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1月25日讯】岁月的风，从远方吹来，拂过译者的生花妙笔，倾听家书的娓娓述说，卷起彼时的创伤悲鸣。曾经，花香琴朗情长在。今日，人去楼空怨难平。
上海江苏路284弄，现名“安定坊”，位于江苏路和愚园路的路口。这里有五组18幢欧式花园住宅，建于1936年，是沪上白领及中上层知识份子居住的社区，其中5号洋房是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故居。那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米黄色的墙身，淡雅古朴，细碎的鹅卵石嵌在外墙的墙面，透着温润和别致。红顶斜披，门窗都带拱券。底楼南面，有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大花园，是一家人拍照的好地点。就在那个“世外桃源”，傅雷种植了50多种月季。他喜欢徜徉于花丛，静享花趣。
1966年8月30日的夜晚，一群红卫兵闯进了他的领地，四处搜寻“变天罪证”，把他精心培育的月季一株株连根拔掉，也拔掉了他最后的希望。9月2日早晨，傅雷和夫人朱梅馥被拖到家门前，被迫站到凳子上，头戴高帽，任人指点羞辱。连续四天三夜的批斗，似无尽头。于是，他必须走了。因为士可杀，不可辱。
一介奇才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兼通文史哲音乐。傅雷一生翻译了34部文学著作，15卷的《傅雷译文集》共计约500万字，其中多为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有人赞誉：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傅雷于1908年出生于上海南汇县傅家宅。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1931年，傅雷回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和法文。傅雷在24岁时翻译了《罗丹艺术论》，26岁撰写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显示出多艺兼通的过人才学。
傅雷论翻译，强调“神似”，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主张两种文字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他潜心钻研、严谨译校，形成了独特的翻译风格，被译界誉为“傅雷体华文语言”。
1937年，傅雷所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第一卷发表。傅雷在《译者献词》中写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反右狂涛
1949年后，傅雷谢绝了清华大学的邀请，成为体制外的一名自由职业者。他潜心翻译，重译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译了巴尔扎克的《贝姨》等多部作品。在书房之外，中共的政治运动令傅雷感到难以适应。傅雷在1950年6月27日给画家黄宾虹的信中写：“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
此后的一段时间，傅雷开始向“党”靠拢。他积极参政议政，慢慢学着去适应“新”社会的政治气候。1955年至1957年，傅雷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担任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傅雷深入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报告和文章。
1957年，傅雷连续公开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以配合“反右”运动的暴风骤雨。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确表态，“反右”斗争“做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业”。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他批判了葛佩琦的“右派”言论。
在政治大潮中，傅雷写出紧跟形势的文章，天真地以为，这样跟“党”走就能摆脱自己被整肃的命运。不料，事与愿违。1957年下半年，风云突变，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的急先锋、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言人。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报纸开始批判傅雷。傅雷坚持“没有廉价的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年12月，朱梅馥在给长子傅聪的信中提到，作家协会开了十次批斗傅雷的会，傅雷做了三次检讨都不能通过，一切工作停止，精神极度痛苦。
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当天，傅雷深夜未归，朱梅馥忧心如焚，生怕傅雷想不开。当傅雷终于进门后，他和妻子相对无言。不知过了多久，他长叹一声：“如果不是因为阿敏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傅雷被划为“右派”后，留学波兰的傅聪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傅聪迫不得己，选择在学业完成时出走英国，成了“叛逃”之人。这对傅雷是一个重击。傅雷从此深居简出，不问世事。但是，由于顶着“右派”的帽子，傅雷的译著被延迟或拒绝出版，而他又坚决不同意更名出版，最后只得依靠“预支稿费”来维持一家的生计。面对生活的窘迫，一向耿直不阿的傅雷，竟然放下身段，以卑微的措辞致信上级领导求助。1961年9月底，傅雷摘去了“右派”帽子，他未有感恩之言，而是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
