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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42)

作者:张朴
《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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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

黑外套和球衣快速起身,对他行注目礼,挤出一脸谄笑。国安老友一摆手说:“你们先出去。”

身后的门刚刚关上,国安老友便扬起抓在手里的几张打印纸,在我头顶挥舞著说:“这是你写的,你看看你都写了些什么!”

是昨晚在公司写的那篇文章吧?怎么可能被他们看到?我的电脑加了密的!国安老友似乎猜出我在想什么。

“加了密又能怎么样,没用!”

他的声音和他的目光一样冷飕飕。

我埋下头,不吭气。

国安老友摆出一付关心的腔调:“吃苦了吧?这就是不听招呼的结果。”我仍不说话,心情复杂。只要国安老友一句话,我立马能脱离苦海。但我必须悔过,满足他的要求。我能做吗?能吗?一旦这样做了,意味着我从此再也见不到阿塔了!

国安老友似乎又猜出我在想什么。

“暂时想不清楚,也没关系。”他宽宏大量地说:“我们可以先干点其它事。”他示意要我跟他走。

钻进等在门外的轿车时,他忽然说:“我带你去见嘎登。”

黑头套又罩在头上,所不同的是,他要我自己戴上。我尽量扩大头套里面的空间,这样呼吸就畅快多了。我没再戴手铐。车里除司机外,只有我和他。

到目的地后,我取下头套,眼前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迎面的主楼有五层,后面是几排平房。黄老板提到的那个由国安掌管的看守所,就是它了。

我随国安老友走进一间小会议室。显然事先都安排好了,两张面对面的椅子,中间隔着一张长方形桌子。我刚坐下,国安老友就离开了。

出门时,他回头说:“给你半小时。”

空荡荡的房间就剩下我一个人,等待着嘎登的到来。我既兴奋不已,又紧张不安,不停地张望着房外,身体和脸部的疼痛似乎也减轻了。有脚步声夹杂着金属撞地声,由远而近,一个穿囚服的人出现在门口。

我的心往下猛一沉:“这是嘎登?”

我熟悉的嘎登,高大肥胖,脸色黑里透红。眼前的人却瘦骨嶙峋,一脸病态。他身上锁著沉重的工字型手铐与脚镣,迫使他弯曲著腰,困难地挪动着脚步。从门口走到椅子跟前,就几步路,他不停地喘气。惟他的犀利目光告诉我:他是嘎登。

同时进门的看守人,为他除去手铐、脚镣。长期被锁住的手脚突然放开了,嘎登一下失去重心,差点没摔倒。好在他及时扶住了椅背。坐下后,嘎登对我惨然一笑说:“我的运气还不错,能活着见到你。”

我心里好一阵心酸。从他身上的刑具,从他调侃的话里,从他瘦得几乎没了人样的外表,我断定他一直在遭受残酷的肉体折磨。

一开始嘎登避而不谈,在我催问下才透露了一些,听得我脊梁骨发冷,汗毛直立,心惊胆颤!

为了逼嘎登交代所谓的“罪行”,绑架当天,就把他关进一个分不清白天或黑夜的地下室。国安们强迫他脱光衣服,只留一条内裤。他的手脚被绑在后背带钢条的铁凳上,身体无法动弹。他们二十四小时轮番审讯他,不准睡觉,一旦发困,巴掌就打过来。为保持嘎登头脑清醒,他们不停用冷水浇他的头,开冷空调对着他吹,还用注射器往他鼻腔喷射芥末油,呛得他鼻涕眼泪全喷出来。在这张铁凳上,嘎登整整“坐”了三十天!离开铁凳时,他的双腿极度肿胀,屁股长疮,流血流脓,肉和内裤黏连在一起,想脱也脱不掉。看守人上前猛劲将他的内裤往下一拽,连带撕掉了一大块肉。

由于拿不到口供,严刑拷打上场。嘎登双手被铁链捆住吊起来,脚尖可以踩到地面,但脚跟却构不着。什么“蹄花汤”(指用木棍敲击脚踝),什么“穿心莲”(指双拳同时击打心窝、后背),什么“隔山打锤”(指在胸前放一本书,用铁锤猛击)。最残暴的是拿高压警棍电击他的脑门、脸颊、脖子、脊椎和生殖器。

无论国安们怎样刑讯逼供,嘎登始终只有两句话:

“我没干任何坏事,我没有罪。”

在目睹阿塔天葬之后回到成都,我才听说嘎登最终死在电刑之下。这是一种老式的刑罚,几十年前我在书本和电影上就见识过,把铜线缠绕在受刑人的耳朵、手指、脚趾上,再接通手摇电话机。摇动手柄时,产生的电压可高达一百二十伏特。穿过人体的电流量,通过摇动的快慢来控制。当快速摇动时,受刑者的身体立即发生痉挛、抽搐,如万箭穿心,惨叫声格外凄厉。死于电刑的人,通常是因为心脏麻痹。

其实嘎登已经料到他的结局,他一再对我说:

“不要再花钱请律师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又说:“这都是命中注定。”

