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破柙记 (54)

作者:柳岸

老虎。(雅惠翻摄/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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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论语.季氏》

毕竟是九十年代的大学生,魏云英既不采取像父亲那样的“无言的抗议”,又不师法母亲那种宁折勿弯。三年半的“电子计算机”课程使得她有条件在极度密封的环境中毫无声息的存在。不仅保存了母亲遗留的“登记名单”还有机会制造与外界“战友”联络的条件。

世界已进入二十世纪的末尾,已经是公认的“信息时代”了。电脑在一些国家几乎已是家庭必备。在中国,它的名称却仍然叫做“电子计算机”。不知是出于对科学知识的盲视,还是有意保持这种无知,在那些专以人脑为工作对象的宣传部门和专以锻炼人狱为职志的公安部门眼中,“电子计算机”顾名思义不过是一台计算工具而已。商业行号的利润涨消,股票市场的此起彼落,金融财政部门的盈余赤字,它能提供的不过是正确而迅速的计算。而对人的思想行动的控制、监视却抵不上一次“党团会”,也不如那无孔不入的街道“小脚巡逻队”。或许在那些关注时事的作家手里它能助一臂之力,但中共认为没有读者、听众也就无法有影响力。

就靠这暂时的愚昧,中国大地上思想、言论的禁锢有过短时的疏漏。不少从官办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中难以得到消息、言论,能够不胫而走的流传。待到当局发现“电脑网路”的威力而迫不及待的“加强管理”时,那已是九十年代末期了。

魏云英正在电脑前思考,如何回应战友的好意安慰。

屏幕闪动,在刚才的“向妈妈致敬”的条文之后又有了一个“跟贴”:

“生死虽由‘人算’,公道却在人心!”

倾向更加鲜明,云英再一次忍不住涕泪滂沱。

魏仲民悄悄地走上楼来,见到女儿如此伤心自己也忍不住难过。他无法安慰也安慰不了,只好在门后一张椅子上坐定,大口吸烟,双眼盯着地面发呆。

云英却怕父亲伤心过度极力控制了自己,三把两把擦干眼泪走过来问道:

“爸,有事吗?”

魏仲民没抬头,含混不清的说:“刚才有个电话……”

“谁打来的?”

“他不肯说出名字。”

“说些什么?”云英奇怪地问。

“……他开始说……有一位军区首长,想为自己的孙子、孙女请一位家庭教师……”

军区的?屠杀学生的直接凶手!再说……不报名,不知他是谁,什么用意?不考虑!”云英仍对军队抱有极大的成见因而轻率地回绝。

“他还说……”魏仲民犹犹豫豫。

“还说什么?”

“他还说要你注意安全,最好能在这个时期避避嫌……”

“避嫌,避什么嫌?”魏云英不解。

“当然是有所指,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指的是什么。”魏仲民焦虑地说。

“会是什么人打来的呢?”云英思索着:“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好心关心我,又是请家教又是让我避嫌?……”

“我猜想……”魏仲民看着女儿的脸色:“可能是戈进军!”

“他?”云英惊讶地。

戈进军是市委副书记戈承志的大儿子,本市新升的权贵。现任市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在二道坝“工作组”任副组长期间因工作“卓有成效”,被市委书记罗国夫“阵前提拔”到市府“治安办公室”任常务副主任。他与魏云英是青梅竹马的玩伴,在双双进入大学时开始恋爱。当他从北京公安学院毕业分配回汴州工作时,魏云英刚上大学四年级,这时双方的家长已经为孩子们论及嫁娶了。不料“六四”事件到来,二人关系急遽降温,戈进军变得态度暧昧,待到云英入狱之后两家随即视同陌路。

“许是他听到什么风声,念及你们过去的关系打个电话提个醒?”魏仲民过去对戈进军印象不错,总存有某种幻想。

“不可能!”魏云英思考再三终于下了结论:“他是个十足的工作狂,‘权力动物’,绝不会在仕途原则上徇私冒险!”

“那会是谁?在我们这倒霉的时候还肯来递私下话。……”魏仲民再三思索也不得要领,只好就事论事:“不管是谁,这毕竟算是句好话,你要警惕一些!”

“好话?……”魏云英不以为然:“却不是好主意!”