在《重看傅雷之死：体制外生存艰难 被批斗对生存绝望》中，作者（未署名）分析了此时傅雷的绝望心态与日后走向悲剧结局的必然。
“在政治运动中，他彻底迷失了方向。反对政治运动，他将被政治运动碾碎；支持政治运动，他同样难以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站在时代洪流的风口浪尖，傅雷彷徨无奈，向左走是死路，向右走仿佛早晚要死，原地不动好像也无活路。不能说话也不能沉默，那么剩下的只能是‘自决于人民’了，这也是傅雷夫妇的最终抉择。”
“身体状况不好或许可以忍受，但译著难以出版就触及了人生的核心问题。他最无法忍受的是生命白白流逝，无法投身自己的事业。他曾经在给傅聪的信中写到，工作是他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就无处安放，就感到是不务正业，就对不起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翻译事业无法继续，经济收入逐渐切断，傅雷的人生陷入了绝望之中。这只不过是下一个政治洪流的序曲，更为癫狂的文化运动正在酝酿之中。这场运动刚一拉开帷幕，傅雷便做出了人生抉择。”
文革风暴
傅雷的寓所，名为“疾风迅雨楼”。在洒脱不羁的名号背后，翻译巨匠却自比“墙洞里的小老鼠”，难觅安全的洞穴，可见他内心的痛苦迷茫之深。杨绛曾评价他说：“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然而，这个书斋，真的能安身立命吗？
1965年11月，文汇报刊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反右时，傅雷曾经被姚攻击过，因此，这篇文章是一个不祥之兆。1966年上半年，政治运动的风声加紧了。有一天，傅雷对前来探望的好友周熙良说：“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1966年8月12日，傅雷的孙子凌霄就要过两岁生日了，可是傅聪远在伦敦，父子相见无期。傅雷写道，“想像着我们的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100多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自此，“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涛从北京席卷全国。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份子和教师1,231户。
1966年8月30日，一群代表当地居委会的人搜查了傅雷的家。在随后的几天里，红卫兵继续抄家，掠走了傅雷收藏的画作、书籍和大量私人物品，一律充公。因为那些被认为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是“反动”之物。最后，他们进入阁楼，在傅雷小姨子寄存的一个箱子里，发现了两件“反党罪证”。
对这一事件，吴过在《红卫兵档案》里有如下记述：“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布下了岗哨，限制傅雷夫妇出门，随时接受抄家和批判。几天后，红卫兵真的有了收获。这天夜间，这天夜间，爱花的傅雷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报告给了红卫兵。红卫兵认为他们是在埋变天帐，于是挖地三尺，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后来他们搜查到了傅雷写给傅聪的信的草稿，红卫兵们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傅雷倾诉的是爱国之情。但他们马上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障眼法。他们继续抄家，地板也被撬起来了。终于从阁楼上传来了好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原来，红卫兵们在阁楼上找到了一只有一把锈迹斑斑的锁锁着的箱子，敲开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着蒋介石的画像，箱子里还有一本旧画报，上面有一幅宋美龄的照片。这只箱子是傅雷姑母‘解放前’寄存在傅家的，傅雷从未打开过。‘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红卫兵们群情激昂，又为自己取得的战果而欢呼雀跃。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着。”
9月2日，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在“打倒傅雷”的大字报的“烘托”下，人们围观、嘲弄，甚至参与批判。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一床用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于铁窗横框。他们事先把棉胎铺在地上，以免踢倒方凳时发出太大的声响……。
两人留下一份遗书，将一些财物事项委托给朱梅馥的兄长朱人秀，其中包括9月份的房租55．29元、火葬费现钞53．30元，以及留给保姆周菊娣的600元过渡期生活费等。娟秀的小楷，记录了他们最后的话。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在那一个黑夜，傅雷冷静、细致地安排了身后之事，不愿连累他人。伉俪情深，共同赴死；才情万千，凄凉落幕。笔耕一生，傅雷有所不知，吞噬了他的，正是他所尽忠的“党”，是他倾注了万般热情的“新”社会。
一道美丽的光
傅雷夫妇去世后，他们的遗体被送到上海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那时，“反动”人物自杀被称为“自绝于人民”，不能收留骨灰，保姆周菊娣欲领骨灰遭到拒绝。忽然，有一天，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无论如何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她的诚恳打动了工作人员。她设法找到了朱人秀，在他的帮助下买了一个骨灰盒，再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傅怒安”。