六十八

半小时的会面,我听,嘎登讲,话题围绕着他最亲近的人。他有时自责:阿爸的拖拉机又老又旧,早说要换新的,生意忙,就给忘了。有时着急:现在财产都被没收了,买不成了,连给阿爸阿妈准备的养老钱也没了。有时犯愁:阿塔做事欠考虑,好端端一个商店,说不要就不要了,毕竟那是谋生的饭碗啊。

当听到阿塔去探望阿爸阿妈时,嘎登脸上露出了一种带着惆怅的笑。忽然他哽咽起来,继而掩面而泣。我正要讲几句排解悲伤的话,嘎登已抹净泪水,重新看着我。

“我想他们了。”他的声音低沉、嘶哑。

多么了不起的一条汉子!受刑再重,坐牢再苦,他都不曾流过一滴泪。我宽慰他说,我会尽力设法使他能见家人一面。嘎登连声道谢,但表情却是绝望的。

“你要是见到阿爸阿妈,就说我很好,没大事,最多坐三、五年的牢。”嘎登的声音恢复了平静。

“祝他们安康如意。”

“时间到了!”站在门边的看守人一声大叫。

嘎登缓缓立起身。看守人给他重新戴上工字型手铐与脚镣,被迫弯曲著腰的他,吃力地朝门口挪去。突然他转过身来,脸色赤红,两眼大睁,似乎意识到这次再见将是永别。他拼尽气力对我喊:“答应我,照顾好阿塔!”

我努力点头,眼泪夺眶而出。

脚镣声远去了,我仍坐着发呆。国安老友什么时候进来的,我竟然全无察觉。

“怎么样,想清楚了吧?”他边说边在我对面坐下。我没敢抬眼,但能感觉到他目光的尖锐。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

“嘎登就是那种‘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国安老友继续说,口气充满了感叹。“他就不想想,我们这么个大的政权,还对付不了他?比他顽固的人,我见多了,不都被我们的铁拳砸得粉碎!他有钱,又能怎么样,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哼哼,这就是分裂分子的下场。”

国安老友的声音像从虚幻的空中传来,阴冷、凛冽,我不禁浑身发抖。

“我曾提醒你不要成为分裂分子的帮凶,”国安老友话锋一转:“你没有听劝,居然还写出反动文章来。仅拿这一点,我就能轻松定你个‘危害国家安全罪’!当年在报社时,”国安老友说到这儿,语调放平缓了些。“你就是一个喜欢批评政府的人,但我始终认为你是爱国的。像嘎登这种伪装很深的人,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你一个劲儿地替他辩护,还要帮助他和他的搞分裂活动的全家。真是愚蠢之极!”

我一直没出声。国安老友的话像针尖一样扎进耳朵,依我的脾气早跟他争论起来。但眼下的我已如惊弓之鸟,既没情绪也没胆量去反驳他,只能装出一付洗耳恭听的样子。

“当然,我也说过,作为多年的朋友,我有责任挽救你。但你必须转变态度,照我说的办。我也不要你写什么保证书了,口头表个态就行。”国安老友停住了,显然在等我的反应。

我保持沉默。终于,国安老友失去了耐心。“你现在可以走了,”他冷冰冰地说:“跨出这道门,你的结局就跟嘎登一样。选择权在你。”

“我、我爱阿塔……”我的声音听着像一个溺水者在挣扎呼叫。同时我抬起头,眼巴巴望着他。

“这个嘛,我理解。”国安老友的脸上泛起嘲弄的笑。

“可是,你如果因此把身家性命也搭上了,不值啊!”

“让我带阿塔走吧,走得远远的,躲开政治,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

“不行。”

“阿塔和阿妈就要到成都了,我总不能不管吧?我能不能把母女俩先接到家,做一番解释工作,再送她们走?”

“不行。”

“那我就到车站去,跟阿塔、阿妈见最后一面。还不行吗?”

“不行就是不行!”国安老友眼露凶光。在与他的交往中,从不曾见过这样的目光。我的牙齿像受寒似的磕碰起来。国安老友要我来看嘎登的目的已经达到,此时我心中的恐惧无以复加:害怕坐牢,害怕拷打,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财产,还有我珍藏的古董们。

我给他下跪了,是的,下跪了。

“我照你说的办。只求你不要再折磨嘎登,放过阿塔、阿妈和阿爸。”

我痛哭流涕,头脑昏沉。国安老友怎样派人送我回家的,我都记不清了。

我像害了大病似的躺在床上,突然被电话的铃声吵得惊醒过来。话筒里传来国安老友的声音,虽然我永远也不想再听到他的声音,却不得不听。他像催命似的说:

“抓紧时间离开成都;不许跟阿塔、跟任何人联系;不要心存侥幸,你的所有行为都在我们的掌控中;阿塔见不到你,就会回家乡去。你的手机我来帮你处理,反正你也不缺那个钱。有了新手机号马上告诉我。”

末了,又着重叮嘱:“从昨天半夜到现在发生的一切,绝不能透露出去。”

我辞退了保姆,解雇了文秘,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带上最珍爱的古玩,独自驾车沿着漫长的公路,向北京开去。当我的凌志越野车开进北京城时,阿塔和阿妈乘坐的长途车正好到达位于成都西门的车站。

(待续)@#

──节录自《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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