“怎么?”

“我为什么要避嫌?避什么‘嫌’?不明白究竟而到处避嫌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做父亲的一听,女儿的话也确有道理。共产党自己最清楚,在对付异己者方面它是软硬不吃的。你想实事求是地做一番辩解,会被认为是“负隅顽抗”;你谦语卑词的自责,往往又是“作贼心虚”。

“那怎么办?”魏仲民为难地说:“我们两眼一抹黑,岂不任人宰割?”

“不用理他!”云英又经过一番思考果断地说:“我行我素!”

“那么要是再来这种电话?”魏仲民简直就像是向女儿请示。

难怪魏部长如此谨小慎微,确也有难言之苦。因为女儿是“刑满释放分子”,凡属有关她的电话很可能被监听。因此,魏云英从不接电话,而这承话转话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老爸身上。再加上她是敏感人物,一言一语都被无限放大,自然也就需要格外小心。

“听清对方口音,”女儿吩咐式地说:“要是素不相识就权当是好心人,表示感谢,请他放心。”

“要果然是戈进军?”魏仲民仍报一线希望。

“那……你就祝他工作顺利!”魏云英狡黠地笑说。

父女俩还想讨论下去,可楼下传来门铃声。魏仲民匆匆下楼。

来者是本地区公安派出所的“片警(派出所把所管辖的地域划分为‘片’,群众把负责本‘片’的民警称做‘片警’)”。

“小段同志!”魏仲民笑脸相迎。

“魏部长!”片警面对过气的首长仍然相当敬畏:“魏云英在家吗?”

“有什么事吗?”魏仲民不说女儿在不在,直问来意。

“是这样……”“片警”试图耐心地解释:“根据政府法令,‘刑满释放人员’都必须接受所在地区的公安部门及周围群众的监督管制。每月都必须主动到派出所至少做一次思想汇报。魏云英出狱也快半年了,从没遵守过。我们派出所领导决定,这一次她必须去一趟!”

“该去汇报些什么内容呢?”魏仲民摇着头十分认真地问。

“这就要看本人了,”小段背书似地说:“出狱后的思想变化,遵法、服法的认识,行动、表现等等。”

说来这也算“中国特色”的法律之一,即刑满出狱的人必须继续接受“监管”。而且这种“监管”在内容、范围、时间上均无明确规定,因而被“监管”者在思想、行动甚或生活上都会受到无形或有形的控制,群众称之为“监外执行的无期徒刑”。倘或这种控制只施之于一些刑事犯,杀人越货的强贼、惯盗倒也还罢了,不失为“善举”。但加诸“政治⎯⎯思想犯”身上却是一种理想意志的摧残。尤其是“思想汇报”一项,无异是强迫人出卖灵魂,甚具侮辱性。

对本派出所来说,省“三大麻烦”本地段有其二。主管人员的荣升、黜降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魏家的管制,这是绝不敢掉以轻心的。固然王素真的死减轻了压力,但魏云英却是个更难对付的角色。需要复杂微妙的“斗争艺术”。一方面,魏仲民虽然已“离休”但毕竟是本市少有的“高干”之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中国翻云覆雨的政治生态之中谁知“哪块云彩会下雨”?说不定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对付一个小小的派出所岂不像对付一只蚂蚁?另一方面,也是最难断定的,是魏云英与本市新贵戈进军不清不楚的关系。谁知他们是真散假散?在不明真相之下贸然采取措施则很可能奉承与刁难错位,导致事与愿违。更何况这一“监管”法令本身有一项缺陷,即是没有后续法律做后盾。它是以“监管”对象的“转变”为基础的,却没有规定倘若对象不“转变”该怎么办,而这种“转变”的判定又是以什么为标准?俗话说“罪大不过死”,倘有人宁死也不“转变”,你又有什么办法?真抓起来枪毙,还是再判刑、劳改?派出所拿捏不准分寸。

所有这一切使得派出所在执行此一职责时不无后顾之忧,尽管口头上严词不茍,但实际上却是虚与委蛇。好在魏云英不似乃母,行事谨慎有风度,不咄咄逼人。这使得派出所在每次填写“监管”报告时都可以以“未发现异常”来搪塞。

但是今天情况不同,是派出所“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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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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