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0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高亦清综合报导）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高研究发现，中国大陆许多农民工的孩子长大了仍然农民工。原因是父母养育观念错误导致孩子智力发育迟缓，受教育程度低，影响了发展。也有专家认为，主要是教育政策和社会体制，造成学生素质得不到提升的结果。
据大陆媒体报导，日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高披露了他带领的团队多年研究的结果。他们发现，在郑州的苹果公司的代工工厂为了保持流水线工作的稳定，只要智商偏低的人。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工人生活上重复周围人、前辈的轨迹，草率结婚、早早生养孩子、把孩子丢在老家，自己再出来打工。而孩子们长大了没有别的出路，只能继续做农民工。中国农村父子两代都是农民工的家庭有不少。滚滚的民工潮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而他们中的多数人却始终过着低质量生活。
经过进一步调查，罗斯高他们发现，这个怪圈能维持几十年并且日益扩大的原因是，农村孩子受教育程度很低。2013年，中国大陆农村高中入学率只有37%，而且据专家研究，如果学生从进入中学就知道自己不再读高中，他们的学习成绩不仅不增长，有的还会负增长。负增长意味着学生们把小学学的东西都忘了。
而农村孩子早早辍学主要是这些孩子感到学得没意思、学不懂、学了也没用，因而自己不想再读书了。罗斯高研究认为，这是因为目前中国大陆农村父母不具备足够的营养观念，对孩子的教育更是乏善可陈，导致孩子智商发育迟缓带来的直接后果。
罗斯高说，中国一半的小孩在农村，以后就有三成的劳动力智力发展缓慢。这些智力偏低的人，即使念完初中认知程度也维持在小学毕业之下。这些人的未来的最好的可能性就是流水线和低端劳务市场。
罗斯高是斯坦福的高级研究员、教授，他从12岁开始学中文，熟悉中国文化。近四十年来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待在中国，与中国学者合作，关心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进行相关研究。他下基层，做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被朋友们称为“比中国人还中国”。
教育政策和社会体制造成的恶果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问题学者薛驰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今大陆农村教育的种种问题，有社会转型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教育政策和社会体制造成的。他说，当前大陆教育和社会实际脱离太远，不能切实培养学生的社会生存能力，不能提升学生素质、改变人生命运，那为什么还要读这个书呢？
薛驰指出，由于经济结构的畸形，就业状况是很严峻的；同时，教育和企业、教育和社会之间还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能够把每年几千万的学生转变为合格的职业劳动者，所以一方面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存在企业找人难的问题。
农村孩子大都沦为多少职业技能的最低端劳力，极端的例子就是“黑窑工”。农村孩子不读书、读书少，社会生存能力低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这方面，可以说政府是严重失职渎职的。
薛驰认为，现在“教育无用论”严重毒害着我们这个社会。中国传统是诗书传家，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是，中共首先通过文革等政治运动，例如“白卷英雄”、“臭老九” 等等捣毁了这个传统。
他说，在后来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权贵官僚经济，出现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读个博士一样受洗脚上田的老板吆喝。这就从经济层面，更深入、更彻底、更全面的把“读书无用”贯彻的淋漓至尽。可以说农村孩子是受这种毒害最深的。
提高农村孩子受教育水平的有效办法
罗斯高提出，在农村建设早教中心，帮助和辅导农村父母以及爷爷奶奶等实际承担监护职责的人，教会他们如何给小孩做游戏，玩玩具，讲故事等。罗斯高们的实验证明，这种方法可以明显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这需要政府支持。
再就是在城市建设更多的小学，让这些孩子能够在城市上学。因为中国未来的工作机会将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些孩子的父母不可能都回到农村，这些孩子中的绝大部分早晚也将成为城市人口。
与罗斯高合作的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梁建章和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宏彬也联合撰文指出，大城市能产生更多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如保姆、保安、装修工人和司机等等。大城市对于农村人口的吸纳作用，是中小城市所无法替代的。扩大城市规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
然而，现在中国大城市纷纷采取“赶人”的政策，以控制大城市规模，这不但与经济（城市）发展的规律相悖，更对中国低收入人群的教育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他们认为，大城市不应该限制人口流入，而是应该加大土地供应、基础设施和教育设施的投入。不仅让农民工能在大城市工作，也能让他们的子女在大城市接受教育。 提供同样的教育水平，大城市的人均成本要低得多。农村的学校即便有钱也请不到优秀教师，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学生寥寥无几。＃
责任编辑：李沐恩
