时无所措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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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农和张学良三月第一次会谈的详细情报被军统得知。当时军统潜伏在东北军六十七军内部的刘宗汉就将情报汇报给戴笠,包括双方达成的具体协议内容。连六十七军内部散发的中共《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送到戴笠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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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发现张学良是很可能被统战成功的,于是向张提出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占领兰州,打通到苏联的交通线接收武器。“兄部须立即相约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的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兰州、打通赵苏(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飞机驾驶员海岚‧里昂所收藏的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私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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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两次围剿中共军队,国军主力没有介入。一九三一年第三次围剿,国军主力介入,有所斩获,因九一八事变而中止。第四次围剿因热河抗日,刚进行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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