这位女子名叫江小燕，与傅雷并不相识。她喜欢阅读傅雷的译作，也喜欢弹钢琴，还看过傅聪的演出。1966年9月初，江小燕从钢琴老师那里得知傅雷夫妇自杀的消息，悲伤不已，又听说傅家属于黑五类，自杀死后不准留骨灰。正义感促使她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把傅雷夫妇的骨灰保存下来。
之后，江小燕还致信周恩来，反映骨灰无人认领问题，她提到傅雷是爱国的。未料，这封并未署名的信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里，江小燕被抓走、被审讯了一整天。公安局经过反复调查，确定她背后没有人“指使”，才把她放回。此后12年，江小燕一直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中，直到傅雷平反。
多年后，江小燕说：“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父与子
1981年，《傅雷家书》出版，轰动一时，感动了百万读者。此书收录了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编辑而成。纸笔互动，传递长辈的谆谆教诲、款款深情。在书简背后，傅雷的人生际遇更令读者慨叹惋惜。而又有谁知，傅聪和傅敏兄弟二人，在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冲击、所承受的痛苦？
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选择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讲述了当时的心境：“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傅聪不会忘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傅敏的记忆里，埋藏了更多的折磨。每年9月3日，傅敏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他说：“我时常在梦里回忆小时候与父母的快乐时光。”傅敏谈到：“1966年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就直觉，父亲要出事。”形势所迫，傅敏冒死保留了三封父亲来信，把其它信件全部投进马思聪家的大铁炉。当傅敏接到父母亡故的噩耗时，心如刀割，欲哭无泪。
那时，傅敏在给一位同学的信里，表达了对“文革”的不满，因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他被关在北京一中的“土监狱”，全身浮肿，饿得眼冒金星。他几次自杀未成，罪上加罪，因为“反革命”是没有自杀的权利的。他被红卫兵后拖回学校后，接着批斗。一次，傅敏以头撞墙，被送到医院，因其“反革命”的身份，医生缝针时竟然不给他打麻醉药。就这样，缝了十几针，他的头上落下碗口大的伤疤。
1979年4月，傅雷、朱梅馥追悼会举行，主办者为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上宣布，1958年将傅雷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013年10月27日，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举行了傅雷夫妇骨灰安葬及纪念碑揭幕仪式。洁白的墓碑上刻着《傅雷家书》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傅敏向父母说：“爸爸妈妈今天你们终于回来了，47年前你们无可奈何地、悲壮地、痛苦地、无限悲愤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你们无限热爱的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增长起来的文化事业。但是，你们的心一直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你们，你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永远在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努力把产生这么个悲剧的根源铲除掉。爸爸妈妈你们在这安息吧。”
结语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扫落了中国的文化精英。才华横溢的他们，一个个走向生命的终点，悄无声息，好似一粒小小的石子，投入苦难的海洋，瞬间不见踪影。在政治风暴里，他们保不住一张安静的书桌，摸不到正确的方向。他们不解、迷失、悲愤，累了，厌了。死亡，是告别屈辱和惨烈的解脱。中共红祸，颠倒是非，迫害良善，扭曲人性，摧毁文化和道德。祸端不除，天下焉得太平。
傅雷一家的命运沉浮，映衬着时代的悲凉与荒唐。心灵的伤口，泣血不止，永难平复。与这个家庭一同悲哀并痛着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还有饱经沧桑的大地。回顾，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让生命不再迷航。
参考资料：
江小燕：《我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原题《致余开传先生》），爱思想网，2004年12月20日。（作者写于1998年1月23日）
叶克飞：《那些失去的优雅与温厚——寻访上海傅雷故居》，作者博客，2012年12月31日。
《重看傅雷之死：体制外生存艰难 被批斗对生存绝望》，《文化观察》，2013年11月1日，第178期。
彭苏：《傅雷父子 赤子的世界》，《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1月。
杨司奇：《傅雷之死：疾风迅雨无安处》，新京报书评周刊(ibookreview)，2016年9月3日。
吴过：《红卫兵档案》。
李辉：《横扫“牛鬼蛇神”的红卫兵们到底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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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