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1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梁博旧金山报导）八十载风霜，凝结成八十岁的沉静与雍容。
民国湖北官宦人家的女公子许家玫，一生际遇随国运沉浮。她在位高权重，却清廉简朴的中国传统家庭里度过豆蔻年华，可是后来岁月中，却因陷于中共的欺骗、打压而常多魔难。
在历经“反革命子女”、“右派”，甚至暮年两度系狱的屈辱中，她仍保有纯真本性和尊严。
耄耋之年，许家玫终于逃离中国大陆，来到美国。追忆前尘往事，不胜唏嘘！
（接上期）
为父亲昭雪找到梁漱溟先生
十年文革结束后，共产党首先“改正错划右派”，我被第一批“改正”。记得当时武昌文教系统第一批“改正”的大约有一百多人，坐满了礼堂会场。当台上政工干部点到我去领“错划改正通知”时，我迟迟不搭理，也不起身，后来大步上台，从那人手里拿下通知后，把手甩到背后，回到了座位上。全场肃静片刻，会后听到有人说我好大的胆子，有人夸我有骨气。
我对这一纸空文的不屑非常明显。我当时想，一个“错划”就断送了几百万善良人的青春、前途，乃至生命，一个“改正”就一笔勾消了，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岂不是太虚假、太恶毒、太没有人性了吗？
1979年，我们听说了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冤案可以“平反”的消息。曾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时任湖北省政协秘书长的贺有年先生，也是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妹夫，为我们找来了父亲的判决书。
全家人看了判决书都非常震惊！荆门法院以“恶霸罪”判父亲无期徒刑，列举“充当日伪汉奸”、“抢劫船只及黄金、霸占民妻”、“活埋八名共产党人”等罪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们决定为父亲的冤案上诉。可是申冤无门，不知道在哪里递交上诉书。于是我们姐妹写信给父亲的导师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当时是全国人大代表。他收信后邀请我们去北京面谈。
我们六姐妹和母亲一起凑齐了路费，让我代表全家去北京。梁先生见到我，关切询问我们一家人这几十年是怎么活过来的？他感叹道：“真是不容易！你们的母亲在这样苦难的情况下，能够把六个女儿抚养教育成人，真是了不起，真是英雄！”他又提笔给中央统战部写信，让我带着这封信和上诉书去统战部。
统战部的信访接待室里面有很多风尘仆仆的人，不少人哭哭啼啼的，一片凄惨景象。工作人员对待访民非常冷漠，收了我的上诉材料后，态度稍有和缓，客气地说他们会向领导反映，尽快与省委统战部联系云云。我从接待室出去就直接到了右边的收发室，收发员看过梁先生的信，立即给部长乌兰夫办公室打电话。几分钟以后，乌兰夫的秘书海涛来了，他面带笑容接过了梁先生的信和上诉书。
我从北京回到武汉后，母亲说，荆门法院及荆门统战部都派人来，说是先来看望许莹涟先生的家属，平反正在办理中。他们问父亲还有什么遗物，母亲回答说：“被你们抄家一贫如洗！许先生最珍贵的遗产就是六个女儿。”
母亲没有向宋美龄“喊话”
不久，我们收到荆门法院的“改判通知书”，宣布对父亲“宣告无罪，恢复名誉。”那时父亲九泉之下已经沉冤三十年。
当母亲和我们姐妹问到如何“宣告无罪”，又如何“恢复名誉”时，湖北统战部和中央统战部却互相推来推去，没有任何实质动作。我们提出为父亲召开“平反”追悼会、登报宣告无罪、退还查抄物品、赔偿经济损失等要求，一个也没有实现。最后只给了500元人民币“生活补助”，我们的家庭出身从“反革命家属”改成“革命干部”，我和二妹被安排在政协和人大，当了好几年花瓶代表。
这就是共产党的“平反”。
父亲被“平反”后，我们遇到不少奇怪的荒谬事，头一件就是“我父亲的假儿子”。荆门市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姓许的人，立为我父亲的儿子，为我父亲造了一个假的宗祠家谱，还在家谱中塞进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却完全把我母亲和六个女儿排斥在外。
荆门市统战部还送来了为我家写的电视剧本，说征求我家的意见，拍电视剧希望我家赞助，被我们一口否决，剧本我们连看都不看，就叫他们拿走了。
有一次，母亲和我同时收到湖北省统战部的会议邀请通知，对母亲的称呼是“许夫人”，对我的称呼是“许家玫先生”。参加开会的人范围很小，除了我们母女，其他几人都是被特赦释放不久的原国民党将军。
会上统战部头头讲了“台湾回归祖国”、“两岸和平统一”等问题，希望到会者能对此出力做贡献，对我母亲的希望要求则更加具体。当时正值宋庆龄病危，统战部想让母亲给宋美龄写信，邀请宋美龄回国看望宋庆龄。并说，写的信会拿去广播喊话。会后招待了我们午餐。
母亲当然没有理睬“写信”和“喊话”的事，与会者也没有一个人表态做什么。（待续）
责任编辑：王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